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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Crispian Corcoran是我的化名。我不久前还在阅读少年刊物《儿童报》（或《好友报》，我现在记不太准），上面有两个虚构的人物，一个叫Crispian，另一个叫Corcoran，我的化名就是用他们的名字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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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诺为我辩护的那封信，也许登出来了，也许没有登，我是从罗伯特·法恩斯沃斯那里知道的。这位斯诺传记的作者，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纪念档案馆”发现了这封信的复写本。在我和斯诺数十年的友情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斯诺来说，这是他多做好事、做了不说的性格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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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中国的另一家报社有了一份工作。在从事翻译和自由撰稿的同时，我成了《北平时事日报》的兼职记者（署名是“本报通讯记者”，不登姓名）。这是一张在北京（当时改名“北平”）出版的英文日报，想在天津扩大发行。虽然我的任务只需要报道天津外国人社区的活动，但我却专门写了一篇“调查报道”（也没有署名），讲述日本在天津的中国居民中有计划地、包藏政治祸心地扩大毒品贸易（主要是海洛因）。销售的渠道是一伙称为“洋行”、以“日商”名义经营的小商店——按照不平等条约，外商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开始时，这些商店向顾客免费赠送香烟，他们在这些香烟里偷偷塞进海洛因，等到吸上瘾，就非花钱去买不可了。这些商店在门面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从糖果到自行车都有，后面的一些房间则是临时性的吸毒室。我曾经到这些地方去看过，只见一排排瘾君子贪婪地吸着烟卷，这些烟卷的一头已被掏空，塞进了海洛因粉末（“白面”）。为了不让这些粉末撒掉，他们吸时要把烟卷竖立起来，所以被称为“高射炮”。这两个词随着毒焰的蔓延而成了当地的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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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这些窝点吸毒的主要是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小职员，还有少数学生），他们很快就变得贫病交迫。较富裕的瘾君子则在家里过瘾，所吸的毒品较精致，毒性也不那么剧烈。整个散布毒品的安排据说是由日本的军事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的，为了销蚀一部分中国人的意志、招募为他们服务的汉奸特务、纠集一帮以供给毒品为报偿的“支持者”，以达到他们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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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时事日报》为中国人所有，但职员大部分是外国人。编辑部对我写的报道颇为欣赏，对我提出了另一个工作建议。这张报纸的新闻主编塞西尔·泰勒是澳大利亚人，要定期回国休假。在航空运输还不发达的时代，往返旅程加上休假通常要六个月时间，而他每隔三五年就要休假一次。“你是否愿意在他离京期间代行他的职务？他在北京有一所四合院，雇着仆人，你可以住在那里。”我表示愿意。关于待遇问题——在《京津泰晤士报》时我的月薪是100银元，《北平时事日报》因我是兼职，人又在天津，只付给我半数，现在要我在北平全职工作，我要求付给我月薪300银元。报社总经理张明威（译音）代表报社老板（中国国民党人士）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在北京住下来，过着同当地一般外国记者和学者同样的生活。这座美丽的中国古都（蒋介石把政府迁到了南京）比起天津租界来更适合我，并且使我更接近中国——尽管仍然要通过同情中国的外国人。这些人中除斯诺夫妇外，还有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在同中国有关的学术或新闻、政治方面已经或即将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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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当时是在中国深造的一位哈佛大学的特别研究员，他后来成为全美国研究中国的权威。拉铁摩尔的经历更加“全面”，从一位著述丰富的学者到“二战”时由罗斯福总统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战后又成了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备受恶毒中伤（费正清也曾被麦卡锡主义抹黑，但他更灵活一些，所以幸免于难）。伊罗生曾一度无畏地援助中国共产党，但后来左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后来又右转为新保守主义派。艾达·普律德出生于中国，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社会工作部当主任，日本占领北京后，她利用自己的条件掩护了许多在地下活动的中国爱国者，后来在斯诺夫妇的劝说下，放弃了原来那份报酬丰厚的工作，为战时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募集海外捐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一直是新中国坚定的朋友，直到九十多岁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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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位是《北平时事日报》的同事。F．费希尔的本职工作是合众社记者，在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帮忙。我到北京几个月之前，他曾支持1935年12月的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珍珠港事件”后，他出任美国战时新闻局(5)中国办事处主任。“二战”后，他留任政府官员，以为这比在新闻界工作更安全、更清静一些。但他在这两方面都估计错了，麦卡锡主义的大棒并没有放过他。后来他总算保住了原来的职位，不过从此以后他再也升不上去，没有机会在公众中露脸，同中国事务更是完全不沾边，他也想努力为自己洗刷，但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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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贝尔登是一个毫无城府的人，热情、认真，在写作方面才华横溢。他刚从美国来，是以在船上打工充抵票价的办法搭船来的，在报社当校对，收入微薄。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后，他先后任美国合众社和《生活》杂志的战地记者。他不是光在司令部或军官俱乐部待着，而是深入到士兵们作战和牺牲的第一线，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珍珠港事件”后，他随史迪威将军从缅甸撤退，备尝艰险。后来，他为《生活》杂志采访盟军在意大利登陆作战，负了重伤。中国的解放战争开始后，他重返中国，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这本书作为新闻著作可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相提并论，作为文学作品其地位则在后者之上。由于麦卡锡主义扼杀了它的发行，这本好书不大为人所知。在“冷战”的年代里，贝尔登靠打工谋生（包括当出租车司机），有时靠失业或老年救济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巴黎去世。美国的一个重要人才就这样被可悲地浪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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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时事日报》的内部结构和主要人员也是很有意思的。年事已高的主编谢尔登·里奇虽然也是英国人，但与《京津泰晤士报》主编伍德黑德很不一样。他在中国从事教学和新闻工作多年，早在1915年他就对日本胁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加以痛斥，从而受到日本方面的威胁。现在他已白发苍苍、步履维艰（据说是年轻时当橄榄球队队员时负的伤）。他的编辑工作作风也很特别。他不管报纸的其他版面有些什么内容，每星期连续四天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打字（送到办公室里去的饭菜往往原封不动），然后一瘸一拐地出来，面色苍白，满脸胡子。他登上汽车，开到北京郊外幽静的西山去休养三天。他写的或选出来转载的东西占据每期报纸中心对开的两页，并且每栏宽度大于其他版面，使其他版面的稿件不可能“闯进”他的这片“神圣领土”。在这里，每逢周末总要登一篇他的说教文章，栏目取名“静谧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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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些怪癖的表象下面覆盖着他性格中坚毅和忠诚的品质。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后，他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把报纸办下去。在无情的日本侵略者的恐吓下，邮局和报贩都不敢再经售他的报纸，他就开着他那辆黑色的老轿车把报纸亲自送给订户和读者。“珍珠港事件”后他的遭遇如何我不清楚，如果被关进日本的拘留营，那就一定会吃足苦头的。1946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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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新闻部的一位中国同事是Y．C．孙，他同时在路透社兼职，但两处的收入仍然不够他这个大家庭（他有六个孩子）的用度。另一位中国同事王公达（译音，英文名“乔治”）活泼、机智，很会享受生活，同国民党很接近。他们两位负责有关中国的全部新闻报道。外籍工作人员只在办公室工作——按照国外英文报纸的模式改稿、设计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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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是国民党办的，通过张总经理进行监督。有关技术性的问题以及外国通讯社电讯的处理，编辑部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在国内报道上就没有了。我在处理一条国民党有关反共内战的虚假报道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国民党的官方消息来源一再宣称毛泽东、朱德或其他红军首领已经死亡（他们造谣说毛泽东已到肺结核病晚期）或在战斗中被击毙。因此，我为这条新闻做了这样一个标题：“朱德再次被杀”。张总经理对我一直是友好的，对我的工作也称赞过。但我做了这个标题之后不久，他就通知我，报社不再需要我了（他没有说明理由）。我不记得这条得罪了人的挖苦标题是登出来了，还是被发现后“枪毙”了，反正对我的报复是来得挺快的。在《北平时事日报》上，反日倾向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受到鼓励；批评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却绝对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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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度失业，又回到了天津外国租界内那个文化上死气沉沉、商业气息浓厚、人们心胸狭窄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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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京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许多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哪怕时间不长）的人都这样。它的建筑和城市格局在深度和广度上再现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它对于中国所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是如此敏感，即使是最洋气的外国人也不可能使自己完全置之度外。它在外表上很平静，但正如最近发生的1935年的学生运动那样，它会爆发出充满朝气的爱国热情，使全国为之震动。它也会显示出这个国家当前所患的内在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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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次在报社上完夜班骑自行车回家，当时大约是凌晨两点，我走在没有路灯，但我很熟悉、通常很安静的小街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士兵（这里平时是没有士兵的）挡住了我的去路，他的刺刀离我的脸部只有几英寸。他只有十几岁，显然是个新兵。他被派到这个地点站岗是为了执行一次紧急宣布的宵禁，并预料可能会碰到麻烦——究竟是什么麻烦，上级没有告诉他，但他对黑夜中出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疏忽大意。我看到他的身子和他手中的枪都在不住地抖动。我承认，当时我真被吓得够呛，比后来在真正的战争中吓得还厉害。没有什么比一个患恐惧症的新兵更可怕的了——他的手指在扳机上，刺刀是准备刺杀的姿势，都正对着你。幸亏我们两人很快都发现不用害怕，松了一口气，不再发抖。这种情况那时在天津的租界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四周的边界、特别是人们的心理状态，使天津租界免受中国地区动乱的影响。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但很快就要起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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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没有直接报道过中国的事情，但我在北京的居留使我开始了一生中一次关键性的转变，原来我只写一些关于那个蚕茧似的租界内外国人社区的、也是供他们阅读的无关紧要的东西，现在我转而写作以中国为主题的东西，供更广大的读者群阅读，包括海外读者和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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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为两个英文刊物写稿，一个是北京的《民主》，另一个是上海的《中国呼声》。两刊的主要读者（也是最热心的读者）是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它们都由同情中国的外国人编辑，作为外国企业登记，所以不受蒋介石政府部门的检查。两刊是在1935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和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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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月刊的创办人是斯诺夫妇，它首次披露了毛泽东的声明，这是斯诺在他那次开拓性的中国之旅中带回来的。它的编委中有的还义务为它写稿或编辑，其中之一便是有才华的新西兰作家和记者贝特兰。他是刚从牛津大学学成的“罗兹(6)奖学金学者”。他正在写《中国的危机》一书，这是同时代外国人所写的有关1936年“西安事变”的最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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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主要编辑工作的有休伯特·梁、伦道夫·塞勒和哈里·普赖斯（他们分别是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教授，都支持学生运动）、张东荪（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约翰·利宁（一位英国青年，来华前在牛津大学参加工党和反法西斯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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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委会中有一位来自政治上右翼的大红人——著名的教会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后来的历史发展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虽然长期以来敬慕蒋介石，但赞成国民党停止反共内战并同情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尽管他希望蒋介石能成为团结抗日的象征和领袖）。这就是斯诺和司徒雷登能同时参加《民主》编委会的历史机遇。在创刊号上，他们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分别对毛泽东和蒋介石表示赞扬。十多年之后，曾为1935年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燕京大学学生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他向司徒雷登发出了邀请，请他作为燕京大学和校友们的贵宾到北京访问（当时许多燕京校友在中共领导的机构内都有显赫的地位）。司徒雷登本人有意接受邀请，但美国国务院坚决说“不”，从而破坏了已所剩无几的一条中美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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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斯诺夫妇之邀，成了《民主》的积极分子。我为它写稿，在天津帮助推广，并在它的最后一期版权页上被列为编委会成员，我那时刚满22岁，是编委中年龄最小的。日本人是1937年7月占领北京的，这本刊物随之被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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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民主》是由斯潘塞·肯纳德神父支持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解放神学家”（这个名词是在他以后很久才出现的）。他先前是在日本的一位传教士，在那里办了一本宗教性的和平主义刊物，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赶了出来。对我们来说很幸运的是，他来华时带来了一笔各方捐献的余额，约有1000美金（在20世纪30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并且决心把它用于反法西斯的目的。《民主》出版后很快受到了欢迎，中国学生以及其他懂英语的爱国人士争相阅读，因为它所刊载的材料是在中文报刊上看不到的。该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它敦促美国大使馆对之采取行动。日本人对这本刊物也感到不安，企图从全市销售书刊的地方见一本买一本，然后集中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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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的第一位夫人）当时对《民主》的工作非常积极。她在1984年出版的《我的中国岁月》一书中（那时她已步入晚年），对这本刊物的起源和命运有过一段古怪而有趣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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