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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分区司令部，我们看到了六个日本战俘。他们是在8月28日八路军的一次出色的突然袭击中被俘的。当时他们正在碉堡墙外无所顾忌地享受田园风光的户外早餐，枪也不带，一下子就被突然出现的八路军猛扑上去抓住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日本兵除一个外都是当年6月才入伍的，有的是应征的小青年，有的年龄稍大是过去因身体条件不合格而没有被接受的。这些日俘以及自动投奔八路军的十个朝鲜人都告诉我们，日军士兵都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尽管日本军官对他们灌输相反的宣传。他们还看到过“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宣传品，不但在前线，在北平这样警卫森严的大地方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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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令部，我们又看到了一百多名伪军俘虏，是在过去两周内被俘获的；还有一支四十多人的伪军小分队，是自动投奔过来的。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武器，经过训练后将编入他们原来在日军指挥下驻扎地区的游击队。同时，随着日本驻军人数的减少，敌人正把这一地区越来越多的据点交给伪军防守，而伪军又在迅速瓦解——八路军对伪军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我们亲眼看到，当马坊被俘伪军说他们不敢投降是怕日军对他们住在镇上的家属实行报复时，八路军马上动员村民赶上驴车，装载他们的妻子儿女连同家用什物，随着这批俘虏，运送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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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军分区司令部，我们快速地走过几个村子，这里有医疗单位，还有供医生和伤病员居住的山洞，另一个村子里有军工厂，每月能生产一万枚手榴弹和地雷。最后我们到达一处山脚下。这条山脉俯视三英里外的汾阳市——日军在山西所占领的战略要地之一。我们目睹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连续三个晚上攻击这个城市的郊区，烧毁了火车站、机场、房屋、电站和一家火柴厂，拿下了城门外一英里半处的一座碉堡，击毙十名日伪军，俘获两名日军和几名伪军以及在这里藏身的伪镇公所全体人员，缴获两挺机枪、70支步枪以及许多日本樱花牌香烟、饼干、糕点、罐头等。在这次进攻中，我方以急行军从几个方向调集了一支优势兵力，包围了这座城市。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使守备的敌军出城应战，但虽经三天三夜的不断攻击，守敌始终龟缩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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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团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先后到几个村子里去进行观察，几乎每过几小时就换一个村子，但都能清楚地看到汾阳城。在每个村子里，我们都发现八路军建立的政府在开展工作，人民在欢庆胜利，当地干部向我们保证说，所有敌谍老早就被村民清除掉了，现在敌人特务只敢跟着日军的突击队行动。这样，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在这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已延伸到紧靠汾阳城墙的地方（我们有一次在距日本炮楼仅一英里的地方宿营）。即使在有日军炮楼的村子里也往往存在着双重政权——一个是公开的伪政权，另一个是爱国政权，老百姓都知道，只是瞒着日本人。（伪政权的村长常常是村民要求他担任的，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八路军办事。）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利用缴获的日本军的信封信纸，集体写了一封信给日本昭和天皇，写明由汾阳日军司令官转呈，用我们所目睹的事实说明日军在这一地区所处的困境。当地游击队答应把这封信投入镇上敌军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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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三天的远征后，我们和集中起来的八路军部队都迅速分散。当骑兵侦察兵和秘密的电话联络站（有的使用缴获的电线，有的甚至使用带刺铁丝网上的铁丝做电话线，隐藏在灌木丛中或埋入地下）发出消息说，敌人大部队出动时，我们就避开他们，不是在敌人面前逃走，而是转向其他已被我军包围的敌人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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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以后，我们在汾阳以北几英里、位于汾河上的娄烦镇活动。这里有两个日军据点被我方包围，经过“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成员在夜间用扬声器喊话，据点里的300名日军和约百名伪军开始动摇，但不愿投诚。八路军决定挖地道通到这些据点的炮楼下面，进行爆炸。我们在部队掩护下到达距敌人炮楼仅300码的地方。敌人发现我方在挖地道，就用步枪、机枪、迫击炮和65毫米野战炮开火射击，我们都趴在地上。敌人的夜间射击盲目性很大，我方几无伤亡，但因此使我方挖地道的工作未能在天明之前完成。我们在离去时没能看到作战的最后结果，但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另一个村子里宿营时听到了猛烈的爆炸声，说明作战已获胜利。其后不久传来消息，敌人的娄烦据点已被摧毁，守敌除个别被俘外全部被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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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攻击中（歼灭日伪军百余人，缴获很多），我方牺牲12人，伤约30人，其中有群众团体成员，他们是往火线上送担架、云梯和弹药的。双方伤员都被人冒着炮火抢救下来，并在作战结束后同部队一起迅速撤退，逐村轮流由担架队护送到后方去。日俘受到人道待遇，并有一位美国医生给他们打止痛针，这使他们感到很惊异。看到他们这样的表情实在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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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为什么能够用这种方式作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所有战斗中都密切配合，有时以民兵为主，有时以游击队或正规军为主。村政府、群众团体和民兵经常不断地提供消息，使我们确切地了解所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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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和民兵指挥员们一再向我们显示，他们对每个据点里的敌军情况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人数、动向和行动规律，并且说得出他们的姓名、家庭情况和内部关系。这些都是为敌人服役的仆人、挑水夫和小贩们所提供的。（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游击队听说一个伪军的妻子获准去同丈夫团聚，就让她说服丈夫在夜间放下吊桥，然后游击队偷偷地进入炮楼子，用刀捅死哨兵，从窗户里扔进手榴弹把其他在睡梦中的敌兵全部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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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敌人的信息则非常不灵。我们外国记者团是多年来第一次到这些地方来的外国人，但我们能公开行动，同老百姓谈话，甚至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几英里外的日本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互信。司令员们到村子里，有时会向群众交代当前的主要任务，而在每次战斗之后则一定要向全体居民详细报告战绩，向那些协助作战的人致谢，并把缴获的一些武器发给民兵，其他一些物资发给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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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事实，即：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每一个八路军的单位都有责任训练人民自卫技能并在敌军入侵时掩护妇女儿童撤往山里或秘密地道。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民深信：抵抗（而不是投降）不但是一项广泛的爱国义务，并且也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集体所作的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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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目前作战的性质，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能体会到。尽管他们在武器装备上不能对付敌军大部队的集中攻击，八路军和它的辅助军事组织却总是采取攻势，使敌人中计，打击敌人的弱点。这样不仅使敌人蒙受损失，煞敌人的威风，并缩小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控制区，扩大八路军管辖的地区和人口，而且有利于防止敌人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队和人民进行报复。因为各地的日本人都不得不经常处于防御地位，不可能就地集中优势兵力，而必须要等待北京、太原和石家庄等地的高级司令部从他处调集兵力，这样一来不但会削弱其他也有八路军活动的地区的防守兵力或减少总后备队，并且需要调用大量铁路车辆、卡车和汽油，因此报复就必须是一个由更高层次作出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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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地雷战和“麻雀战”的发展（我们看到在煎锅旁边、在旧橱柜里所设的手榴弹和地雷引线），小股日军根本不敢离开据点。这是目前阶段华北和华中人民战争的战术。八路军告诉我们，他们也在为下一阶段——大反攻——作准备，那时有更多的日军将被盟军所牵制，八路军有了更多的供应（一门好的野战炮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轰毁一个敌军据点，现在却要花费几周、甚至几月的精心策划、缜密行动和抓住机会才能做到），就可以从北面和西面出动，迎接来自东面和南面的盟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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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本章译文据前引之《突破封锁访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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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章 途经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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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去欧美的旅行当时是个难题。由于战时没有国际商业航班，唯一的办法是搭乘飞越喜马拉雅山、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美国空军飞机。它们把物资运到中国后空机返回印度，因此不存在机位短缺或优先照顾之类的问题。但要得到机位，你必须取得军方的许可证书。这对于穿军装的正规的现役战地记者来说相当容易，但对我们这样仅限于在重庆活动的地方记者来说，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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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我曾兼职过的美国战时新闻局的帮助下，我们登上了去昆明的飞机。美国第14空军大队的司令部就设在昆明，我们得跟他们商谈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下一步行动。在昆明机场，我们遇见了约瑟夫·艾尔索普，他当时是陈纳德将军的副官，空军上尉。在政治上他对我们并不感兴趣，特别是在最近的指挥权争执中，我们站在了史迪威将军一边，而他却站在非常亲国民党的陈纳德一边。但不管怎么说，在香港时我们都曾是赤柱拘留营里的难友，艾尔索普乐意在我们面前露一露他的能耐；另外，他毕竟是受过良好教养的，懂得对邱茉莉这样的女士应该讲究礼貌。因此，凭着他的一纸字迹潦草的条子和几句话，把我们送上了返回加尔各答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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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架飞机是双引擎C-46，机体庞大，是专门为尽量多载货物而设计制造的，因为它臃肿、笨重，人们给它起了个不吉利的绰号，叫“飞棺材”。机身中央部位专门用来装载货物，乘客只能坐在机舱两旁的凹背单人坐椅上。邱茉莉和我是机上仅有的两名旅客。由于我们坐在光秃秃的金属椅子上，飞机进入高空后，寒气自下而上逼来，冻得我们浑身发抖。我们透过机窗看见一个引擎正在漏油，这更使我们捏了一把汗。尽管如此，那天夜间我们终于熬到了密支那——不久前刚从日本人手里重新夺回的缅甸北部城市。飞机在黎明前再次起飞，第二天早晨飞越广袤荒凉的恒河和布拉马普德拉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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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C-46货机的传闻很多：如何难以躲避日本战斗机的袭击，即使没有遇到敌机拦截也可能触山而机毁人亡，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如何将走私物品偷偷运进和运出中国，所得的利润由走私商和机组人员双方分成。为此，机上的普通球形门把手，甚至连马桶的座板都被换成黄金做的，然后将它们漆成草黄色伪装起来，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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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加尔各答，想先在专门为战地记者提供的一家旅馆落脚。幸运得很，我们找到了伦敦《新闻纪事报》的斯图尔特·格尔德，他为我们安排了当晚的住宿。不久我们又跟我的《联合劳动新闻》同事尼赫尔·贾拉瓦蒂和他漂亮的夫人雷努接上了关系。尼赫尔毕业于牛津大学，共产党员，印度独立后，他成为印共在印度国会里的代表之一。尼赫尔那时常给印共机关报《人民战争》撰稿，后来自己创办了《主流》周刊，该杂志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纽约的《民族》杂志。雷努一直留在党内，直到1994年去世。《主流》是一份消息灵通、富有创见、风格尖锐泼辣的报纸，现在由他们的儿子苏米特担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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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当时的情况很特殊。国大党以战后印度独立为条件，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被英国宣布为非法，甘地、尼赫鲁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均被投入监狱。而共产党在遭禁几十年之后，却获准公开存在，因为它号召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把打败德、日作为首要目标（这一立场体现在其机关报《人民战争》这个名字上）。它利用其新的合法地位，跟印度和英国的社会各界、美国以及英国战时派遣军进行了广泛接触。美、英派遣军的官兵与殖民地常规驻军不同，他们之中有些人具有反法西斯和左派背景。这些多方面的接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除了工人和农民外，印共党员中有一批素质很高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曾在国外受过教育，他们的家庭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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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尔和雷努夫妇就是这样的人。还有莫汉·库马拉曼加兰，印度独立后他担任高级法院的法官。我们在印度逗留的两个月中，他们不仅给我们介绍了左翼积极分子和劳动人民的情况（例如加尔各答贫民窟的悲惨境况），还全面介绍了整个战时统一战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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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各答，我们被安置在一位印度科学家的家里。几乎每天他都要安排我们会见一些人，其范围之广，可以从下面所列名单中窥见一斑。我们访问了查托帕喜亚家族（他的一个姐妹是杰出的国大党妇女领袖萨罗吉尼·奈杜，我们没能见到她，但我们见到了他的另一位姐妹、共产党员苏哈西尼）。我们采访了穆斯林联盟领导人苏拉瓦底，后来他出任巴基斯坦总理。我们会见了英国刊物《政治家》和亲国大党的《印度斯坦旗帜报》的编辑，我给这两家刊物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特别是我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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