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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天已黑了。我们实际上是紧贴着岸边航行的，这样比在开阔的海面上航行更不易引起巡逻船艇的注意。“要是真让日本人看见了我们，怎么办？”我们问那个年幼的孩子。“我们有这个。”他一边说一边扒开船底的稻草，露出了一支步枪。他的这一答复是令我们永远难忘的。一方面是日本帝国，它在征伐的过程中一举粉碎了香港，继而拿下了新加坡和菲律宾。但是，在它进军的途中却站着这个手持钢枪、毫不畏惧的少年。这个岛上的居民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搭救我们，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英国人对香港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们痛恨现在正在侵略他们祖国的日本人，而我们都已成为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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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船上吃了一顿饭。刚从海里捕来的乌贼，很硬，难嚼，但有一股香味，使我们这些“三月不知肉味”的人大快朵颐。他们是在船上的一只炭炉上用平底锅把它烤熟的，炉子四周遮挡严实，不让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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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清晨四时，第一缕曙光尚未出现，我们偷偷地驶进了澳门的渔港——是位于后面的港口，不是正常航运用的前面的港口。港内挤满了小船，有几百条，都是为了躲避日本人不愿出海的。有的已在这里停泊了很久，成了临时住家。当我们的船挤进这群小船时，因为船的大小模样差不多，所以很难分辨哪一条是新来的，哪一条是已在这里停泊了很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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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船沿着通向埠头的步阶慢慢前进时，我们看到岸上有一个孤零零的警察的影子，还听到了教堂的钟声。澳门居民中有很多是天主教徒，他们正用齐鸣的钟声迎接星期日早晨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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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都趴下，直到那个警察的影子从我们视线中消失。接着我们上了岸，腋下夹着装在麻袋里的替换衣服，开始沿着岸边往前走去。突然，一个矮小、黝黑、胖胖的男人向我们快步走来。他看了我们一眼，说：“喂，你们这些老乡是从香港来的吗？”他一口美国口音，自我介绍说他是保罗斯神父，属天主教玛丽诺尔教会，这个教会的总部在美国纽约州的奥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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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我们这副脏兮兮、湿漉漉的样子，除了是逃亡者还能是什么别的人呢？因此，我们也不同他多啰唆，只问他到英国领事馆怎么走。我们估计，现在从苏联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直到澳大利亚的整个亚洲太平洋沿岸，大概只有这样一个盟国的官方代表机构了，其他的都已被日本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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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来，”这位胖胖的神父说，“但我先得去嘉梅修道院做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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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他说：“我们不想叫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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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担心，”他向我们保证，“那些修女是起过誓，要严守秘密的。”确实如此，我们发现她们站在栅栏后面，一声不响。保罗斯神父主持弥撒。我们五人中的雷·奥尼尔是爱尔兰人，从小在教堂中长大，他也跪了下去，虽然在此之前他从未有过信神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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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英国领事馆按响门铃时，太阳刚刚升起。办事的公务员名叫里夫斯，穿着睡袍，睡眼惺忪，开开门让我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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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请进，”他刚说完，马上接下去问，“有人看到你们吗？”我们告诉他，没有人，除了修女，但她们是发过保密誓的，还碰到过很少几个人，天刚蒙蒙亮，没人会注意我们的。但他说：“如果在澳门有人见了你们，那么全城就都知道了。别存幻想。”说完，他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他在打电话：“喂，喂！你知道我们这里来了什么人——五个人，直接从香港来的！他们可能有关于你家属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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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谁进了拘留营，谁没有进。日军攻占香港以前，在澳门有许多同盟国籍的侨民，其中有些人只是到澳门来赌博，玩几天，有些人是香港英国人的妻子，当局下令疏散家属时她们打定主意不回国而是到这个近在咫尺的中立小埠来暂避。现在，这些人不得不在整个战争期间在这里滞留下去了，而他们的亲人则已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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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告诉里夫斯，“我们还要从澳门到别处去，所以最好隐蔽起来。”他对此一口回绝：“没有人能从这里再往别处去，你们就待在这儿，直到战争结束，别想离开。”照他的说法，我们正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该再想走动了。要把我们长期圈在澳门，这实在令我们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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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斯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政局，情况是不妙的。葡萄牙当局分成两派，总督是亲盟国的，警察局局长则是亲日本的。战争爆发以来，澳门的人口因难民涌入而增加了四倍，食物供应必须通过日本的封锁线，所以日本人只要发出切断供应的威胁，澳门对日本的任何要求都只有答应。我们在城里亲眼看到的情景是可怕的。配给的食物少得可怜，排成长队的人们跪在地上等候。任何人带着食物，即使是生鱼，也有被饿得发疯的人们——多数是孩子——抢去的危险，他们不管抓住什么东西就往嘴里塞。里夫斯说，甚至有吃人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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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葡萄牙人把仓库里的棉花几乎全部送给了日本人。葡萄牙空军有一架飞机驻在澳门，连这架飞机需用的航空汽油也奉送掉了。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日本人指名要我们几个人，葡萄牙人一定会乖乖地把我们交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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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抚我们，里夫斯说，“我想去同总督商量商量，把你们的户口登记改一改，改成不是从香港来的。”为此，他同我们中的一员——赖特——去办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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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当时把邱茉莉说成是奥地利人，取名“埃尔莎·莫勒”，让她住在一家名叫“美景”的高级旅馆里。令她尴尬的是，在这家旅馆不多的几个客人中有一位是德国纳粹在澳门的头子。她作为一位有名望的奥地利人出现但却不会说德语，因而不得不竭力回避那个德国人。其他的人当时如何造假，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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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赖特是英国人而范内斯又有病，因此里夫斯把他们安排在他住宅的一间空房里。奥尼尔和我住在一间按床位收费的小客栈里，这间小客栈取了一个口气不小的名字：“葡国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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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钱的问题，里夫斯说，他当尽力帮忙。但他解释说，所有在这里的盟国难民都想向他借钱，而他所能做的只是签一些借条，这些借条别人认不认账很难说。他想了许多办法同伦敦联系、要钱，但通讯或汇款却很困难。有一次，来了一封无线电报，他赶快拿进译电室去译。关于这个电报，他激动地说：“我在这里真是困难重重，而我收到的却是这样一个通报，说是鉴于当前世界的混乱局势，建议英王陛下外交部人员在旅行时宜尽量少带行李，不要用船运送家具。”这就是他等了很久以后收到的第一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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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和我们住旅馆的钱，是由里夫斯签了借条付的。他希望将来英、美或其他有关的盟国政府会偿还他（我名下这一份可能他得不到补偿了，因为我装成美国人，实际上并不是）。其实，里夫斯应该是认识我的，虽然他一点不露声色。1938年我在武汉当记者时，他在武汉英国领事馆任职。武汉当时的外国人寥寥可数，我见过他，他也一定见过我，只是没有说过话。在澳门，我觉得他有一两次看着我，表情怪怪的。但他对我名叫“史蒂文森”而不是“爱泼斯坦”从未表示过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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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们的劝告是自相矛盾的。有时他说：“别一起到外面去，你们太扎眼了。”有时却又说：“别一个人出去，因为一个人走，日本人很容易绑架你，把你一下子拉过边境线。还是在一起安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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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斯也有让我们开心的时候。他曾带我们去喝啤酒，这是逃出拘留营后第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每一个啤酒泡沫在我舌头上破碎时那种快感。人只有经历过长期困苦之后才会有这种快乐。自从几个月前香港陷落时起，几乎就没有任何好吃的东西进过我们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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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中国朋友萨空了，是一位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香港战事的末期，他给了邱茉莉一个澳门的地址。他说：“万一要经这个葡萄牙殖民地逃出去，这个地址会有用处。”在拘留营时，我们一直在打算的是从另外的路线出逃，所以几乎把这茬儿忘了，现在这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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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姓陈的医生的地址。这个地址只有我和邱茉莉知道，我们就一起去找。但叫这个名字的这条街道实在难找，也可能她记得不是很准确。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医生的诊所，看起来有点像，就去敲门。接诊处的一位女护士问我们看什么病。邱茉莉说她的胃部不舒服，护士让她进了诊室，我在外面无聊地等候。她照萨空了的嘱咐，对医生说，请他帮助我们从澳门出去。医生说：“那你得跟我弟弟谈。”那位弟弟看起来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是位教师。他说：“好的，我们能想办法。我们认识一些人，是搞走私的，但也带人出去。他们不要钱，他们是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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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提到，马上要把一位威灵克先生和他的夫人送出去，他原任荷兰驻中国广州的“商务领事”（由本国政府指定担负领事任务的商人）。由于英国领事里夫斯的要求，他们将把这对滞留澳门的夫妇送到中国大后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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