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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营伙房里有一块长长的木板，是用来在大锅里搅拌稀粥的，我们拿来做成桨。另外一支桨是用一所被炸坏的屋子的木门做成的。我们把这两件宝物藏在范内斯、奥尼尔和我所住的房间里。同室还有一位正派的美国海员克拉伦斯·休伯，他眼见我们每天晚上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得告诉他我们的出逃计划并邀他参加，但他拒绝了。他说，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中年人，无权去冒这种险，但他决不会告发我们。他唯一的要求是我们决定出逃时间后先让他知道，到时候他就离开房间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别人就找不到借口来指控他知情不报。为了使他的“不在场”看不出破绽，我们晚上“干活”时，他常常出去同别人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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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船上还有空位，我们就考虑还有什么人我们能帮忙出逃。我们同邱茉莉商量，决定邀请马坤老人。他曾是孙中山的加拿大籍（事实上他在伦敦出生）保镖兼副官，在孙中山那支精干的军队里有少将军衔，绰号“双枪将军”（因为他用手枪的枪法高超）。他年事已高，又是大个子，所以只能做乘客，干不了什么活。我们邀请他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尽管他同国民党的关系密切，他个人对宋庆龄在香港的工作（包括“保盟”和“工合”）多有帮助。第二，日本宪兵曾经拷打过他并威胁要处死他，如再受这样的酷刑他可能挺不过去了。第三，不论他是否参加，他决不会暴露我们的计划，他不是那种人。但他婉拒了我们的邀请。他说，他年纪太大了，在行动中会拖我们的后腿，而且船要是翻了，他恐怕就会送命，因为他患脉管炎，腿部又常抽筋。从后来的情况看，他的决定是明智的。过了几个月，经国际红十字会斡旋，交战各方交换被拘留的侨民，他获准返回了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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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尽力筹集途中所需的物品。我们做成了第二支桨和一个舵。在拘留营的图书馆里有一本书，书里有一张地图，虽然不够好，但对我们也够用了。我们把它撕下来保存。又找到了一个容量为五加仑的空汽油桶，装满淡水后封严。还搞到了一个小小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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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内斯经常在夜里勇敢地偷跑到海滩上去，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藏在英军防守时所挖的壕沟里。这些壕沟都在沙滩上，所以把东西放进去，再推些沙子盖住就行，不会像挖地那样露出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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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谋划中，范内斯是真正的英雄。每次他去海滩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不但去埋藏好我们的用品，还带回急需的数据——他用手指粗略地量了一下船上舵孔的周长，使我们自制的舵能够放得进去。他还查出来这条船原来的主人给它起的名字“范达”（Vanda）。我们打趣说，从船名可以知道，“范”发现这条船是命中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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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的主要办法和准备行动都出自范内斯。他思想进步，有胆有识，镇静自若。他意识到并且正视所有的困难和危险。一旦确定了奋斗目标，他就不知疲倦、毫不退缩地去完成。他是一位最优秀的美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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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知道范的踪迹。直到1978年，我们共同的朋友、在北京工作的寒春（琼·欣顿）在美国碰到了他。当时他在原籍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代表“美中友协”发表演讲。他是友协积极分子，在演讲中提到了我和邱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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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春回北京后给了我范的地址，我们开始通信。几年后，我和邱茉莉到纽约去看望我的父亲，我打电话给他，他飞到纽约来看我们。那时他已有两个高高大大的儿子，一个叫卡尔，一个叫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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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又一次见到了范和他的妻子雷尼，他已年过八旬，但还像过去那样瘦、那样敏锐，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由于新的生活经历而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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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插叙一段在香港和赤柱拘留营的轶事。日本进攻香港之前，我是在一种勉强通融的情况下居留的，每隔一两个月就得去警署申请延长居留期限。通常都由特别事务部（主管政治安全）一个名叫“尤”的警长来处理我的申请，他总是板着脸，一副很不愿意的样子。在香港本地，支持我多次申请的是“保盟”（通过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以及我先后为之工作的香港《孖剌报》和《南华早报》，理由是他们需要我为他们服务。在个人方面，我提出的理由是我正在向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我当时的妻子伊迪丝和我的父亲都是美国公民，住在纽约，他们为我提供了必需的文件。为了保证我逗留香港只是等待而不是瞎混，我得把横渡太平洋所需的旅费存放在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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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我每次申请延长居留期限都是一件千钧一发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尤警长时，香港已在日机轰炸之下。他把代存的旅费还给我，对我说：“现在，你在香港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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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狂潮使我们都变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关进了赤柱拘留营。在营里，知道我真名的人不多，尤警长是其中之一。虽然我想他不至于主动向日本人告密，但我确实怀疑，如果日本人盘问起来，他能否守口如瓶。特别是因为英国人有关外国人登记的档案都已完整地落入日本宪兵手中，如果他们追问我的下落，尤警长恐怕难以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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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问尤警长，这些档案材料有没有烧毁。他摇摇头，似乎我向他提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我怀疑，即使警署会毁掉一些材料不让敌人得到，那也不一定包括那些有“赤色分子”嫌疑的外国人的档案，因为不论是英国官方还是日本官方，对这些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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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尤警长的那次谈话之后约一个星期，我们就出逃了，不得不留在香港直到战争结束的不是我而是这位尤警长，这并非出于他本人的意愿而是出于敌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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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尤警长，还有另一件事，我怀疑也可能是由于他的某种暗示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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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的一天，有一个也关在营里名叫汤普森的香港警官（督察）同我搭讪，我同这个人并无一面之缘。“你是新闻记者？”他虽然没有叫我的名字，但那口气不是询问而是肯定的。我否认是记者，当然只是装装样子的否认。他不管我是承认还是否认，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同另一个朋友将在第二天夜间出逃，他知道有一条通过新界的路径，一路上有英军在战前密藏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都是出逃中用得着的。如果我保证尊他为头领并听从他的吩咐，可以同他和他的同伴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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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犹豫。他这条路径也许是最理想的。我极有必要早早逃出这个地方，以免被日本人在清查身份时发现我改用了假名，如果日本人再进一步查问我为什么要隐姓埋名，那么其后果——说得温和一点——也将是不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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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这个五人出逃小组怎么办？营里的警戒措施现在是很松的，但如果汤普森先生走了，日本人发现后必然要加强警戒，那么我们的整个计划就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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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全组的人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另外有人约我明晚一起走（具体细节我没有说），如果大家同意也在明晚走，而不是像过去所想的那样等潮汛和风向改变，那么我就拒绝另外那个人的邀约。大家同意立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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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以健康原因和情况不明为借口拒绝了汤普森的邀约。他对我们的计划毫不知情，可能认为我是个傻瓜或者胆小鬼，不敢和他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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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那个晚上有两拨人逃出了拘留营，出发的时间是不同的，路线也不一样，但两拨人都获得了成功。此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逃出赤柱拘留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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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普森怎么会找到我，这是一直存在我心里的疑问。是不是尤警官提示他，我面临险境，急于离开？是不是他需要一个记者把他的冒险经历写出来，公诸于世？（和他一起出逃的伙伴格温·普里斯特伍德夫人后来写过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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