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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路上所遇见的农民看来都能丰衣足食——有的人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但没有衣衫褴褛的样子。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躲开，如果躲不开就愁眉苦脸地瞪眼看着他们，但在边区，在我们这支队伍休息的地方，景象就完全不同。老百姓看到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就上前去同他们交谈，打听我们这一批“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送热水给战士们喝，并且不用吩咐就主动去照料马匹。我们总的印象是，老百姓对待这些战士们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要让他们好好休息，还要让他们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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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人骑马走了好几天，每天都学到不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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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边区不久，发生了两件事情，很实在地显示出国民党仍旧在我们身边，其代表人物是谢保樵（我们这个中外记者团名义上的头头）和他的几个亲信。但在边区，他们虽然想按他们的意志行事，却未能如愿。谢一见到王震就对他说，记者团所有成员都由他管理，不允许单独行动。谢还说，这次来访的外国记者都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对中国一无所知，只想写一些有害中国统一的轰动性报道，以增长他们在银行中的美元存款。谢还向王震透露这样一个“秘密”——记者团的外国记者中有三个是犹太人，犹太人贪财是臭名昭著的，而且他们无祖国，所以别指望他们会理解民族斗争。谢的劝告是：共产党在所有事情上都应该依靠他，让他来引导他们走出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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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谢所预期的相反，当天晚上王震就把谢的这个拙劣的阴谋告诉了我们。他气愤地说，如果由着他的性子来，他会当场就把这个姓谢的一枪撂倒。他直截了当地对谢说，他打国内的法西斯、打日本法西斯，已经打了15年，他决不会听信像谢这样的人所宣扬的法西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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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忽然大声嚷嚷，说他在经过的路上看到了种在地里的罂粟。王震听到后立刻提出：这个记者可以由陈家康（周恩来的秘书，他精通英文，这时正陪同记者团）陪同，立刻骑马回到他看见罂粟的地方去，采集一些标本回来。他需要花多长时间都可以，记者团仍继续前行，他可随后赶来。这个记者知道后果不妙，表示拒绝，但从此也就不再提种鸦片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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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挑衅都以失败告终。后来，虽然谢还制造了一些麻烦，但到底也没搞出什么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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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的第一座县城名叫“古林”（译音），一位农民出身的县长来迎接我们。他几年前还是文盲，现在也只能写简单的报告，但他对县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详细，谈到农民们开垦了多少荒地、生活改善了多少，脸上就露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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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很得意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劳动英雄”，他不但带头开荒，还帮助安置从邻近的河南省逃荒来的难民（边区需要劳动力，所以凡从外地来的移民都分给土地，以长期贷款的方式供应他们种子和农具，头三年免交公粮；当地农民帮助移民安置有功者受到政府的表扬）。这位年已六十而身体健壮的“劳动英雄”对我们讲述了他自己的生活如何得到了改善，还有他去年到延安参加“英模大会”的情形。在这个会上，他学到了关于安排活茬和组织劳力的一些新方法，看了一场电影，同毛泽东握了手，领到了奖品——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皮鞋。他过去没有地，但后来分到了地（边区的某些地方在1935年前红军曾实行分田，但以后就停止实行这一政策）。他虽然到现在仍几乎一个大字不识，但并非不明世事。他问了我们许多问题，关于法西斯主义和欧洲、关于苏联境内的战争、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等等，他还询问国民党为何不通情理不让棉花、药品等进入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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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农民出身的县长向这位农民劳动英雄逗趣说，你现在的地位高升了（劳动英雄有权出席县政府的会议，代表自己或村民提出建议，所以事实上成了县政府的成员）。老英雄也半开玩笑地回敬说，你这位县长干得也不赖，在上次大生产运动中，为了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带头给地里送了不少肥。他在这里已经住了那么长时间，对过去祖祖辈辈的事也都了解，谁听说过县长会干这样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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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路上看到农民们用的新农具感到惊讶——锄头和深耕用的犁铧都是用优质的铁做的，有的用钢。边区有几个小工厂专门生产这些农具，兵工厂也把生产农具作为副业。为了破坏日军的交通，八路军在华北拆毁铁道，把钢轨千里迢迢地运到边区。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生产，不惜把这样来之不易的钢材用于制造农具。在边区，农民的生产工具和部队的武器一样都来自对敌人的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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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我们到了延长，看到了油井和炼油厂。有三口井还在出油，另外正在挖掘一口新井，因为挖掘的深度不够，产量不高——工人们运气不好，把一套钻井设备丢失在一口废井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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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工人们在井口、在他们的俱乐部里聊天，这座俱乐部是这一带最好的建筑物，屋顶装饰着一颗红星。工会主席是从新加坡回国的老海员，管理着矿上所有的柴油机。他在这里已工作多年。油矿原来归美国人所有的美孚石油公司，后来到了国民党手中，最后则为红军（八路军）所有。他说：“红军游击队到来之前，矿上有从南京来的工程师、从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知道我想学会使用柴油机，生怕我学会了把他们挤掉，所以他们拆卸时把我轰了出去。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我们工人之间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本事被别人学了去，自己就会失业，你要是有本事，又肯干，你当全矿的经理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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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用现金发放，但工资的数额是按小米多少斤来计算的。例如，工资如果是1担（100斤）小米，那么这个月就发给你‘边币’（边区的货币）2万元。如果下个月小米的市价涨了，你的工资就会多一些。这里说的市价是指自由市场的价格（这里的市场不受政府控制），所以工人的实际收入不会因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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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小炼油厂原来已残破不堪，边区政府把它恢复了起来。我们看到一些很巧妙的临时应急的措施。例如：他们需要有一根两英寸的管子，用于冷凝器，但没有这样大小的管子。于是，他们把一段十英寸的管子套在另一段12英寸的管子里，两者的空隙正好是两英寸。炼油厂的经理曾在一条英国海轮上当过钳工，工程师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我们记者团里的毛里斯·武道曾在那所大学教过书，在这里遇到他的学生，感到十分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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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厂生产煤油、合格的汽油（供应这一地区约二十多辆卡车使用）和优质的蜡烛（同战前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产品不相上下）。汽油和蜡烛，还有盐巴，是边区几项用来同外界贸易的主要产品，以换取边区所需的物资。国民党对延安地区是实行封锁的，如果有人把禁运的物资偷运进去，抓到了可能会送命，但由于利润很大，所以商人们还是不惜冒很大的风险（包括行贿的费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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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我在重庆曾听说过关于这个小油田的一些事情，讲中共怎样按照统一战线的方针用它的设备帮助国民党，但这些事情因为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未能传播到国外。在延安，他们也没有对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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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42年听当时《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说的，根据我当时所作的记录，事情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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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是国民党战时政府的经济部长。他曾告诉白修德，当1938年准备开采甘肃玉门油矿（当时国内最大的石油供应来源）时，西北唯一的一部钻探设备在延长，而延长在十年内战中为中国红军所占据。国共合作抗日开始后，翁便跑去找周恩来要这套钻探设备。周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当然愿意交给你们。我们一直把它保存着，以应国家的需要。”设备很快就移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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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白修德把这条消息发给《时代》杂志时，却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霍林顿·K．董）——他也是对外国记者进行新闻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勃然大怒。他把白修德叫去，对他宣布：“这条消息不能发。你不知道共产党会利用它在海外做宣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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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经济）部长告诉我的。”白向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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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部长说了，但他无权向一个新闻记者泄露国家机密。如果他愿意为散布这一消息在蒋委员长面前表示承担全部责任，那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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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董抓起电话同翁通话。翁承认是他把这一消息告诉自修德的，接着突然问道：“我要知道他是怎样写的——他写了石油生产的数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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