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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室内共关四人，除了我和帕克，还有雷·奥尼尔，在医院认识的一个感情冲动的人。我们要不要瞒着他？很难。我想，最好还是要他参加，范内斯很快也表示同意。雷所显示出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和他当过水手的经验，对我们实现从海上出逃的计划大有好处。我们对他一提，他马上就同意了。我们惟一的担心是怕他的火爆脾气会破坏必需的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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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邱茉莉的下落，以至于她是死是活，我一直不清楚。到了赤柱拘留营，我发现她也被拘留在营里的英国人禁闭区内。我告诉她，中国友人一直在找她。她说，她也曾参加过一个出逃的计划，但那个计划落空了。如果有机会从这里逃出去，即使有很大危险，她也愿意参加。从此，她积极参加我们的谋划并且在我和难友们的心里有了越来越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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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在她的禁闭区内遇到了一位原先在中国海关工作的英国人F．W．赖特，他向她透露了想出逃的意思。他的妻子是中国人，他会说广东话——我们几个人都不会说——这在同本地人打交道时是个有利条件。作为海关工作人员，他又熟悉香港周围的所有水道。我们同意由邱茉莉去探询他的意见，因为我们几个人都不认识他。赖特表示愿意。我们觉得向他和盘托出我们的所有情况（如我们过去同中国左翼朋友们的交往以及我的真实姓名等等）不大妥当，但关于出逃的具体计划，所有讨论他都是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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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当时的赤柱拘留营没有日本重兵把守。关在营里的都是平民，大部分是妇孺和老人，他们的年轻男性亲属大部分参加了“香港志愿军团”，所以都被关在俘虏营中。因此就安全而言，我们倒不怎么担心。也许这是由于日本人的仗打得太好了。他们在亚洲的神速进军，使香港成了后方，而他们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在靠近新战区的地方更为需要，因此对香港就无暇顾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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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赤柱拘留营的警备只靠一支巡逻队，每天绕着营地四周，像接受检阅似的行进，肩扛步枪，靴声橐橐。人们可以摸出规律，巡逻队在几点几分会经过某个地点，然后过了20至25分钟才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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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闭区内没有日本人，只有汉奸，日本人用他们来进行监督。他们对营区的控制办法，大多不过是立一些警告牌，有一张上写着：“禁止向海上瞭望，违者格杀勿论！”另一张上写着：“不许靠近铁丝网，违者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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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底怎么逃出去呢？最初我们想游出去，从一个小岛游到另一个小岛，一步步前进。这种想法勇气可嘉，但不现实。我们同其他难友一样，身体日渐衰弱。伙食极差，每人除主食大米定量供应外，副食只有一点点猪肉或鱼肉。难友中有医生，他们估计营里的伙食每天大约只能产生700卡热量，而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不干体力劳动就需要1500卡，干体力劳动则需3000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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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较好的办法。范内斯不顾禁令，偷偷向海岸边细看，有一天瞥见了一条船，靠在一间供游泳者冲澡用的小屋旁，一半掩蔽在灌木丛中。这里的海滩曾有圣斯蒂芬学校的学生来玩过，这个学校的校园现在成了拘留营的一部分。所有船只都被运走了，只有这条船可能因为无主而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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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范内斯勇敢地溜出去看个究竟。这条船确实是被扔在那里的，船体破旧，因为长久搁在岸上，船板之间已有很大裂缝。船的龙骨还在，但没有舵，没有桨，没有桅杆，也没有帆。范内斯认为，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自造这些船具，这条船还是可以用的。船的大小正合适，能载我们五个人，挤一挤可载六个。船板之间虽有裂缝，只要在水里浸泡一定时间，就会缩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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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们的努力就集中在自造船具和装淡水用的容器上。我们预想的目的地是大亚湾（英国人称它“米尔斯湾”，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核电站就设在这里）。我们听说，在那边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人数虽少，能量却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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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营伙房里有一块长长的木板，是用来在大锅里搅拌稀粥的，我们拿来做成桨。另外一支桨是用一所被炸坏的屋子的木门做成的。我们把这两件宝物藏在范内斯、奥尼尔和我所住的房间里。同室还有一位正派的美国海员克拉伦斯·休伯，他眼见我们每天晚上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得告诉他我们的出逃计划并邀他参加，但他拒绝了。他说，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中年人，无权去冒这种险，但他决不会告发我们。他唯一的要求是我们决定出逃时间后先让他知道，到时候他就离开房间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别人就找不到借口来指控他知情不报。为了使他的“不在场”看不出破绽，我们晚上“干活”时，他常常出去同别人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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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船上还有空位，我们就考虑还有什么人我们能帮忙出逃。我们同邱茉莉商量，决定邀请马坤老人。他曾是孙中山的加拿大籍（事实上他在伦敦出生）保镖兼副官，在孙中山那支精干的军队里有少将军衔，绰号“双枪将军”（因为他用手枪的枪法高超）。他年事已高，又是大个子，所以只能做乘客，干不了什么活。我们邀请他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尽管他同国民党的关系密切，他个人对宋庆龄在香港的工作（包括“保盟”和“工合”）多有帮助。第二，日本宪兵曾经拷打过他并威胁要处死他，如再受这样的酷刑他可能挺不过去了。第三，不论他是否参加，他决不会暴露我们的计划，他不是那种人。但他婉拒了我们的邀请。他说，他年纪太大了，在行动中会拖我们的后腿，而且船要是翻了，他恐怕就会送命，因为他患脉管炎，腿部又常抽筋。从后来的情况看，他的决定是明智的。过了几个月，经国际红十字会斡旋，交战各方交换被拘留的侨民，他获准返回了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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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尽力筹集途中所需的物品。我们做成了第二支桨和一个舵。在拘留营的图书馆里有一本书，书里有一张地图，虽然不够好，但对我们也够用了。我们把它撕下来保存。又找到了一个容量为五加仑的空汽油桶，装满淡水后封严。还搞到了一个小小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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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内斯经常在夜里勇敢地偷跑到海滩上去，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藏在英军防守时所挖的壕沟里。这些壕沟都在沙滩上，所以把东西放进去，再推些沙子盖住就行，不会像挖地那样露出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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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谋划中，范内斯是真正的英雄。每次他去海滩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不但去埋藏好我们的用品，还带回急需的数据——他用手指粗略地量了一下船上舵孔的周长，使我们自制的舵能够放得进去。他还查出来这条船原来的主人给它起的名字“范达”（Vanda）。我们打趣说，从船名可以知道，“范”发现这条船是命中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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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的主要办法和准备行动都出自范内斯。他思想进步，有胆有识，镇静自若。他意识到并且正视所有的困难和危险。一旦确定了奋斗目标，他就不知疲倦、毫不退缩地去完成。他是一位最优秀的美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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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知道范的踪迹。直到1978年，我们共同的朋友、在北京工作的寒春（琼·欣顿）在美国碰到了他。当时他在原籍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代表“美中友协”发表演讲。他是友协积极分子，在演讲中提到了我和邱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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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春回北京后给了我范的地址，我们开始通信。几年后，我和邱茉莉到纽约去看望我的父亲，我打电话给他，他飞到纽约来看我们。那时他已有两个高高大大的儿子，一个叫卡尔，一个叫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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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又一次见到了范和他的妻子雷尼，他已年过八旬，但还像过去那样瘦、那样敏锐，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由于新的生活经历而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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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插叙一段在香港和赤柱拘留营的轶事。日本进攻香港之前，我是在一种勉强通融的情况下居留的，每隔一两个月就得去警署申请延长居留期限。通常都由特别事务部（主管政治安全）一个名叫“尤”的警长来处理我的申请，他总是板着脸，一副很不愿意的样子。在香港本地，支持我多次申请的是“保盟”（通过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以及我先后为之工作的香港《孖剌报》和《南华早报》，理由是他们需要我为他们服务。在个人方面，我提出的理由是我正在向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我当时的妻子伊迪丝和我的父亲都是美国公民，住在纽约，他们为我提供了必需的文件。为了保证我逗留香港只是等待而不是瞎混，我得把横渡太平洋所需的旅费存放在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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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我每次申请延长居留期限都是一件千钧一发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尤警长时，香港已在日机轰炸之下。他把代存的旅费还给我，对我说：“现在，你在香港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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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狂潮使我们都变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关进了赤柱拘留营。在营里，知道我真名的人不多，尤警长是其中之一。虽然我想他不至于主动向日本人告密，但我确实怀疑，如果日本人盘问起来，他能否守口如瓶。特别是因为英国人有关外国人登记的档案都已完整地落入日本宪兵手中，如果他们追问我的下落，尤警长恐怕难以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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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问尤警长，这些档案材料有没有烧毁。他摇摇头，似乎我向他提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我怀疑，即使警署会毁掉一些材料不让敌人得到，那也不一定包括那些有“赤色分子”嫌疑的外国人的档案，因为不论是英国官方还是日本官方，对这些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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