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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宣布为非法，受到围剿。国共合作后，它在南京亮相，但它在武汉的地位比在南京要显著得多。它在武汉的官方代表团由于党的副主席周恩来经常坐镇而得到加强。在名义上，它是八路军的办事处；实际上，它是在战时同国民党打交道的全权机构。有一次，我独家采访了脾气急躁的叶挺，他是通过两党谈判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的。新四军是中共领导的第二支军队，它是在华中、华南坚持斗争的中国红军部队的基础上成立的。红军的主力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后，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第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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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在武汉，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了自1927年以来它的第一份合法的报纸《新华日报》。这不是一份地方性报纸，而是面向全国的大报。它创办的时候，举行了一个首发式，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参加了，我也到场，并且保存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右翼分子采取了种种手段来阻挠报纸的发行工作，包括恫吓销售《新华日报》的报童，甚至还故意制造了一起骚乱事件，但是，它的零售量和订阅量都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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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统一战线阵容中，虽然国民党把所有的部长席位都把持在自己的手里，但还是让周恩来担任了新改组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表明了国民党承认中共部队作战方法、特别是在部队中进行政治动员工作的有效性。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左翼作家郭沫若担任了负责宣传政工工作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在日本流亡十年，刚刚回国。他在1925—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中，在部队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再现，使人想起国共合作取得了胜利，而1927年的流血分裂则导致了民族灾难。这两件事，武汉都是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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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厅工作的，有许多知识分子，既有共产党人，也有进步的爱国人士。我作为记者，通过这个渠道，并通过他们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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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武汉感受到了新的机会，因为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而是再度团结起来，为祖国的独立和前途而奋斗。早在20世纪初，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是在武汉爆发的，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这个城市有许多地方，记录着为全国的统一和进步而奋斗的史迹。这是使武汉产生乐观气氛的因素之一。郭沫若本人是一个大诗人，他的诗集《武汉的希望》表达了这种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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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南京（它后来转化为军政官僚的巢穴）相比，武汉始终是一个工业重镇，工人阶级在这里经历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许多胜利和挫折。1926—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的工会的影响和实力达到了顶峰。在群众接管武汉前英国租界的斗争中，工会是主力军。自从19世纪中叶外国在中国开辟租界以来，这是收复租界的第一个城市。这里的工人运动经受住了1923年的军阀镇压，但是，在1927年国民党右翼的大屠杀以后，它多年受压抑。现在，它又重新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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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气氛发生变化的一个迹象，1938年5月1日，武汉11年来第一次庆祝了它的国际劳动节。在全市最大的公园里，广大工人群众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人王明的讲话。王明当时仍然居于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他一度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如今在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方面仍然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不是把国民党看作伙伴，而是奉为领导者。关于他，我以后还要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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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1938年的武汉燃起了乐观主义的火焰。这种乐观情绪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而形成的。这些胜利虽然规模不大，但日积月累，便取得了很大进展。这证明，革命的激情不仅可以帮助克服长征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而且也有助于在广大农村地区有效地反击敌人，削弱他们的力量，尽管许多城市沦陷于日本铁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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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乡村地区，节节前进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虽然前进的速度比较慢，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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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除了领导无能之外，还习惯于防守和打阵地战。这样的打法，有利于日本人，因为他们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还有强大的工业作后盾，因而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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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军队则不然，他们看准了日军战线拉得太长有鞭长莫及这个弱点，在防守力量薄弱的敌人据点之间有广大的空隙地区可以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敌后辽阔的农村地区就这样逐步成为解放区。正规军对正规军，当然日本侵略者占优势。侵略者的正规军对付保卫自己家乡的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就不同了，后者专门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往往以优势兵力和高度机智打败敌人，缴获敌人的部分武器和装备，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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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武器装备很差却得到人民支持的军队可以打败武器精良却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军队。这一点在十年内战期间已经被中国红军所证明，他们打败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夺取了大量武器装备。正如毛泽东所挖苦的那样：蒋介石成了红军的“运输大队长”，他把欧美供给他的武器装备运送给红军。后来的长征则证明，被迫的退却也可以转变成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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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武汉目睹1927年革命岁月的外国人中，许多人持反对态度，但也有一些人持同情态度。在这些持同情态度的外国人中，1938年仍然在武汉的只有美国新教的洛根·鲁茨主教。周恩来十几年以前就认识这位同情革命的公正老人，现在又找到他了。这位主教的宽敞住所很快就成了统一战线的一个“哨所”。左翼外宾中有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斯特朗1926—1927年也在武汉，后来离开了这里。史沫特莱长期以来一直站在中国革命一边。当地的外国人给鲁茨的住所起了个外号：“莫斯科—天堂轴心”。虽然斯特朗当时定居莫斯科，但这个地点跟莫斯科毫无关系。不过，这里的确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同武汉的外国军政官员进行接触的社交桥梁。人们可以在他的院子的草坪上喝茶，同周恩来和他的随员，以及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美国武官史迪威上校、武官助理弗兰克·多恩和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等在一起。卡尔森刚去共产党领导的地区视察归来。后面这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成了将军。关于卡尔森，我要多谈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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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我刚到武汉不久，卡尔森来看我。他长得又高又瘦，脸上布满皱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嘴上叼着烟斗，穿一件羊皮夹克，挎着一个帆布背包。他带着斯诺的一封介绍信，信中说，他是一位亲华反日的军官，想亲自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斯诺在信中问我，是否可以带卡尔森到八路军的武汉办事处去。他还带着另外一封斯诺给八路军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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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他见了叶剑英将军和董必武，他们是在周恩来之前到武汉的。他们同延安进行了联系，很快就安排他到敌后游击区根据地去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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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访问游击区归来后，满怀热情地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一切。他在正式报告中谈了他的所见所闻。他还直接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讲了这些情况——这一点是许多年以后才公开的。在他奉派来华时，罗斯福曾要求卡尔森直接写信给他，讲讲真实的情况。卡尔森同罗斯福的友谊是在佐治亚州温泉的“夏季白宫”建立起来的，罗斯福曾长时间在这里休养，卡尔森担任“夏季白宫”的警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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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巡视游击区前线归来后，还在武汉公开地讲过他的印象。我听过他在外国记者、传教士等人参加的集会上的讲演。他说，八路军是中国最能打仗的部队，对抗日最积极，在部队内部和军民关系上最民主。他赞扬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把他同美国历史上的人物作了对比，说他“像林肯一样谦逊，像李一样足智多谋，像格兰特一样顽强”(2)。当他谈到国民党将领蒋鼎文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当时国民党军队不仅封锁对八路军的军事供应，而且阻挠供给在抗日战斗中伤员的医疗物资。这个反共的死硬派将军不否认这件事，他对卡尔森咆哮道：“你不了解。他们的死活，我们是不在乎的。我们要他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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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历促使卡尔森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来中国以前，他对一切左派的东西充满了偏见（他曾经参与美国对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桑迪诺的武装干涉）。现在，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效率倍加赞扬，同观点相同的美国人更靠近了。战前在北京时，他已经听到斯诺讲述所亲见的中共和军队，现在有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认为：他们可能在抗日的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而日本将来也会成为美国的敌国，在反对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他们作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帮手是很重要的。在八路军中，他见到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使他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共的认识。他回到武汉后，帮助史沫特莱给八路军收集医药用品，协助斯诺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推动中国的“工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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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的新观点再也没有改变过，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闻名遐迩，成为有名的太平洋战区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司令官。他的训练和思想教育理念部分地吸收了他在八路军中所看到的东西。他的部队的战斗口号“Gung Ho”（工合，意思是“共同奋斗”）渊源于中国“工合”运动提倡的协同工作的箴言。在他1947年逝世以前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直言不讳地反对华盛顿支持蒋介石对中共重新发动内战的倒霉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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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官方的外国学生中，大家对共产党的战绩和政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当时旅行还比较自由，鲁茨主教的女儿弗朗西斯·鲁茨率领一个代表团（成员主要是美国传教士和青年），去晋东南朱德将军八路军总部参观访问，此行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参加了美国国内的进步运动。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成员，名叫拉尔夫·休斯，他是波兰人，以前曾经在“国际联盟”工作过。他写了一本书，题为《鱼翅和小米》，在美国出版后，颇为畅销。书名中的鱼翅是中国宴席上最昂贵的一道佳肴，小米则是老百姓的粗粮、八路军的主食。他以此来象征性地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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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岁月里，还有一个“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团经过武汉去延安访问，同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晤谈。其中的美国代表是莫利·亚德，她出生于中国一个传教士家庭。几十年以后，她领导了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成为美国女权运动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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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在武汉的中国人中间，人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紧密地融合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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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感到特别强烈的是他们对西班牙共和国保卫战的坚定支持，这是当时另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武装斗争。佛朗哥发动的军事叛乱得到了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军队和武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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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爱国歌曲在被禁止多年以后，1938年重新回荡在南京的上空。这酷似《马赛曲》的命运。据历史学家记载，《马赛曲》被卷土重来的君主和拿破仑第三帝国长期禁唱以后，于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重新出现在巴黎。1938年在武汉，除了这首爱国歌曲外，还增添了一种国际气氛，到处可以听到一首新的中国歌曲《保卫马德里！》。这首歌曲的诞生基于这样一种感情：中国和西班牙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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