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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城市没有屈服。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红十字救护队、消防队和童子军面对轰炸毫无惧色，不屈不挠地工作着。必要的服务工作没有中断。报纸照常出版。男女老少纷纷在户外聚会，为抗日捐款，女同胞往往把家里的珠宝首饰捐献出来。广州人喜欢的茶楼早晚仍然坐得满满的。由于香港供应商不肯冒着风险供应新片子，影剧院不得不继续放映着美国的一些老片子。6月6日，住在伦敦的陈依范（他是孙中山时代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来广州举办反法西斯画展，参观的人很多，广州市长也参加了。画展所在大楼门前当天还有许多人在空袭中被炸死。这种气氛预示着以后几个月广州的群众组织将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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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武汉等地一样，我在广州很快找到了一批同我意气相投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在《救亡日报》的年轻员工中，有担任主编的夏衍和尚忠义（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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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是评论家、剧作家、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者，尚忠义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当时不过三十来岁，在报社却已称“老大哥”了。还有一批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年轻木刻家、招贴画家和漫画家，他们充满战斗力的作品经常出现在街头和各种会场。苗毅范（译音）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生，身材修长，大约二十岁，他准备到遭受日本入侵威胁的沿海一带去一趟。我请他回来后给合众社写一篇稿子。然而，他永远完不成这个任务了，因为那里霍乱猖獗，他染病而死（多年以后，我写了一本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其中谈到了这位热情爱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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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日本对广州的空袭暂时平息了下来。国内外的注意力转向日军对武汉的进攻上。为了阻止日军从徐州西进，蒋介石于6月10日炸开了河南省境内的黄河堤坝。洪水的泛滥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止脚步，转而南下长江流域，陆海空三军并举，并且使用毒气展开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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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多处战场上，有一些部队打得很顽强，但是腐化的将领们总是使他们灰心丧气。当日军进攻长江上的马当要塞时，司令官正在城里宴饮作乐。由于群龙无首，这个江防要塞在一天之内就陷落了。日本军舰轻易地通过了这一宣称“不可逾越”的防线。其实，这条防线不仅防务部署得很差，而且其工事构筑也很差，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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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周内，敌人的进攻缓慢了下来。这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国民党正规军进行了比较强烈的抵抗；二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和新四军（在长江下游一带）在敌后展开了风起云涌的游击战，牵制了日军对武汉的压力，使它无法向那里大规模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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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际因素也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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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企图试探一下苏联在同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接壤的边界一带的虚实，结果在张鼓峰（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远）大败而归。东京的一个发言人无话可说，只能归咎于苏军炮火过于猛烈，日军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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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通过陆路北进的企图受挫，东京总参谋部便转而采取一种比较有希望的打法：对西方国家在太平洋的阵地发动海陆两路进攻。保守党执政的英国本着“用甜言蜜语来消释怒火”的原则，同日本调情，提出在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主张。在武汉，汪精卫敦促改善同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因为它们可能在促成中国对日本的带有投降性质的“议和”方面担任调停人的角色。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采取“绥靖政策”的气氛日益浓厚，德国几个月前霸占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又被9月30日签署的“慕尼黑协议”所出卖。这些情况为日本壮了胆，使它敢于同时攻打武汉和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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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一个孤立的海岸渔村哈冲（译音）的滩头登陆，开始了对广州的攻势。当地一个名叫莫希德的旧式军阀没有进行什么抵抗。他以作威作福和治军残暴出名。他同他的心腹军官们走私钨矿（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先运到香港，最终卖给日本。他由于防务松弛、抗日不力而被捕，交付军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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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先头部队登陆后建立了多个桥头堡，装甲部队接着拥入，在海军强大的航空力量的掩护下分割包抄，摧毁了前进道路上的中国守军。广州东面的惠州被日军的炸弹夷为平地，据一位英国工程师说，“在中午两个血腥的小时中，平均每十秒钟就有一颗炸弹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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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内，日军就迫近广州。我和另外两个记者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夜间到前线作了12小时不同寻常的采访。起初，我们跟着中国部队先向前走，后来突然向后转，以避开迅速反攻过来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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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们从城区向东前进，走了大约30英里，只看到大批中国军队，队伍整齐，像在检阅场上似的，没有战斗的迹象。最后，我们同几十辆维克斯牌轻型坦克走在一起，并有大批摩托车和一辆像灵车似的很长的客车，是参谋人员乘坐的。车上的军官让我们尾随其后，但是我们走在他们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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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们发现摩托车队和步兵向着相反的方向奔走。他们喊道，前面发现敌人，正用机关枪朝着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共汽车扫射。那辆参谋人员的车和我们的车调转了方向。我们很快就走在后撤的中国机械化部队和炮兵部队的中间，这表明不会在这里设防抵抗，也许是由于敌人的两翼包抄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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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旅馆后，我们决定次日清晨再去前线。不料，我们所在的地方一下子成了前线。珠江沿岸出现了许多日军坦克，隆隆之声不绝于耳。远处传来爆破声，这是最后撤退的中国军队正在炸掉重要的设施。平民百姓也在仓皇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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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冒险到城里看看，发现20辆日本坦克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大摇大摆地行进。作为这些坦克经过的象征，留下的是弹痕累累的墙壁和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四个平民、一个漂亮女孩和一个士兵。基督教青年会外面的美国国旗上有两个弹孔。头顶上，日本飞机正在低空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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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日本的装甲部队完全控制了进入广州的公路。而在头天晚上，我们还看到公路上挤满了装备精良的中国机械化部队。那些幸存下来的部队不是通过广州城撤退，而是沿着广州—惠州公路的两侧撤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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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时以前，我们这几个乘坐出租车乱跑的新闻记者实际上处于随时都会丧命的危险之中。我们在凌晨四点以前一直与之同行的中国部队，在日本飞机的俯冲轰炸和坦克的轰击下，到拂晓时分已经所剩无几了。凌晨五时，开始了人与机械的殊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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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在城里，我们偶然碰到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出生的一位中国军队的营长，前天晚上，我们曾经让他搭乘过我们的便车。此刻，他显得很憔悴，军服也脱掉了。他说，起初他不相信日军坦克已经在公路上，因为下达给他的命令是：进入前面第二道防线的阵地。下面是他接下去的谈话记录。虽然我不可能记得他说的每一个字，但我清楚地记得他谈话的内容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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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始终没有看到第二道防线。我们接到的新的命令是：各部队单独活动。这意味着，日本人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防线。一个小时以后，日本飞机发现了我们。我们尽量隐蔽起来，对日机的扫射没有还击。后来由于一些战士被打死，愤怒的战友们忍无可忍，开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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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决定歼灭我们。最初，六辆坦克向我们扑来，我们打掉了四辆。接着，大约有50架飞机轮番向我们轰炸。我们的战士把反坦克炮架在临时拼凑的竹子支架上，以便阻击。日机投掷了大约300枚小型炸弹，炸坏了我们的反坦克炮。战士们被炸得血肉横飞。到中午时分，我们这支500人的队伍只剩下275人。我们销毁了我们的重武器，越过田野来到这里。现在，我正设法寻找我们司令部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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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营长告诉我们，那个曾踩在我们汽车踏板上的彬彬有礼的传令兵，在遭遇战一开始时就被炸掉了双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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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在日军登陆前后，广州群众的士气一直是高昂的。甚至在敌人进入广州一两天前，还举行了盛大的动员大会，高级官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事实上，跟听众不一样，这些官员正准备赶快溜之大吉，在城内或在周围地区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人民群众一时陷入了混乱。后来，他们的爱国心主要表现在不愿意生活在日本的铁蹄下，纷纷离开了广州。他们行动之迅速彻底是我在别处没有见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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