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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上说,这表现了无远弗届的民族精神,因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参与了这一战役。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是保存起来作为他的政权的支柱的,所以只是从远处打打炮,而且数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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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高级发言人对他们在台儿庄的失利感到震惊,何况又是败在杂牌军的手里。他们采取了惯用的掩盖败绩的手法:在许多天里,他们不仅矢口否认台儿庄被中国人收复,而且还说什么徐州(台儿庄是它的前哨基地)从来不是日本进攻的目标。其实,徐州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它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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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29日,即“台儿庄大捷”三周以后,武汉的士气由于武汉上空的一次空战胜利而进一步提高。我亲眼目睹了这次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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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念的,这有许多原因。它是华北、上海和南京沦陷以后,中国在正面战场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城镇。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且有能力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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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台儿庄的胜利受到普遍的欢呼: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在延安和解放区、在敌占区,人民莫不欢欣鼓舞。甚至连海外的华侨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朋友,也为之雀跃。外国的许多人,包括官方人士,对中国能不能坚持打下去,曾经产生过怀疑,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疑虑消除了。对日本侵略者来说,他们在台儿庄的失败使他们为之震惊,他们军队的士气受到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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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一个士兵的尸体上发现的一首诗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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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时占领天津,六小时拿下济南,为何区区台儿庄,久攻不克如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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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虽然在台儿庄受挫,但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不死。在我们去台儿庄的路上,经过一处看来空旷的田地,一个孤独的日本伤兵在一个用毯子盖着的弹坑里不断向我们开枪,直到护送我们的中国士兵把他打死。他本来可以躲过我们的视线,但却故意寻求“光荣的自杀”。他显然深受日本军部的思想毒害,在他看来,落入中国人手里,必然被折磨致死;如果能够作为俘虏生存下来,那也是对天皇、对自己和全家人的一个耻辱。我们的一个中国同伴说,太遗憾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日语,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开导开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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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回忆说,在中共领导的战区经常组织这样的工作。他见过一些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些人起初也想自杀或故意让中国卫兵杀掉他们,但现在他们不仅还活着,而且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当他们被告知,可以重新回原来的日本部队,也可以留下来时,他们选择了后者。其中有些人还认识到,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的战争对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有害的。他们冒着危险,用高音喇叭对战线那边的日军喊话,过去他们忠诚于天皇的神话,现在他们忠诚于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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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取得了大有希望的、鼓舞人心的胜利,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整个战略决策没有跟上去。机动战和游击战在正面战场上并没有增加,而只是在敌后解放区进行着。在随后的一年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有毛泽东那样的远见卓识。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这部纲领性著作中,阐述了抗日的三个阶段以及如何从防御最后转入反攻。这需要把全民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而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是一心要保存实力,不用于抗日,以便将来打内战,巩固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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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台儿庄取得了胜利,但周围地区的中国战线在1938年5月底开始明显地呈现崩溃状态。日军对徐州大举增兵,徐州在几周内就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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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日本侵略者开始向武汉推进。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企图用洪水阻挡日军前进,但并没有能阻挡多久,倒是中国的无数村庄被淹没,老百姓淹死了几十万。这同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毁坏乡村和田野的是日本人,而人民则是努力保护家园和田地。如果城镇被日军占领,他们奋力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在台儿庄战役以后,两个战场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在战术上是如此,在基本方针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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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沉寂的国民党右派和投降派这时又嚣张起来。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及其党羽从欧洲等地流亡归来后,投降派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外表温文尔雅的汪精卫是个政治上的变色龙,他像演员一样,不断变换着角色。在1926—1927年,他曾领导武汉的革命统一战线政府反对蒋介石。后来,他像蒋介石一样屠杀左派,在反动营垒里同蒋介石争权,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到国外,同墨索里尼和德国纳粹分子勾勾搭搭。当1938年他重新出现在武汉的时候,又打扮成了一个渴望参加抗战的爱国者。他的左右手陈公博和周佛海更为善变。他们两人曾经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2个代表中的两个。后来,他们在国民党内从左翼变成右翼。他们两人被安插在武汉的战时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长的职务。两人同汪精卫一起在1940年变节,投入日本营垒,成为被人唾骂的汉奸。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死于狱中,陈公博则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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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这三人都有着不愉快的记忆。汪精卫在公共场合同别人握手时,总是毫无生气、软绵绵的。衣冠楚楚、有点女人腔的陈公博曾经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似乎老是在演戏。他和戴眼镜的周佛海在同记者打交道时,明显也喜欢那些讲德语或日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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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复杂的时期,共产党也有重要的人物叛逃,他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是中央委员,还一度担任过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只身一人溜入国民党阵营,甚至连他的贴身警卫都没有跟着他走。他是一个追逐名利的野心家,长期以来在许多问题上忽左忽右。他的个人野心逐渐成为他的主要动机。在长征路上,他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分裂党,最终把他统帅的第四方面军引向绝路,在中国西部差一点儿被回族军阀消灭掉。他原想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寻找一个安全地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则走向未来的抗日战场。张国焘叛逃后,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了许多职务,有些职务名义上很高,但无实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逃到香港,后来移居加拿大,最后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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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我顺便从武汉去了一趟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毛泽东的故乡。在那里,我目睹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革命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虽然简单,但却很值得注意。尽管经过残酷的镇压,这种精神仍然不死。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人力车夫为了讨好乘客,总是拉着车小跑。在长沙则不然,他们最多是快步走。如果乘客要求他们拉着车跑,他们会放下车把说:“请下车,你自己跑吧!”这是多年以前强大而且好斗的人力车夫工会举行胜利罢工的结果,虽然这个工会早已遭到镇压,但它的遗风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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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它作为中国战时临时首都的作用便寿终正寝。国民党上层向右转的趋势进一步增加。在汪精卫叛国以后,蒋介石再次声明抗日到底的决心。但是,内部的投降派并没有被清除出去。不过,中下层的积极抗日情绪仍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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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中间,我并没有成为一个“最后的守望者”,因为我在1938年7月被调到中国的另一个大城市广州。那里也是一个主要的前线,经常遭到日本的狂轰滥炸。它同武汉一样,也是在10月份被日军占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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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陷落,不折不扣是最后一个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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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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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一张集体照片中的人物自称“最后的守望者”,其中大多数人在武汉坚持到最后一刻。他们是:史沫特莱;美国官员: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助理武官弗兰克·多恩和使馆秘书约翰·戴维斯;记者:F.M.费希尔、杰克·贝尔登和A.T.斯蒂尔;英国作家弗雷达·厄特利,以及中国共产党官员章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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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李(Robert E.Lee,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著名统帅,后半生致力于教育工作。格兰特(Ulyleeo S.Grant,1822—1885),美国军事家,在南北战争中战功卓著,为美国第18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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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承《今日中国》老同事、西文部主任徐钟麟同志告知,“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是西班牙的群众对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的赞誉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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