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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按规则打仗”的理念截然不同的是一位爱尔兰血统的美国商船海员雷·奥尼尔的看法。他是我们这个病室的病友，背上中了一块炸弹碎片。敌对行动开始后，他自愿登岸参加战时勤务。“你会开卡车吗？”他说会。于是他就签名担任卡车司机，但没有车。他从一个汽车展示厅的大玻璃窗里，看到里面有一辆崭新的卡车，就进去发动卡车，冲破大玻璃窗，开到街上，再开到他所在的营地，向英军军官报告：“我们有卡车了。”但他不仅没有因此受到表扬，反挨了一顿训。“这卡车不是我们的——如果不是政府出钱买来的，我们就不能接受。”雷不明白，在这样一场生死搏斗中，为什么缺了这点手续就不能用这部卡车？他开着这辆卡车为前线部队运送军火，因而负伤住院。后来，我和医院里的伤病员一起很快被送进日本人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赤柱拘留营，雷以后也加入了我们从赤柱出逃的行列，这事下面就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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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院期间，有一次日本人对伤员进行检查，我差一点出了大纰漏。在这次检查中，日本人要把那些他们认为伤口已痊愈的病人送走，军人进俘虏营，平民进拘留营。我的伤口好得实在太快了，尽管我老是用手指戳它，不让它愈合，使我可以在医院里多待些日子，以便设法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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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前来检查的日本军医走到我的病床旁边，问我包扎起来的大腿是怎么回事。我说：“是炸弹碎片炸伤的。”“能走吗？”他问。我说：“走不了。”（实际上我当然能走。）幸运的是，他没有像对别的伤员那样，要我解开绷带把伤口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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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之后，我下了床，在走廊里走动。我听到声响，一看原来是这个日本军医正在我背后十步远的地方走来，挂在腰间的指挥刀铿锵作响。我马上尽量瘸着腿一拐一拐地走。又是运气——这个日本军医急急忙忙走了过去，看也没看我一眼。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一个手臂受伤的人站在病室门口对我大笑。我问他有什么可乐的。他“咯咯”地笑着说：“你这笨蛋，装瘸腿都装错了！”原来我把那条包着纱布绷带的腿当作好腿，把好腿当作伤腿了。悲剧和喜剧有时真成了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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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恢复了一直在盼望的同中国友人的接触，以便出逃。吴大夫想方设法调到了这所医院，杨刚也来了，当上了护士助手（尽管她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们告诉我关于帮助外国朋友出逃的安排。在这些外国朋友中有我，也有邱茉莉。他们在邱茉莉的原住处没有找到她，正在打听她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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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问我，能不能搞到一个有日本方面盖章的红十字袖章。住院的被俘伤病员戴了这个袖章可以短时间外出，购买一些经允许的物品。我如果能搞到这样一个袖章，就戴上它，通过日军岗哨，走到街角上，那里有一位中国同志，也带着同样的袖章。他会引我到一条船上，这条船将开到香港的一个外岛上，然后我再从那里去东江游击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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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是保卫中国同盟的义务秘书长、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在这所医院里当“助理护士”。通过她，我居然搞到了一个红十字袖章。但我还必须取回我入院时换下来的衣服。我同约好的中国联系人在一个星期日早上碰头。到了那天，我告诉病房的护士要求换上自己的衣服。她起初不同意，说：“你还不出院呢。”我争辩说：“我好得差不多了，可以到医院的教堂去做礼拜了，但我觉得穿着病号服去教堂不体面呀！”她接受了我的这个解释，把我的衣服给了我。我准备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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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廊里，我把袖章放进口袋，以免别人见了好奇发问。快到出口处，一位名叫肖特的美国传教士（当时医院由他管理）把我拦住，问我：“上哪儿去？”我说，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也许溜出去买包烟抽。他不让我去，可能日本人曾吩咐过，如有病人溜走，唯他是问。这样，我的中国联系人在外边等候而我却在里边出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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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设法通知杨刚这一情况。她传话给我，要我第二天同一时间再试一试。但到第二天这个时间，医院的进出通道上塞满了日本卡车，日本兵蜂拥而至，押送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出院的伤病员到俘虏营去。同我约好的接头地点只要走几分钟就可到达，但我去不了。这样，整个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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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些日子，已到了1942年1月底，所有病人都从医院转移到了收容平民的赤柱拘留营。营里共约3000人，我仍旧用“传教士亚历克·史蒂文森”这个假名，暂时还可以混下去，但我仍在想办法逃走，万一日本人查出我的骗局，那就不得了。早晚总有一天在例行检查时，他们说不定因为我没有身份证件（我说是遗失了），要查个水落石出的。时间非常宝贵，出逃的事情不能耽误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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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有利条件是：营里没有多少人认识我。因为在香港，我来往的主要是中国人，但仍然存在着被营内某些人认出的危险——即使我留了胡子（我只有一片刮胡子用的刀片，从进医院时起就秘密收藏起来，如果有一天我暴露了，必会受到严刑拷打，那么，我就用这刀片割腕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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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战胜时间？外面的援助现在看来不大可能了。中国友人可能无法同关在拘留营里的我取得联系，他们甚至于可能不知道我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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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幸运地在营里找到了几位难友，同我一样决心出逃，原因也同我相仿——参加过中国的抗日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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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拘留单身美国人的禁闭区内，十分偶然而又十分巧合的是，曾为“中国工合”工作过因而同我认识的帕克·范内斯（“荷兰佬”）和我同住一室。他本来是个海员，曾是国际码头和仓库工人工会的积极分子，这个工会在美国全国的领导人当时是哈里·布里奇斯，在夏威夷的领导人是同他有私交的杰克·川野（日裔）。战争爆发时，他在香港启德机场做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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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就告诉他，我想出逃。他也偷偷地告诉我，他也想出逃，并且越快越好，因为他曾对进攻香港的日本兵开过枪，如果被发现，那他就很可能作为一个参战的“平民非战斗员”而被马上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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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室内共关四人，除了我和帕克，还有雷·奥尼尔，在医院认识的一个感情冲动的人。我们要不要瞒着他？很难。我想，最好还是要他参加，范内斯很快也表示同意。雷所显示出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和他当过水手的经验，对我们实现从海上出逃的计划大有好处。我们对他一提，他马上就同意了。我们惟一的担心是怕他的火爆脾气会破坏必需的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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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邱茉莉的下落，以至于她是死是活，我一直不清楚。到了赤柱拘留营，我发现她也被拘留在营里的英国人禁闭区内。我告诉她，中国友人一直在找她。她说，她也曾参加过一个出逃的计划，但那个计划落空了。如果有机会从这里逃出去，即使有很大危险，她也愿意参加。从此，她积极参加我们的谋划并且在我和难友们的心里有了越来越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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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在她的禁闭区内遇到了一位原先在中国海关工作的英国人F．W．赖特，他向她透露了想出逃的意思。他的妻子是中国人，他会说广东话——我们几个人都不会说——这在同本地人打交道时是个有利条件。作为海关工作人员，他又熟悉香港周围的所有水道。我们同意由邱茉莉去探询他的意见，因为我们几个人都不认识他。赖特表示愿意。我们觉得向他和盘托出我们的所有情况（如我们过去同中国左翼朋友们的交往以及我的真实姓名等等）不大妥当，但关于出逃的具体计划，所有讨论他都是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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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当时的赤柱拘留营没有日本重兵把守。关在营里的都是平民，大部分是妇孺和老人，他们的年轻男性亲属大部分参加了“香港志愿军团”，所以都被关在俘虏营中。因此就安全而言，我们倒不怎么担心。也许这是由于日本人的仗打得太好了。他们在亚洲的神速进军，使香港成了后方，而他们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在靠近新战区的地方更为需要，因此对香港就无暇顾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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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赤柱拘留营的警备只靠一支巡逻队，每天绕着营地四周，像接受检阅似的行进，肩扛步枪，靴声橐橐。人们可以摸出规律，巡逻队在几点几分会经过某个地点，然后过了20至25分钟才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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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闭区内没有日本人，只有汉奸，日本人用他们来进行监督。他们对营区的控制办法，大多不过是立一些警告牌，有一张上写着：“禁止向海上瞭望，违者格杀勿论！”另一张上写着：“不许靠近铁丝网，违者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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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底怎么逃出去呢？最初我们想游出去，从一个小岛游到另一个小岛，一步步前进。这种想法勇气可嘉，但不现实。我们同其他难友一样，身体日渐衰弱。伙食极差，每人除主食大米定量供应外，副食只有一点点猪肉或鱼肉。难友中有医生，他们估计营里的伙食每天大约只能产生700卡热量，而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不干体力劳动就需要1500卡，干体力劳动则需3000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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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较好的办法。范内斯不顾禁令，偷偷向海岸边细看，有一天瞥见了一条船，靠在一间供游泳者冲澡用的小屋旁，一半掩蔽在灌木丛中。这里的海滩曾有圣斯蒂芬学校的学生来玩过，这个学校的校园现在成了拘留营的一部分。所有船只都被运走了，只有这条船可能因为无主而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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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范内斯勇敢地溜出去看个究竟。这条船确实是被扔在那里的，船体破旧，因为长久搁在岸上，船板之间已有很大裂缝。船的龙骨还在，但没有舵，没有桨，没有桅杆，也没有帆。范内斯认为，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自造这些船具，这条船还是可以用的。船的大小正合适，能载我们五个人，挤一挤可载六个。船板之间虽有裂缝，只要在水里浸泡一定时间，就会缩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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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们的努力就集中在自造船具和装淡水用的容器上。我们预想的目的地是大亚湾（英国人称它“米尔斯湾”，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核电站就设在这里）。我们听说，在那边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人数虽少，能量却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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