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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为了说明国民党是怎样挡住日军的，我们被带到黄河边的潼关，对岸就是日本侵略军，双方有时近距离互相打炮。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著名的将领胡宗南。他日常的主要工作是对延安实施封锁。他个子不高，显得有点瘦削，神经质，似乎在模仿拿破仑的形象。他只谈到潼关是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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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他的总部吃饭的时候，他的副官蒋纬国（蒋介石的小儿子）为我们敬酒。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件国民党为了维护形象的趣事。老蒋提倡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下令他的军官不准喝酒。因此，当我们的报道送交重庆的新闻检察官审查时，不允许提到老蒋的儿子喝酒一事。重庆的检察官同邱茉莉争来争去，最后建议改动一下措辞，才算通过。改动以后的文字是：“在司令官的指示下，蒋副官敬酒。”这样，国民党就算保全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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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下一站是在黄河向北大转弯以后的东岸继续前进到克难坡，接受更多的反共教育，然后进入延安地区。克难坡是阎锡山在山西老家所剩下的最后一个堡垒。阎锡山这个狡猾的老军阀，居然想方设法在推翻清朝君主的辛亥革命以后，一直保持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这块地方是一个1000米高的山头，叫作克难坡。在我的一本通讯集中，我把它叫做“阎锡山将军的奇妙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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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迈的将军（他喜欢人们尊称他为“老帅”）在牢牢掌握地方政权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本事。几十年来，他确保不让竞争对手的军队进入他的地区。山西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以当铺为基础的钱庄业很发达，这里铺设了比全国通用铁轨狭窄的专用铁路，还有一个巨大的兵工厂。在日本侵华以前，他长期巧妙地周旋于觊觎全国政权的军阀之间。在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山西的一部分地方被敌人占领，一部分地方被八路军收复，他设法对付这两种力量，以便在战后能够生存下来。在此期间，他经历了许多曲折，在同八路军的交火中赢得了一些胜利。他梦想建立一个像他自己那样的社会行政王朝，不过，要乔装打扮得具有革新性。他向我们介绍了他这方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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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待了四天以后，我给邱茉莉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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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世外桃源。在这个山头上居住着一万人——军政官员、纺织工人等以及军队，全都住在山洞里。他们通过以下办法维持生计：下乡从农民那里征集粮食和棉花，越过黄河大桥，去河南省贩运日货谋利，每人每天从事四小时园艺或纺织等生产工作。除了正规的工资外，他们还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劳动，赚取“合作券”货币，用以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如布匹、鞋袜等，以及用很低的价格购买进口商品。虽然这里有电灯、卡车（由马帮驮运来的零部件组装而成）和其他从全国各地运来的现代化用品，周围的农村却是一片荒凉。克难坡本身实际上像个中世纪贵族的城堡，由老帅统治着他的世袭领地。他和他的扈从依靠到附近农村地区征收税捐维持生活。他希望，等到兵荒马乱的日子过去以后，重返他的省会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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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没有上帝，只有阎锡山，学校和办公室都挂着他的画像。他提倡的是“新经济制度”和“农兵合作制”（两个耕田的人养活一个士兵）。除了他的指导思想外，任何别的思想都不准进入这里。留学美国的大学教授、博士、工程师、军政官员等都奉他的哲学为圭臬。此外，这里还不准吸烟、喝酒或犯其他一些罪行，如有违反，轻则劝诫，重则命令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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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说，他找到了“对付共产主义的对策”。条件成熟时，他将广为宣传。这个对策就是：把土地分配给每个人，把他们束缚在一块田地上，如果他们离开，就将把土地收回。这样一来，支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就将被消灭”，就不会有到处漂泊的流浪汉去参加“非法军队”了。这个制度可以提供充足的兵源，因为每两个农民必须养活一个士兵，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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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老西儿”是有名的著作家，撰写了许多书。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厚厚的一摞。我在写稿时，他的副官又拿来了一本新书，书内有四个小标题：《阎帅的宇宙观》《阎帅的生活哲学》《博爱和正义的政治原理》和《按照兵农联盟的原则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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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对岸西北大约15英里处有八路军，而东南20英里的地方则有日本人。阎锡山同他们都有贸易来往。阎老帅有时同八路军发生摩擦而打起来，现在有一处正在发生冲突，不过离这里比较远。他说，如果共产党抓住他的人，他们让他学习一个月，就把他放回来了。但是，如果他抓住一个共产党员，他让他学习一个星期，就把他放了，因为他相信他的理论比共产党的更加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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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我们就要渡过黄河进入共产党地区了。今天，这里有人警告我们说：不要把文件放在行李袋里，而是要随身带着，因为共产党要进行彻底搜查以后，才会放行。我们问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有一回，他在重庆外交部招待所住，他们就检查了我的东西。在那里尚且如此，更何况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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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的黄河只有40码宽。上游的宽度四倍于此，然后慢慢变窄，形成一个漏斗状的河床，当地的居民说有三英里深。究竟有多深，不得而知，反正水多得不得了。不过，无法利用，不能发电，因为淤泥太多，会弄坏涡轮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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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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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七章 访问延安（一）：新中国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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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一艘平底木船渡过黄河的奔腾激流。船上可容约50人，有16名船夫都伸腿坐着，几个人划一支桨，运用全身力气，齐声高唱号子，那种雄浑高亢的声音令人终身难忘。（这个号子是中国杰出的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的基调，后来我们在延安听到一二百人高唱这首歌曲，内心感到无比巨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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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几分钟我们就过了河——进入另一个世界。同我们前些天在陕南国民党地区所遇到的情况不同，这里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旗帜和横幅标语，没有奉命行事的人群一面跳跃一面欢呼，好像我们这些来访者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混合体。来迎接我们的只有两个农民模样的人，一个年轻，另一个有了胡子。他们同我们握手，说是乡政府派他们来的，然后引导我们爬上山头，进入一个村子。村里是在黄土高原上常见的一口口窑洞，我们住进了其中一个窑洞，窑洞里有一个很长的炕和一个炉灶。窑洞前是一个院子，养着一头奶牛、一头驴子和一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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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一位军人骑马到来，他穿着一身沾满尘土的灰色制服和一双草鞋，大脚趾上缠着绷带。他自我介绍说，他是陕甘宁边区南部警卫部队司令员王震，已为我们备好马匹。他是一位将军，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同那些穿着量身定做的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们显得多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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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之后，为我们准备的马匹来到，以便我们西行。同时，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的战士——脸被阳光晒成古铜色、笑嘻嘻的一群小伙子，有的着装比王震将军还好。他们中不少人背着日本的三八式步枪或佩着日本军官的指挥刀，这些武器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军队高级司令部里是作为战利品陈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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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带着这支队伍是从很远的地方急行军赶来迎接我们的，因为原定我们进入边区的地点并不在这里（记者团中的国民党分子后来吹牛说，他们是故意改变渡河地点的，以使共产党毫无准备，不得不带我们经过一些会泄露“红色秘密”的地方。他们后来造谣说，他们一路上看到种植的罂粟，用以制造鸦片）。王震这支队伍曾转战河北、山西等地，后来才调回边区担任警卫。他们说，他们的三八式步枪和指挥刀当然是在作战中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然后用来对付敌人。你可以想象：这些小伙子虽然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不过使脸黑了一点、汗多了一点，却始终带着微笑、始终珍爱自己的武器、始终让子弹带上缠着红布条（这是老红军的传统）、始终保持着那种带有警惕性的高度好奇心——在最初的一小时之内，他们向我们记者团问了许许多多关于外部世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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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王震的经历。他原来是一个铁路工人，后来成了一名革命战士。他所率领的“三五九旅”不但早在十年内战的红军时期就战功卓著，并且在边区以开垦南泥湾而著名。南泥湾位于延安之南，原是一片野兽出没的荒原，他们把它开垦出来，种植谷物、蔬菜和棉花，以供部队衣食之需。后来我们曾去那里参观，听说部队开拔后这片新垦区就交给了当地农民。因为部队可以自给自足，所以这里的农民本来并不需要交纳公粮来供应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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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再说我们记者团的行程。我们一行骑上马，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沟。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发扬南泥湾精神的“大生产运动”已经使原来以贫瘠著称的边区大变样。每一座原来荒芜的山顶和坡地都已种上了小米、小麦、豆子、亚麻或棉花。这一带在国民党实施封锁以前，原来是不种棉花的，所以有两年边区人民几乎弄得衣不蔽体，去年的情况就不同了，边区的棉花半数可以自给。农民现在都愿意种棉，因为边区政府规定头两年所收获的棉花可以免税，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告诉人民种棉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和坚持抗战的需要。农村供销合作社（边区总人口150万，其中25万为社员）负责以合理价格收购全部棉花，如果供销合作社有余棉则由边区政府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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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来看到，“大生产运动”除在陕甘宁边区外，还推广到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样减轻了当地物资缺乏的困难，并成为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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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耕作是以“变工组”的形式来进行的。耕地属于个人，但农民们组成了许多“变工组”，在各户的土地上共同耕作，还共同开垦荒地，垦荒所得收获平均分配。这样，土地虽仍私有，但劳动已集体化了，并且随着荒地的开垦，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也逐渐成为集体的财产。“变工组”不但加快了播种和收获的工作，并且节省了往田间送饭的劳力，过去单干时每家每户都要有妇女往田间送饭，而今只要有一个人给全组的人送饭就行了。妇女也都按合作社的办法组成纺纱组。这一切节约劳力的举措可以在必要时腾出一部分人力和畜力来从事运输及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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