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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热情之花”(3)是谁。在援助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大约有一百多名居住在西方的中国人自愿参加。在武汉，我碰见了来自西班牙前线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他准备去敌后八路军根据地建立一个战地医疗队，为伤病员服务。这位技术精湛、忠诚的国际主义战士牺牲在他的岗位上，他的英名在中国永垂不朽。毛泽东所作的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在全国家喻户晓。从同一条道路上，还来了一位出色的荷兰纪录片先驱者佐里士·伊文思。陪同他一道从西班牙来华的，是著名的匈牙利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凯帕（他后来加入美国籍）。当西班牙共和国惨遭失败后，被关押在法国拘留营的二三十位国际纵队医生，又来到中国为反法西斯战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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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我从充满乐观气氛的武汉去前线采访，目睹了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正规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一胜利使全国振奋，把高昂的情绪推向顶点。台儿庄位于江苏和山东两省交界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作战，而远在北方的共产党游击队则切断日军的交通线，拦阻敌人的增援，这是在统一战线中互相配合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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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台儿庄采访的一行人可谓是意气相投、配合默契的最佳搭档。伊文思的电影班子刚刚来自战火纷飞的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拍摄了一部闻名世界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在中国，他们正在创作另一部纪录片《四万万人》，它将产生同样的效果，解说者是美国电影明星弗雷德里克·马奇。该片将包括：他们亲眼目睹的台儿庄战役情况，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区的情况。国民党不让他们去那里，他们设法把摄影机交给当地的一位摄影师，让他拍摄后把胶卷交给他们。我们这一行人中还有那位有头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森，他刚从敌后共产党游击区访问归来。再一位就是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手下的曹亮。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的《中国之声》社。他在教会学校教书，是一位地下共产党员。这个人非常出众，我以后还要讲到他多年来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之中还有来自国民党宣传部的人，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一个是官方的摄影师，他指手画脚，说哪些能拍摄，哪些不能拍摄。他把别人拍摄的东西用自己的摄影机复制一份，供新闻检查用。滑稽的是，我们的“总管”是大腹便便的西奥多·杜先生，他曾经是基督教青年会唱诗班的指挥，后来被授予战时准将。然而他一点也没有军人的味道，还有两站地就到达台儿庄的铁路交叉点了，他突然奔过来，惊恐地说：“我们不能再走了，我发现昨天这里落了一颗日本炮弹！”让我们转身回去也许正合他（和他的上司）的心意。但是，既然已经到了今天和明天都会落下炮弹和炸弹的地方，我们就毫不在乎地耸耸肩，不理会这位“勇士”。上述这些情况反映出战争过渡时期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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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局面还是乐观的，越接近前线，越是如此。战区司令部设在战略要地徐州（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大炮的轰鸣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躺着大批奄奄一息的士兵，如果不赶快把他们撤到后方去，他们是很难活下去的。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城市的街道上却依然生气勃勃。墙壁上贴满了新的爱国标语。部队和当地应征入伍的新兵源源不断地行进着。平民生活仍然活跃如常。报童叫卖着报纸。身背广告牌的人照样宣传着正上演的戏剧和电影。学生宣传队自发地在户外表演着时事短剧。在公园里，妇女带领着儿童玩耍。尽管轰炸声不绝于耳，但这里的人们似乎比遥远的武汉更有信心。在武汉，人们担心徐州被突破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在徐州，人们在期待着把日本鬼子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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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区司令部的门口，挤满了赶着猪来慰劳将士们的农民。我们在这里采访了统帅30万大军的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他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属于桂系。他的部队是从靠近越南的多民族省份广西带来的。李宗仁将军是南方人，面目清瘦，但精神矍铄。他把台儿庄的胜利归功于人民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来自爱国主义精神，也由于战区禁止一切无偿的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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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了半个小时的火车，离台儿庄更近了。我们吃力地步行到孙连仲将军的前线指挥部。孙将军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满脸胡须，由于前两周指挥战斗，缺少睡眠，过度疲劳，声音有点嘶哑。战斗的枪炮声依稀可闻，农民已照常在春意盎然的田间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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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我们越过架设在古运河上的一个浮桥到了台儿庄。到处是瓦砾，尸横遍野，许多是阵亡的士兵，有一个是农民，在他那只伸出去的手臂旁边是一只死鹅（大概他是想把它抱到安全的地方去吧）。附近还有一些躺在铁制弹簧床上的日本士兵的尸体，这是日军溃逃以前准备把他们拖到空地上去焚烧的，他们只来得及烧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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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指挥部队进行惨烈的肉搏巷战，终于把侵略者赶走了。同他的军阶相比，他还很年轻，只有三十来岁，细长的个子，显得很精明能干。他的军服在战斗中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所以换上了皮夹克和便裤。他说，他的部队有70％的官兵在过去几个月的战斗中为国捐躯，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城墙已有一半被炮弹炸毁。在城外，有四辆被日军丢弃的坦克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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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战役的一个特点是，这个仗主要是杂牌军打的。所谓杂牌军，就是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以外的部队。他们的装备很差，均来自边远省份，被蒋介石的最高统帅部所轻视。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是勇敢、不怕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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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上说，这表现了无远弗届的民族精神，因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参与了这一战役。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是保存起来作为他的政权的支柱的，所以只是从远处打打炮，而且数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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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高级发言人对他们在台儿庄的失利感到震惊，何况又是败在杂牌军的手里。他们采取了惯用的掩盖败绩的手法：在许多天里，他们不仅矢口否认台儿庄被中国人收复，而且还说什么徐州（台儿庄是它的前哨基地）从来不是日本进攻的目标。其实，徐州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它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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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29日，即“台儿庄大捷”三周以后，武汉的士气由于武汉上空的一次空战胜利而进一步提高。我亲眼目睹了这次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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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念的，这有许多原因。它是华北、上海和南京沦陷以后，中国在正面战场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城镇。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且有能力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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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台儿庄的胜利受到普遍的欢呼：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在延安和解放区、在敌占区，人民莫不欢欣鼓舞。甚至连海外的华侨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朋友，也为之雀跃。外国的许多人，包括官方人士，对中国能不能坚持打下去，曾经产生过怀疑，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疑虑消除了。对日本侵略者来说，他们在台儿庄的失败使他们为之震惊，他们军队的士气受到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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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一个士兵的尸体上发现的一首诗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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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时占领天津，六小时拿下济南，为何区区台儿庄，久攻不克如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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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虽然在台儿庄受挫，但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不死。在我们去台儿庄的路上，经过一处看来空旷的田地，一个孤独的日本伤兵在一个用毯子盖着的弹坑里不断向我们开枪，直到护送我们的中国士兵把他打死。他本来可以躲过我们的视线，但却故意寻求“光荣的自杀”。他显然深受日本军部的思想毒害，在他看来，落入中国人手里，必然被折磨致死；如果能够作为俘虏生存下来，那也是对天皇、对自己和全家人的一个耻辱。我们的一个中国同伴说，太遗憾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日语，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开导开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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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回忆说，在中共领导的战区经常组织这样的工作。他见过一些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些人起初也想自杀或故意让中国卫兵杀掉他们，但现在他们不仅还活着，而且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当他们被告知，可以重新回原来的日本部队，也可以留下来时，他们选择了后者。其中有些人还认识到，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的战争对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有害的。他们冒着危险，用高音喇叭对战线那边的日军喊话，过去他们忠诚于天皇的神话，现在他们忠诚于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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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取得了大有希望的、鼓舞人心的胜利，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整个战略决策没有跟上去。机动战和游击战在正面战场上并没有增加，而只是在敌后解放区进行着。在随后的一年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有毛泽东那样的远见卓识。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这部纲领性著作中，阐述了抗日的三个阶段以及如何从防御最后转入反攻。这需要把全民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而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是一心要保存实力，不用于抗日，以便将来打内战，巩固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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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台儿庄取得了胜利，但周围地区的中国战线在1938年5月底开始明显地呈现崩溃状态。日军对徐州大举增兵，徐州在几周内就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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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日本侵略者开始向武汉推进。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企图用洪水阻挡日军前进，但并没有能阻挡多久，倒是中国的无数村庄被淹没，老百姓淹死了几十万。这同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毁坏乡村和田野的是日本人，而人民则是努力保护家园和田地。如果城镇被日军占领，他们奋力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在台儿庄战役以后，两个战场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在战术上是如此，在基本方针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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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沉寂的国民党右派和投降派这时又嚣张起来。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及其党羽从欧洲等地流亡归来后，投降派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外表温文尔雅的汪精卫是个政治上的变色龙，他像演员一样，不断变换着角色。在1926—1927年，他曾领导武汉的革命统一战线政府反对蒋介石。后来，他像蒋介石一样屠杀左派，在反动营垒里同蒋介石争权，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到国外，同墨索里尼和德国纳粹分子勾勾搭搭。当1938年他重新出现在武汉的时候，又打扮成了一个渴望参加抗战的爱国者。他的左右手陈公博和周佛海更为善变。他们两人曾经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2个代表中的两个。后来，他们在国民党内从左翼变成右翼。他们两人被安插在武汉的战时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长的职务。两人同汪精卫一起在1940年变节，投入日本营垒，成为被人唾骂的汉奸。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死于狱中，陈公博则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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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这三人都有着不愉快的记忆。汪精卫在公共场合同别人握手时，总是毫无生气、软绵绵的。衣冠楚楚、有点女人腔的陈公博曾经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似乎老是在演戏。他和戴眼镜的周佛海在同记者打交道时，明显也喜欢那些讲德语或日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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