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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到的加军士兵对香港的殖民地气氛颇感气愤，特别是不许士兵进入军官吃喝玩乐的场所。在渡轮上，我听到有些加军士兵大喊：“让女王去保卫这个操他妈的帝国吧！”尽管如此，他们抗击日军是英勇的。他们投入战斗时，装备不齐、地形不熟，所以有许多人死于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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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我知道日军是善于进行战略突袭的，他们往往不宣而战。1894年对中国的第一次战争（甲午之战）、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对华侵略战争都是如此。但前车之鉴并没有使人们对新的现实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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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攻之前，我每天都是乘轮渡从居住的九龙去香港本岛，到报社工作。日本开始进攻之后，九龙很快为日军占领，我就搬到香港报社去，晚上睡在桌子上。我同保卫中国同盟仍然保持着联系。宋庆龄在日军进攻的第二天离开了香港，“保盟”的办公室成了我的同事柳无垢一家（她的父亲柳亚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的避难所。他们及时地从九龙撤到了香港。我在报社工作完毕后就冒着隔海射来的日军炮火到“保盟”办公室去，帮助柳无垢销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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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同其他中国进步人士保持着不定时的联系，他们为了防止被日方发现，经常迁移住处。同我保持联系的还有同情这些中国进步人士的外国友人，包括我未来的妻子邱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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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局的失利，我决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以免被日本人抓走。我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所以不属于“敌国国民”之列。但实际上我的处境更糟糕，因为就个人而言，我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之敌”，我无国籍，得不到任何政府或国际公约的保护。我多年来写了很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东西，并且同中国爱国人士一起从事抗日工作。所以日本人特别恨我，要同我算账，而且他们对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这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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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刚是一位女共产党人、新闻工作者，在奉行中间道路的《大公报》工作。我同她商量，她作了安排，先使我“消失”，然后救我出去。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驻港代表廖承志为我打了个匿名电话给《南华早报》，说有人看见我在香港湾仔地区被一颗日本炮弹炸死了。日军当时对湾仔轰炸很猛烈，所以这个消息听起来是可信的，足以成为我开溜的极好烟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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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我个人方面，这个消息通过《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则“传闻”传到了我父母那里，他们为失去独子极度伤心。由于杨刚这个计划的救援部分后来未能实现，所以几个月之后我才又“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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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开宣布“死亡”之后，我随同杨刚去一所中国式住宅，她的一位朋友吴大夫住在那里。我们一起商量好，我先用一个假名住进一家医院，再从那里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去。为了住院，我必须先成为伤员。因此吴大夫撕破我的裤子在腿上划了一道伤口，好像是给一块弹片打伤的样子。这倒并不危险，也不怎么痛，因为不伤及筋骨并且吴大夫动刀时给我做了局部麻醉。带着这个锯齿形的还在流血的伤口，我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附近的玛丽医院。护士长玛格丽特·沃森是我在参加中国战时救济工作时就认识的，她接收了我。我告诉她不能用我的真名，所以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亚历克·史蒂文森”——“身份”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在战事发生前刚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原籍衣阿华州锡戈内镇。这个地方我从未到过，只是听一个朋友说起过，他是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用一个小地名的好处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发现我说的这个地方的情况是否属实，日本人当然更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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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被日军占领时，我的病房里有受伤的军人，也有平民。在他们中间，我听到了对时局的许多不同的、很有启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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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陷落后的那个早上，我同一个英国正规军军官一起站在医院的一扇窗户前，他无疑是因为在一次战斗中英勇作战而使一条胳膊受了伤。我们看到在一片表示投降的白旗中，一个汽油库突然爆炸，火光冲天。这表示有人决心不使战争物资落入敌手，我为此十分高兴。使我吃惊的是，这位英军军官却不赞成。“如果是日本人向我们投降，我们是不会愿意看到他们放火烧掉仓库的。这不合规则。”对他来说，战争不过是在上等专业人员之间的一种游戏——尽管是种血腥的游戏。平民的抵抗在他看来是不合法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日本人在中国、德国纳粹在欧洲所进行的大屠杀并没有使他的成见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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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按规则打仗”的理念截然不同的是一位爱尔兰血统的美国商船海员雷·奥尼尔的看法。他是我们这个病室的病友，背上中了一块炸弹碎片。敌对行动开始后，他自愿登岸参加战时勤务。“你会开卡车吗？”他说会。于是他就签名担任卡车司机，但没有车。他从一个汽车展示厅的大玻璃窗里，看到里面有一辆崭新的卡车，就进去发动卡车，冲破大玻璃窗，开到街上，再开到他所在的营地，向英军军官报告：“我们有卡车了。”但他不仅没有因此受到表扬，反挨了一顿训。“这卡车不是我们的——如果不是政府出钱买来的，我们就不能接受。”雷不明白，在这样一场生死搏斗中，为什么缺了这点手续就不能用这部卡车？他开着这辆卡车为前线部队运送军火，因而负伤住院。后来，我和医院里的伤病员一起很快被送进日本人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赤柱拘留营，雷以后也加入了我们从赤柱出逃的行列，这事下面就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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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院期间，有一次日本人对伤员进行检查，我差一点出了大纰漏。在这次检查中，日本人要把那些他们认为伤口已痊愈的病人送走，军人进俘虏营，平民进拘留营。我的伤口好得实在太快了，尽管我老是用手指戳它，不让它愈合，使我可以在医院里多待些日子，以便设法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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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前来检查的日本军医走到我的病床旁边，问我包扎起来的大腿是怎么回事。我说：“是炸弹碎片炸伤的。”“能走吗？”他问。我说：“走不了。”（实际上我当然能走。）幸运的是，他没有像对别的伤员那样，要我解开绷带把伤口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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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之后，我下了床，在走廊里走动。我听到声响，一看原来是这个日本军医正在我背后十步远的地方走来，挂在腰间的指挥刀铿锵作响。我马上尽量瘸着腿一拐一拐地走。又是运气——这个日本军医急急忙忙走了过去，看也没看我一眼。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一个手臂受伤的人站在病室门口对我大笑。我问他有什么可乐的。他“咯咯”地笑着说：“你这笨蛋，装瘸腿都装错了！”原来我把那条包着纱布绷带的腿当作好腿，把好腿当作伤腿了。悲剧和喜剧有时真成了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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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恢复了一直在盼望的同中国友人的接触，以便出逃。吴大夫想方设法调到了这所医院，杨刚也来了，当上了护士助手（尽管她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们告诉我关于帮助外国朋友出逃的安排。在这些外国朋友中有我，也有邱茉莉。他们在邱茉莉的原住处没有找到她，正在打听她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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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问我，能不能搞到一个有日本方面盖章的红十字袖章。住院的被俘伤病员戴了这个袖章可以短时间外出，购买一些经允许的物品。我如果能搞到这样一个袖章，就戴上它，通过日军岗哨，走到街角上，那里有一位中国同志，也带着同样的袖章。他会引我到一条船上，这条船将开到香港的一个外岛上，然后我再从那里去东江游击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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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是保卫中国同盟的义务秘书长、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在这所医院里当“助理护士”。通过她，我居然搞到了一个红十字袖章。但我还必须取回我入院时换下来的衣服。我同约好的中国联系人在一个星期日早上碰头。到了那天，我告诉病房的护士要求换上自己的衣服。她起初不同意，说：“你还不出院呢。”我争辩说：“我好得差不多了，可以到医院的教堂去做礼拜了，但我觉得穿着病号服去教堂不体面呀！”她接受了我的这个解释，把我的衣服给了我。我准备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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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廊里，我把袖章放进口袋，以免别人见了好奇发问。快到出口处，一位名叫肖特的美国传教士（当时医院由他管理）把我拦住，问我：“上哪儿去？”我说，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也许溜出去买包烟抽。他不让我去，可能日本人曾吩咐过，如有病人溜走，唯他是问。这样，我的中国联系人在外边等候而我却在里边出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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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设法通知杨刚这一情况。她传话给我，要我第二天同一时间再试一试。但到第二天这个时间，医院的进出通道上塞满了日本卡车，日本兵蜂拥而至，押送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出院的伤病员到俘虏营去。同我约好的接头地点只要走几分钟就可到达，但我去不了。这样，整个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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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些日子，已到了1942年1月底，所有病人都从医院转移到了收容平民的赤柱拘留营。营里共约3000人，我仍旧用“传教士亚历克·史蒂文森”这个假名，暂时还可以混下去，但我仍在想办法逃走，万一日本人查出我的骗局，那就不得了。早晚总有一天在例行检查时，他们说不定因为我没有身份证件（我说是遗失了），要查个水落石出的。时间非常宝贵，出逃的事情不能耽误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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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有利条件是：营里没有多少人认识我。因为在香港，我来往的主要是中国人，但仍然存在着被营内某些人认出的危险——即使我留了胡子（我只有一片刮胡子用的刀片，从进医院时起就秘密收藏起来，如果有一天我暴露了，必会受到严刑拷打，那么，我就用这刀片割腕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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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战胜时间？外面的援助现在看来不大可能了。中国友人可能无法同关在拘留营里的我取得联系，他们甚至于可能不知道我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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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幸运地在营里找到了几位难友，同我一样决心出逃，原因也同我相仿——参加过中国的抗日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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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拘留单身美国人的禁闭区内，十分偶然而又十分巧合的是，曾为“中国工合”工作过因而同我认识的帕克·范内斯（“荷兰佬”）和我同住一室。他本来是个海员，曾是国际码头和仓库工人工会的积极分子，这个工会在美国全国的领导人当时是哈里·布里奇斯，在夏威夷的领导人是同他有私交的杰克·川野（日裔）。战争爆发时，他在香港启德机场做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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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就告诉他，我想出逃。他也偷偷地告诉我，他也想出逃，并且越快越好，因为他曾对进攻香港的日本兵开过枪，如果被发现，那他就很可能作为一个参战的“平民非战斗员”而被马上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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