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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呼声》刊行的时间同《民主》是一致的，即1937年上半年。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它出现在上海，由两位美国共产党党员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编辑。它同《民主》一样，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在天津的中介人，我应邀为它写稿，用了几个不同的笔名，因为我在《民主》发表文章是用真名的。就我记忆所及，我和其他投稿人都是尽义务的。通过我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一次短暂的上海之行，宋庆龄知道了我，但我那时还没有见到她，更没有想到我会同她一起工作达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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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两家刊物或其中之一有关系的还有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史沫特莱是美国的一位革命作家，她曾经一度由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正式聘任为驻华特派记者。艾黎是新西兰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检查员。史沫特莱用假名“Rasty Knailes”为《中国呼声》写稿，艾黎用的假名有好几个。两人都不是共产党员，但同地下的共产党有密切的接触，把共产党秘密交通员掩护在他们家中，艾黎家中还收藏了一部秘密电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艾黎同斯诺夫妇及中国友人一道发起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把敌占区的工人和技术转移到工业不发达的后方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与《中国呼声》有关系的人士中，我认识了朱伯森、张纪（译音）和曹亮，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但当时我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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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伯森（我们都叫他“约翰尼·朱”）身材瘦削，戴着眼镜，一派中国文人那种文雅风度。他是一位博学而专注的《红楼梦》研究者。但在这副外表下，他却是一位老练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有时以涉足赌场舞池、附庸风雅的伪装，周旋于权贵富豪之间。他的伪装是如此成功，使他不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在“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下也能长期潜伏。一旦被发现，他肯定是要被无情地用酷刑杀害的。但他生存下来了，在以后新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他担任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这是他胜任的愉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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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纪也是瘦高个，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攻读采矿工程。他在那里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并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加入国际纵队的“林肯小分队”，不幸负伤并在养伤期间得了肺结核。我后来在香港碰到过他，但关于他在“二战”中的生死我始终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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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亮矮小结实，圆圆的脸，是上海基督教会办的麦特赫斯特学院备受敬爱的教师。他在积极从事地下工作的同时，向学生们（大多数出身富裕家庭）灌输抗日思想，其中不少人付诸行动，也有一些人成为共产党员。当时在上海有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员中有美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曹亮和艾黎都在内。小组除定期聚会研究马克思主义外，还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曹亮去了大后方，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后来他到了香港，通过一家航运公司，运送许多民主人士从香港进入解放区，他在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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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曹亮本人却在50年代早期遭到了厄运。他在地下工作中的老上级、勇敢机智的潘汉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被错误地怀疑为叛徒，无端受辱并被关入监狱。曹亮和他的妻子也受牵连，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度过了25年，最后始获平反。潘汉年虽也获平反，但已在平反前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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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亮的品格从他对另一个囚犯的影响中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他发现同沈醉一起被关在一间囚室里。沈醉曾是蒋介石的“军统”特务、专门猎捕共产党人的老手。他怀疑和跟踪曹亮，想抓住曹或使之致残或者干脆予以消灭，就像他对其他共产党人所做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沈醉彻底坦白，服刑期满，政府因他揭发立功，让他在新社会重新做人。但在“文革”中，他又被投入监狱，对他的特赦被取消，他又丧失了自由。只是从过去他要猎捕的对象曹亮身上，处于绝望中的他才重新产生了希望。曹亮无缘无故地被囚禁的时间比他还长，但曹亮不但对革命事业保持忠诚，并且还使沈醉这个过去的敌人重新稳定了对革命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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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在最终获得释放后写的回忆录中写了这段经历。曹亮的释放和平反晚于沈醉。我看到曹亮时，发现他对革命事业依然乐观，充满了信心。在自由生活中，曹亮和沈醉保持了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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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天津不久就结束了失业的生涯，在美国合众通讯社（UP）天津分社有了一份工作。那时合众社属于斯克利浦斯-霍华德报系，是美联社（AP）这个新闻界庞然大物的世界性强劲对手（在50年代后期，它与世界第三大通讯社、属赫斯特报系的国际社（INS）合并为合众国际社（UPI），两者在传媒领域中此时都已渐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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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斯诺派史沫特莱（自称“罗杰斯夫人”）到天津来看我。我想，那时我已大体上读过她写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女主人公叫“玛丽·罗杰斯”）和另一本著作《中国红军的征程》，所以对她有所了解。她要我为对华友好人士办的《今日中国》杂志（在纽约出版）写稿。这是我同她在中国长期友谊的开始，我们的友谊后来在美国仍继续下去，直到她195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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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虽然是外国人办的，却使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触中国左派的机会。在天津，为了推广这本杂志，我去访问了位于法租界内的“知识书店”——这是中共华北局秘密开设的，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我才知道这一点，是当时在这家书店工作的叶笃庄告诉我的（叶是把达尔文的著作译成中文的翻译家）。当时华北局的领导人是林枫，但我直到1944年才见到他。他时任晋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我去访问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到了这个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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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通过《民主》开始在政治上脱离隐蔽状态的，因为我同意在刊物的版权页编委名单中列入我的真名。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但又是使我兴奋的。不久，更加实在的战争危险出现了。1937年7月7日，日本人的大炮突然在北京城外的卢沟桥轰鸣，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我那天正在北京西郊香山卧佛寺度假，亲耳听到了炮声。如同卧佛那样，我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攸关的大风暴，听而不闻。人们习惯了长期的紧张生活之后，会觉得炮声似乎也更遥远了。我结束了这次田园式的家庭度假之后，不是直奔武装冲突的现场而是回到了我在天津合众社的工作岗位。在这里，随着日本全面侵略战争的进行，我开始了几年的战地记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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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所受到的战火洗礼开始于7月底。我奔走于天津古老的海河大桥（原称“万国桥”，现称“解放桥”）两侧。桥西是安静的、“中立”的西方国家租界，我从这里发出新闻电讯。桥东在进行战斗，一方是数千武器精良的日本侵略军，另一方是约600名中国准军事部队“保安队”，只有步枪和机关枪。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后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正规军不得在天津各处驻扎，30年代中期蒋介石政府在日本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不得驻军的地区。这条海河大桥在作战区内，但嗖嗖飞过的步枪子弹并没有使我感到危险，直到我看见刚刚倒下的许多新的尸体——如英国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写的“在被扭曲了的耻辱中的死者形态”——才觉得浑身发凉。同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正向南开大学俯冲轰炸，特别集中于图书馆，看来他们最恨的是爱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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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保留着在日军总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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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要轰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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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这是因为这些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兵。”所谓“无法无天的中国人”是日本发言人惯用的官方语言，指的是所有反对日本侵略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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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一个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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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里的建筑物都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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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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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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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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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反日基地……南开的学生都是反日亲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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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尉，现在正放暑假，校园里没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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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日军上尉真的光火了。“诸君，我是一个军人。我告诉你们，我们正在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所有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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