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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除了领导无能之外，还习惯于防守和打阵地战。这样的打法，有利于日本人，因为他们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还有强大的工业作后盾，因而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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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军队则不然，他们看准了日军战线拉得太长有鞭长莫及这个弱点，在防守力量薄弱的敌人据点之间有广大的空隙地区可以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敌后辽阔的农村地区就这样逐步成为解放区。正规军对正规军，当然日本侵略者占优势。侵略者的正规军对付保卫自己家乡的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就不同了，后者专门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往往以优势兵力和高度机智打败敌人，缴获敌人的部分武器和装备，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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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武器装备很差却得到人民支持的军队可以打败武器精良却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军队。这一点在十年内战期间已经被中国红军所证明，他们打败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夺取了大量武器装备。正如毛泽东所挖苦的那样：蒋介石成了红军的“运输大队长”，他把欧美供给他的武器装备运送给红军。后来的长征则证明，被迫的退却也可以转变成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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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武汉目睹1927年革命岁月的外国人中，许多人持反对态度，但也有一些人持同情态度。在这些持同情态度的外国人中，1938年仍然在武汉的只有美国新教的洛根·鲁茨主教。周恩来十几年以前就认识这位同情革命的公正老人，现在又找到他了。这位主教的宽敞住所很快就成了统一战线的一个“哨所”。左翼外宾中有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斯特朗1926—1927年也在武汉，后来离开了这里。史沫特莱长期以来一直站在中国革命一边。当地的外国人给鲁茨的住所起了个外号：“莫斯科—天堂轴心”。虽然斯特朗当时定居莫斯科，但这个地点跟莫斯科毫无关系。不过，这里的确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同武汉的外国军政官员进行接触的社交桥梁。人们可以在他的院子的草坪上喝茶，同周恩来和他的随员，以及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美国武官史迪威上校、武官助理弗兰克·多恩和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等在一起。卡尔森刚去共产党领导的地区视察归来。后面这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成了将军。关于卡尔森，我要多谈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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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我刚到武汉不久，卡尔森来看我。他长得又高又瘦，脸上布满皱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嘴上叼着烟斗，穿一件羊皮夹克，挎着一个帆布背包。他带着斯诺的一封介绍信，信中说，他是一位亲华反日的军官，想亲自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斯诺在信中问我，是否可以带卡尔森到八路军的武汉办事处去。他还带着另外一封斯诺给八路军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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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他见了叶剑英将军和董必武，他们是在周恩来之前到武汉的。他们同延安进行了联系，很快就安排他到敌后游击区根据地去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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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访问游击区归来后，满怀热情地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一切。他在正式报告中谈了他的所见所闻。他还直接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讲了这些情况——这一点是许多年以后才公开的。在他奉派来华时，罗斯福曾要求卡尔森直接写信给他，讲讲真实的情况。卡尔森同罗斯福的友谊是在佐治亚州温泉的“夏季白宫”建立起来的，罗斯福曾长时间在这里休养，卡尔森担任“夏季白宫”的警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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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巡视游击区前线归来后，还在武汉公开地讲过他的印象。我听过他在外国记者、传教士等人参加的集会上的讲演。他说，八路军是中国最能打仗的部队，对抗日最积极，在部队内部和军民关系上最民主。他赞扬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把他同美国历史上的人物作了对比，说他“像林肯一样谦逊，像李一样足智多谋，像格兰特一样顽强”(2)。当他谈到国民党将领蒋鼎文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当时国民党军队不仅封锁对八路军的军事供应，而且阻挠供给在抗日战斗中伤员的医疗物资。这个反共的死硬派将军不否认这件事，他对卡尔森咆哮道：“你不了解。他们的死活，我们是不在乎的。我们要他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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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历促使卡尔森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来中国以前，他对一切左派的东西充满了偏见（他曾经参与美国对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桑迪诺的武装干涉）。现在，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效率倍加赞扬，同观点相同的美国人更靠近了。战前在北京时，他已经听到斯诺讲述所亲见的中共和军队，现在有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认为：他们可能在抗日的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而日本将来也会成为美国的敌国，在反对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他们作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帮手是很重要的。在八路军中，他见到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使他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共的认识。他回到武汉后，帮助史沫特莱给八路军收集医药用品，协助斯诺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推动中国的“工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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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的新观点再也没有改变过，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闻名遐迩，成为有名的太平洋战区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司令官。他的训练和思想教育理念部分地吸收了他在八路军中所看到的东西。他的部队的战斗口号“Gung Ho”（工合，意思是“共同奋斗”）渊源于中国“工合”运动提倡的协同工作的箴言。在他1947年逝世以前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直言不讳地反对华盛顿支持蒋介石对中共重新发动内战的倒霉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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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官方的外国学生中，大家对共产党的战绩和政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当时旅行还比较自由，鲁茨主教的女儿弗朗西斯·鲁茨率领一个代表团（成员主要是美国传教士和青年），去晋东南朱德将军八路军总部参观访问，此行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参加了美国国内的进步运动。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成员，名叫拉尔夫·休斯，他是波兰人，以前曾经在“国际联盟”工作过。他写了一本书，题为《鱼翅和小米》，在美国出版后，颇为畅销。书名中的鱼翅是中国宴席上最昂贵的一道佳肴，小米则是老百姓的粗粮、八路军的主食。他以此来象征性地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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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岁月里，还有一个“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团经过武汉去延安访问，同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晤谈。其中的美国代表是莫利·亚德，她出生于中国一个传教士家庭。几十年以后，她领导了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成为美国女权运动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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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在武汉的中国人中间，人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紧密地融合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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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感到特别强烈的是他们对西班牙共和国保卫战的坚定支持，这是当时另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武装斗争。佛朗哥发动的军事叛乱得到了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军队和武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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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爱国歌曲在被禁止多年以后，1938年重新回荡在南京的上空。这酷似《马赛曲》的命运。据历史学家记载，《马赛曲》被卷土重来的君主和拿破仑第三帝国长期禁唱以后，于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重新出现在巴黎。1938年在武汉，除了这首爱国歌曲外，还增添了一种国际气氛，到处可以听到一首新的中国歌曲《保卫马德里！》。这首歌曲的诞生基于这样一种感情：中国和西班牙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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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热情之花”(3)是谁。在援助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大约有一百多名居住在西方的中国人自愿参加。在武汉，我碰见了来自西班牙前线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他准备去敌后八路军根据地建立一个战地医疗队，为伤病员服务。这位技术精湛、忠诚的国际主义战士牺牲在他的岗位上，他的英名在中国永垂不朽。毛泽东所作的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在全国家喻户晓。从同一条道路上，还来了一位出色的荷兰纪录片先驱者佐里士·伊文思。陪同他一道从西班牙来华的，是著名的匈牙利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凯帕（他后来加入美国籍）。当西班牙共和国惨遭失败后，被关押在法国拘留营的二三十位国际纵队医生，又来到中国为反法西斯战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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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我从充满乐观气氛的武汉去前线采访，目睹了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正规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一胜利使全国振奋，把高昂的情绪推向顶点。台儿庄位于江苏和山东两省交界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作战，而远在北方的共产党游击队则切断日军的交通线，拦阻敌人的增援，这是在统一战线中互相配合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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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台儿庄采访的一行人可谓是意气相投、配合默契的最佳搭档。伊文思的电影班子刚刚来自战火纷飞的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拍摄了一部闻名世界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在中国，他们正在创作另一部纪录片《四万万人》，它将产生同样的效果，解说者是美国电影明星弗雷德里克·马奇。该片将包括：他们亲眼目睹的台儿庄战役情况，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区的情况。国民党不让他们去那里，他们设法把摄影机交给当地的一位摄影师，让他拍摄后把胶卷交给他们。我们这一行人中还有那位有头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森，他刚从敌后共产党游击区访问归来。再一位就是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手下的曹亮。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的《中国之声》社。他在教会学校教书，是一位地下共产党员。这个人非常出众，我以后还要讲到他多年来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之中还有来自国民党宣传部的人，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一个是官方的摄影师，他指手画脚，说哪些能拍摄，哪些不能拍摄。他把别人拍摄的东西用自己的摄影机复制一份，供新闻检查用。滑稽的是，我们的“总管”是大腹便便的西奥多·杜先生，他曾经是基督教青年会唱诗班的指挥，后来被授予战时准将。然而他一点也没有军人的味道，还有两站地就到达台儿庄的铁路交叉点了，他突然奔过来，惊恐地说：“我们不能再走了，我发现昨天这里落了一颗日本炮弹！”让我们转身回去也许正合他（和他的上司）的心意。但是，既然已经到了今天和明天都会落下炮弹和炸弹的地方，我们就毫不在乎地耸耸肩，不理会这位“勇士”。上述这些情况反映出战争过渡时期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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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局面还是乐观的，越接近前线，越是如此。战区司令部设在战略要地徐州（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大炮的轰鸣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躺着大批奄奄一息的士兵，如果不赶快把他们撤到后方去，他们是很难活下去的。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城市的街道上却依然生气勃勃。墙壁上贴满了新的爱国标语。部队和当地应征入伍的新兵源源不断地行进着。平民生活仍然活跃如常。报童叫卖着报纸。身背广告牌的人照样宣传着正上演的戏剧和电影。学生宣传队自发地在户外表演着时事短剧。在公园里，妇女带领着儿童玩耍。尽管轰炸声不绝于耳，但这里的人们似乎比遥远的武汉更有信心。在武汉，人们担心徐州被突破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在徐州，人们在期待着把日本鬼子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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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区司令部的门口，挤满了赶着猪来慰劳将士们的农民。我们在这里采访了统帅30万大军的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他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属于桂系。他的部队是从靠近越南的多民族省份广西带来的。李宗仁将军是南方人，面目清瘦，但精神矍铄。他把台儿庄的胜利归功于人民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来自爱国主义精神，也由于战区禁止一切无偿的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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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了半个小时的火车，离台儿庄更近了。我们吃力地步行到孙连仲将军的前线指挥部。孙将军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满脸胡须，由于前两周指挥战斗，缺少睡眠，过度疲劳，声音有点嘶哑。战斗的枪炮声依稀可闻，农民已照常在春意盎然的田间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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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我们越过架设在古运河上的一个浮桥到了台儿庄。到处是瓦砾，尸横遍野，许多是阵亡的士兵，有一个是农民，在他那只伸出去的手臂旁边是一只死鹅（大概他是想把它抱到安全的地方去吧）。附近还有一些躺在铁制弹簧床上的日本士兵的尸体，这是日军溃逃以前准备把他们拖到空地上去焚烧的，他们只来得及烧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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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指挥部队进行惨烈的肉搏巷战，终于把侵略者赶走了。同他的军阶相比，他还很年轻，只有三十来岁，细长的个子，显得很精明能干。他的军服在战斗中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所以换上了皮夹克和便裤。他说，他的部队有70％的官兵在过去几个月的战斗中为国捐躯，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城墙已有一半被炮弹炸毁。在城外，有四辆被日军丢弃的坦克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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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战役的一个特点是，这个仗主要是杂牌军打的。所谓杂牌军，就是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以外的部队。他们的装备很差，均来自边远省份，被蒋介石的最高统帅部所轻视。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是勇敢、不怕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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