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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上说，这表现了无远弗届的民族精神，因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参与了这一战役。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是保存起来作为他的政权的支柱的，所以只是从远处打打炮，而且数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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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高级发言人对他们在台儿庄的失利感到震惊，何况又是败在杂牌军的手里。他们采取了惯用的掩盖败绩的手法：在许多天里，他们不仅矢口否认台儿庄被中国人收复，而且还说什么徐州（台儿庄是它的前哨基地）从来不是日本进攻的目标。其实，徐州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它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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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29日，即“台儿庄大捷”三周以后，武汉的士气由于武汉上空的一次空战胜利而进一步提高。我亲眼目睹了这次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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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念的，这有许多原因。它是华北、上海和南京沦陷以后，中国在正面战场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城镇。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且有能力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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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台儿庄的胜利受到普遍的欢呼：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在延安和解放区、在敌占区，人民莫不欢欣鼓舞。甚至连海外的华侨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朋友，也为之雀跃。外国的许多人，包括官方人士，对中国能不能坚持打下去，曾经产生过怀疑，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疑虑消除了。对日本侵略者来说，他们在台儿庄的失败使他们为之震惊，他们军队的士气受到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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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一个士兵的尸体上发现的一首诗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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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时占领天津，六小时拿下济南，为何区区台儿庄，久攻不克如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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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虽然在台儿庄受挫，但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不死。在我们去台儿庄的路上，经过一处看来空旷的田地，一个孤独的日本伤兵在一个用毯子盖着的弹坑里不断向我们开枪，直到护送我们的中国士兵把他打死。他本来可以躲过我们的视线，但却故意寻求“光荣的自杀”。他显然深受日本军部的思想毒害，在他看来，落入中国人手里，必然被折磨致死；如果能够作为俘虏生存下来，那也是对天皇、对自己和全家人的一个耻辱。我们的一个中国同伴说，太遗憾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日语，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开导开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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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回忆说，在中共领导的战区经常组织这样的工作。他见过一些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些人起初也想自杀或故意让中国卫兵杀掉他们，但现在他们不仅还活着，而且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当他们被告知，可以重新回原来的日本部队，也可以留下来时，他们选择了后者。其中有些人还认识到，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的战争对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有害的。他们冒着危险，用高音喇叭对战线那边的日军喊话，过去他们忠诚于天皇的神话，现在他们忠诚于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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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取得了大有希望的、鼓舞人心的胜利，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整个战略决策没有跟上去。机动战和游击战在正面战场上并没有增加，而只是在敌后解放区进行着。在随后的一年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有毛泽东那样的远见卓识。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这部纲领性著作中，阐述了抗日的三个阶段以及如何从防御最后转入反攻。这需要把全民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而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是一心要保存实力，不用于抗日，以便将来打内战，巩固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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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台儿庄取得了胜利，但周围地区的中国战线在1938年5月底开始明显地呈现崩溃状态。日军对徐州大举增兵，徐州在几周内就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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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日本侵略者开始向武汉推进。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企图用洪水阻挡日军前进，但并没有能阻挡多久，倒是中国的无数村庄被淹没，老百姓淹死了几十万。这同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毁坏乡村和田野的是日本人，而人民则是努力保护家园和田地。如果城镇被日军占领，他们奋力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在台儿庄战役以后，两个战场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在战术上是如此，在基本方针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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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沉寂的国民党右派和投降派这时又嚣张起来。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及其党羽从欧洲等地流亡归来后，投降派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外表温文尔雅的汪精卫是个政治上的变色龙，他像演员一样，不断变换着角色。在1926—1927年，他曾领导武汉的革命统一战线政府反对蒋介石。后来，他像蒋介石一样屠杀左派，在反动营垒里同蒋介石争权，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到国外，同墨索里尼和德国纳粹分子勾勾搭搭。当1938年他重新出现在武汉的时候，又打扮成了一个渴望参加抗战的爱国者。他的左右手陈公博和周佛海更为善变。他们两人曾经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2个代表中的两个。后来，他们在国民党内从左翼变成右翼。他们两人被安插在武汉的战时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长的职务。两人同汪精卫一起在1940年变节，投入日本营垒，成为被人唾骂的汉奸。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死于狱中，陈公博则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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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这三人都有着不愉快的记忆。汪精卫在公共场合同别人握手时，总是毫无生气、软绵绵的。衣冠楚楚、有点女人腔的陈公博曾经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似乎老是在演戏。他和戴眼镜的周佛海在同记者打交道时，明显也喜欢那些讲德语或日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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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复杂的时期，共产党也有重要的人物叛逃，他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是中央委员，还一度担任过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只身一人溜入国民党阵营，甚至连他的贴身警卫都没有跟着他走。他是一个追逐名利的野心家，长期以来在许多问题上忽左忽右。他的个人野心逐渐成为他的主要动机。在长征路上，他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分裂党，最终把他统帅的第四方面军引向绝路，在中国西部差一点儿被回族军阀消灭掉。他原想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寻找一个安全地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则走向未来的抗日战场。张国焘叛逃后，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了许多职务，有些职务名义上很高，但无实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逃到香港，后来移居加拿大，最后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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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我顺便从武汉去了一趟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毛泽东的故乡。在那里，我目睹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革命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虽然简单，但却很值得注意。尽管经过残酷的镇压，这种精神仍然不死。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人力车夫为了讨好乘客，总是拉着车小跑。在长沙则不然，他们最多是快步走。如果乘客要求他们拉着车跑，他们会放下车把说：“请下车，你自己跑吧！”这是多年以前强大而且好斗的人力车夫工会举行胜利罢工的结果，虽然这个工会早已遭到镇压，但它的遗风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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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它作为中国战时临时首都的作用便寿终正寝。国民党上层向右转的趋势进一步增加。在汪精卫叛国以后，蒋介石再次声明抗日到底的决心。但是，内部的投降派并没有被清除出去。不过，中下层的积极抗日情绪仍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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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中间，我并没有成为一个“最后的守望者”，因为我在1938年7月被调到中国的另一个大城市广州。那里也是一个主要的前线，经常遭到日本的狂轰滥炸。它同武汉一样，也是在10月份被日军占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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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陷落，不折不扣是最后一个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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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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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一张集体照片中的人物自称“最后的守望者”，其中大多数人在武汉坚持到最后一刻。他们是：史沫特莱；美国官员：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助理武官弗兰克·多恩和使馆秘书约翰·戴维斯；记者：F．M．费希尔、杰克·贝尔登和A．T．斯蒂尔；英国作家弗雷达·厄特利，以及中国共产党官员章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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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李（Robert E．Lee，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著名统帅，后半生致力于教育工作。格兰特（Ulyleeo S．Grant，1822—1885），美国军事家，在南北战争中战功卓著，为美国第18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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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承《今日中国》老同事、西文部主任徐钟麟同志告知，“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是西班牙的群众对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的赞誉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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