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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的忘我工作。有一次他同外国记者交谈时，我发现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就建议他休息。他的回应是对我狠狠地瞪了一眼，他对我的态度向来是十分亲切友好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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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他作为领导的超凡魅力。在青年和老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中，他有时事先没有通报来到了会场，就会不动声色地站在门口，不惊动大家。但大家一旦发现了他，他马上就会成为一场生动活泼、富有意义的交谈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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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他的统一战线意识，即使是在最边缘的场合也不忽视。有一次，我们外国记者同董显光（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又为新闻检查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在一个公开的招待会上，他趁同我握手的机会，低声对我说，不要对董过分为难。他这样说是为了对董和他的更反动的上级区别对待，还是只想提醒我不要表现得过左，我不知道——不论是为什么，他的话含义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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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看到周恩来同中共代表团中其他同志相处时那“亲如一家”的气氛，也是很有教育意义和令人难忘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厨师、警卫、通讯员等），他都平等相待。像他这样从不吝惜自己的人，不管多忙，总是挤出时间来关心下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婴幼保育到文娱晚会。我和另外一些外国友人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文娱晚会，他担任指挥，还同大家合唱一些延安的歌曲——他有很好的乐感，还是个不错的男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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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工作中，他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严格要求的，直到每一个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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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整个人格就是一首诗。一个有修养、有原则、有责任心、有内在力量的人。后来，他成为了新中国的“敬爱的总理”。其实，早在他成为总理之前，他就为人们所敬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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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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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指未来的联合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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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尼米兹指彻斯特·威廉姆·尼米兹（1885—1966），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计划”指“珍珠港事件”后，他担任太平洋舰队指挥兼太平洋地区司令官期间，在太平洋诸岛对日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系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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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本节译文曾参考作者所著《突破封锁访延安》一书的中文版，张扬、张水澄、沈苏儒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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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参阅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所著《史迪威以及美国在中国的经历1911—19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New York：MacMillan，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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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译者注］本段译文曾参考前引《突破封锁访延安》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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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九章 访问延安（三）：在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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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延安和其他中共领导地区期间，最对我有启发的经历之一就是在敌后的一次旅程。下面是我在1944年10月9日从延安发给《纽约时报》的关于这次旅程的一篇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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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记者团另外两位外国记者刚刚完成了一次对中共领导的晋西北地区的访问，历时七周，行程千余英里，其中有17天是在八路军的敌后战场，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走了300英里。我们这次旅行是六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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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短暂但见闻丰富的旅程中，我们目睹了八路军两次对敌人的成功袭击，有一次距攻击目标——日军据点为三英里，另一次只有500码。还有两次在摧毁敌人碉堡的战斗进行时，我们都在近处。我们自己有两次被敌军追踪，一次相距一英里；另一次十英里。有两个晚上，我们宿营的村子都在敌人封锁线碉堡的步枪射程之内，但这些村子的居民对敌人实行反封锁，在敌人碉堡四周埋了数以百计的土制地雷，设了陷阱和狙击手的掩体，所以除非有外面来的强大增援部队把道路扫清，否则碉堡里的敌人不敢出来。我们看到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画像竖立在距敌人仅一小时步行行程的地方，还有诸如“粉碎日本法西斯，拥护四强宣言！”这样的大幅标语，敌人从碉堡的瞭望孔里往外张望时一眼就能看到。我们通过这次战地访问，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当地居民在华北和华中各地对侵略者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深度和各种形式，都获得了具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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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国民党宣传部代表和美国陆军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少校全程陪同我们，他们也目睹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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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报纸上有限的篇幅里把我们在敌后那些日日夜夜的丰富经历都报道出来，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按时间顺序来加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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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9月8日穿越日军控制的离石至岚县汽车道。这条路沿线每隔三英里就有一座日军碉堡。奉命护送我们过路的八路军四个连决定，派敢死队去割断马坊镇碉堡外封锁沟上吊桥的拉索，使吊桥落下，然后向碉堡发起攻击。经过两小时战斗，碉堡里穿着日军制服的50名残存伪军缴械投降。俘虏中有一个上尉，他也指挥附近另一个碉堡开府（译音）的守备队。八路军就把他带上，让他告诉那边的伪军，马坊已经丢了，他们是守不住的，还是悄悄地出来为好——那些伪军照他的话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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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进路上的两座碉堡在24小时内先后被拔除，所以我们可以在大白天越过封锁线，并且到一个碉堡里去观察和照相。这座碉堡的建筑十分坚固，外面围绕着带刺铁丝网和一条30英尺宽、40英尺深的封锁沟，沟上设有吊桥，沟外又有一道带刺铁丝网、三道壕沟以及地下掩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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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坊镇上有很多共产党干部在秘密活动，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带着手枪，迅速地把这里的居民——他们已有三年多不属抗日政权管辖——组织起来。因这里的居民害怕日军报复，不敢把碉堡拆毁，甚至不敢拆几根椽子去当柴烧，所以农会动员其他村子的农民来做这件工作。当我们又骑马上路时，看见至少有1000名老老少少的农民迎面走来，他们扛着铁镐锄头，兴奋地又说又笑，仿佛去赶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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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17天之后（其间日军曾来过一次）重新经过马坊时，碉堡、围墙、带刺铁丝网、封锁沟、壕沟和地下掩蔽部都已完全消失，在镇子后面的小山上（碉堡原来在这里）只剩下一片黄土。这便利了八路军一个旅的活动。这个旅负责这一带的警卫，它是由在冀中平原战斗过多年的一部分老战士、山西“新军”的一些部队以及几支游击队编成的，总数有几千人，在日军占领的太原、汾阳等大城市郊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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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到达晋绥边区一个军分区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距四周日军据点不超过30英里。民兵同游击队不同，他们不脱离生产，农闲时练兵，有敌情时就在本地作战，他们的土地由变工队代耕代收。这个军分区的民兵有一万两千人（我们看到从四个村子就集合起600名民兵），正规军和游击队约8000人，共计有武装人员两万人，全分区人口是400万，这个比例同我们以前曾经过的两个军分区差不多。所有武装人员中2/3的武器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共产党曾宣称在他们领导下的正规军有47万人、民兵250万人，从我们所得到的军分区的材料来看，这些数字是确实的。敌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有：日军5500人、伪军3820人，此外在太原还有一支强大的守备部队，分布在110个据点里（这些据点类似于我们视察过的马坊）。我们在晋西北停留的一个月内，单是在这个军分区就摧毁了敌人的据点二十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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