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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时派来采访的记者中，有一位吉拉宁勋爵，这个红头发的小伙子是爱尔兰贵族。他被派来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记者业绩，而是沾了那个头衔的光，因为对某些读者来说，“勋爵”的头衔是颇有吸引力的。实际上，他为人是很谦逊的，尽管陪他一起来工作的东欧籍助手总是称呼他“勋爵老爷”。吉拉宁后来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当上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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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也是贵族出身的来访记者是安东尼·詹金森爵士。他的世袭爵位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他的一位同名祖先是英国早期派驻俄罗斯的使节之一，传说沙皇伊凡雷帝有意向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求婚，要他把这个信息带回英国，但是没有成功。他长得瘦而高，脸盘很小。他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像当时的许多学生一样，思想“左”倾。若干年后，他参与创办了《联合劳动新闻》并兼任主编，直言不讳地坚持反帝立场。后来我也曾为该报工作。当时我们都直呼其名“托尼”，省去了他的贵族头衔。他作为快艇运动员，成绩不凡，曾经同世界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弟弟莱斯特·海明威一起围绕加勒比海航行一圈，在报道中对当时这个地区盛行的右翼独裁统治进行了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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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除了政府各部门和外国使馆外，我们经常去打听新闻的外国人中还有端纳。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有些人干脆把他叫做“中国的端纳”。他是澳大利亚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早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期他就已经是战地记者了。1937年，他担任蒋介石和蒋夫人的顾问。一年以前，他由于协助解决“西安事变”而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在“西安事变”中，少帅张学良和另一位将军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经过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的调停，在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后，他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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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以后，我这个22岁的愣小子，竟然要求端纳安排我单独采访蒋介石。那里的老记者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端纳把话岔开，引导我采访了他自己。我们一边吃茶点，一边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讲述了他为中国做的许多事情。他特别谈到他是如何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的。他一一讲述了曾经准备颁给他的许多荣誉、奖章和勋章，但都被他谢绝了。我从来没有听人如此详细地谈论过自己的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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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的事实大概是准确的，端纳不是那种虚张声势、爱说假话的人。应该肯定，他是诚心诚意支持中国抗日的。1940年，当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倾向于同日本屈膝媾和并企图恢复内战的时候，他辞去了已担任多年的顾问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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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的经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发生“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他同他的中国籍秘书李小姐一起，正乘坐自己的小游艇，泛舟于茫茫的太平洋上——这是他喜欢的休息方式。这时，一直在海上巡逻的日本海军舰艇抓到了他。日本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如实地讲了。抓到这样一个人物，似乎应该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给中国大人物当顾问的这个著名的澳大利亚人肯定是日本最希望抓到的人之一。然而，日本人以为，端纳应该是在中国大陆或香港，或者在外国的某地访问。不论是日本军舰的舰长，还是日本的整个情报系统，都不会想到他竟然在大洋上驾船消遣。上岸以后，他被交给日本在菲律宾的一个平民集中营看管起来。登记注册时，他用的仍然是真名——日本人以为他同“中国的端纳”同名同姓，没有查出他就是真正的“中国的端纳”。日本投降后，他被释放。后来，他患了癌症，在夏威夷的病床上平静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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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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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八章 战地记者（二）：武汉、台儿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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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到武汉的转移是地理上的撤退。但是，许多人认为，这标志着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进步。根据我的经验，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继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之后，南京也陷落了。中国遭遇到它漫长历史上最深刻的危机。但是，“危机”一词在中文里是由“危险”的“危”和“机会”的“机”两个字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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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面临着“机会”：国家和人民有着团结起来、求得生存、最后夺取胜利的潜在能力。这种信心铸造了自尊心，它不仅表现在国家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个人的言行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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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昂扬向上的“武汉情绪”在国民党区域里只存在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它却被人们长期怀念着，不仅中国人怀念它，而且亲身经历过那段时期的外国人也怀念它，包括用英文写作的大部分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从左派的史沫特莱到中间派和右派的外国大媒体记者都是如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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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不仅怀念武汉，而且希望在别的地方找到民族希望的中心。他们更加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这些根据地主要是通过游击战在敌占区的后方从日本人手中夺取的。武汉的气氛比南京要自由得多。在南京，由于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人们不大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而在武汉，情况大不一样。1938年是国共两大政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第一年，也是形势最好的一年。武汉的书店公开出售中国人和外国人写的关于长征和红区的著作，如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著作，特别是关于抗日战略的著作，可以公开购买和讨论，而过去有这样的书是可能掉脑袋的。年轻人尤其喜欢这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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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武汉的不仅有来自南京的官员，而且还有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教授、学生、进步作家和编辑。他们在武汉市建立了许多开明的和左翼的出版机构。他们出版的图书，质量优良，充满朝气，备受读者青睐，而国民党或保守派、唯美派的官方和半官方出版物由于毫不涉及当前的紧迫问题，因而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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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宣布为非法，受到围剿。国共合作后，它在南京亮相，但它在武汉的地位比在南京要显著得多。它在武汉的官方代表团由于党的副主席周恩来经常坐镇而得到加强。在名义上，它是八路军的办事处；实际上，它是在战时同国民党打交道的全权机构。有一次，我独家采访了脾气急躁的叶挺，他是通过两党谈判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的。新四军是中共领导的第二支军队，它是在华中、华南坚持斗争的中国红军部队的基础上成立的。红军的主力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后，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第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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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在武汉，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了自1927年以来它的第一份合法的报纸《新华日报》。这不是一份地方性报纸，而是面向全国的大报。它创办的时候，举行了一个首发式，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参加了，我也到场，并且保存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右翼分子采取了种种手段来阻挠报纸的发行工作，包括恫吓销售《新华日报》的报童，甚至还故意制造了一起骚乱事件，但是，它的零售量和订阅量都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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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统一战线阵容中，虽然国民党把所有的部长席位都把持在自己的手里，但还是让周恩来担任了新改组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表明了国民党承认中共部队作战方法、特别是在部队中进行政治动员工作的有效性。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左翼作家郭沫若担任了负责宣传政工工作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在日本流亡十年，刚刚回国。他在1925—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中，在部队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再现，使人想起国共合作取得了胜利，而1927年的流血分裂则导致了民族灾难。这两件事，武汉都是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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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厅工作的，有许多知识分子，既有共产党人，也有进步的爱国人士。我作为记者，通过这个渠道，并通过他们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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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武汉感受到了新的机会，因为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而是再度团结起来，为祖国的独立和前途而奋斗。早在20世纪初，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是在武汉爆发的，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这个城市有许多地方，记录着为全国的统一和进步而奋斗的史迹。这是使武汉产生乐观气氛的因素之一。郭沫若本人是一个大诗人，他的诗集《武汉的希望》表达了这种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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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南京（它后来转化为军政官僚的巢穴）相比，武汉始终是一个工业重镇，工人阶级在这里经历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许多胜利和挫折。1926—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的工会的影响和实力达到了顶峰。在群众接管武汉前英国租界的斗争中，工会是主力军。自从19世纪中叶外国在中国开辟租界以来，这是收复租界的第一个城市。这里的工人运动经受住了1923年的军阀镇压，但是，在1927年国民党右翼的大屠杀以后，它多年受压抑。现在，它又重新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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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气氛发生变化的一个迹象，1938年5月1日，武汉11年来第一次庆祝了它的国际劳动节。在全市最大的公园里，广大工人群众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人王明的讲话。王明当时仍然居于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他一度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如今在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方面仍然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不是把国民党看作伙伴，而是奉为领导者。关于他，我以后还要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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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1938年的武汉燃起了乐观主义的火焰。这种乐观情绪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而形成的。这些胜利虽然规模不大，但日积月累，便取得了很大进展。这证明，革命的激情不仅可以帮助克服长征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而且也有助于在广大农村地区有效地反击敌人，削弱他们的力量，尽管许多城市沦陷于日本铁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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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乡村地区，节节前进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虽然前进的速度比较慢，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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