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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和民兵指挥员们一再向我们显示，他们对每个据点里的敌军情况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人数、动向和行动规律，并且说得出他们的姓名、家庭情况和内部关系。这些都是为敌人服役的仆人、挑水夫和小贩们所提供的。（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游击队听说一个伪军的妻子获准去同丈夫团聚，就让她说服丈夫在夜间放下吊桥，然后游击队偷偷地进入炮楼子，用刀捅死哨兵，从窗户里扔进手榴弹把其他在睡梦中的敌兵全部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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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敌人的信息则非常不灵。我们外国记者团是多年来第一次到这些地方来的外国人，但我们能公开行动，同老百姓谈话，甚至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几英里外的日本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互信。司令员们到村子里，有时会向群众交代当前的主要任务，而在每次战斗之后则一定要向全体居民详细报告战绩，向那些协助作战的人致谢，并把缴获的一些武器发给民兵，其他一些物资发给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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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事实，即：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每一个八路军的单位都有责任训练人民自卫技能并在敌军入侵时掩护妇女儿童撤往山里或秘密地道。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民深信：抵抗（而不是投降）不但是一项广泛的爱国义务，并且也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集体所作的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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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目前作战的性质，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能体会到。尽管他们在武器装备上不能对付敌军大部队的集中攻击，八路军和它的辅助军事组织却总是采取攻势，使敌人中计，打击敌人的弱点。这样不仅使敌人蒙受损失，煞敌人的威风，并缩小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控制区，扩大八路军管辖的地区和人口，而且有利于防止敌人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队和人民进行报复。因为各地的日本人都不得不经常处于防御地位，不可能就地集中优势兵力，而必须要等待北京、太原和石家庄等地的高级司令部从他处调集兵力，这样一来不但会削弱其他也有八路军活动的地区的防守兵力或减少总后备队，并且需要调用大量铁路车辆、卡车和汽油，因此报复就必须是一个由更高层次作出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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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地雷战和“麻雀战”的发展（我们看到在煎锅旁边、在旧橱柜里所设的手榴弹和地雷引线），小股日军根本不敢离开据点。这是目前阶段华北和华中人民战争的战术。八路军告诉我们，他们也在为下一阶段——大反攻——作准备，那时有更多的日军将被盟军所牵制，八路军有了更多的供应（一门好的野战炮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轰毁一个敌军据点，现在却要花费几周、甚至几月的精心策划、缜密行动和抓住机会才能做到），就可以从北面和西面出动，迎接来自东面和南面的盟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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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本章译文据前引之《突破封锁访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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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章 途经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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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去欧美的旅行当时是个难题。由于战时没有国际商业航班，唯一的办法是搭乘飞越喜马拉雅山、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美国空军飞机。它们把物资运到中国后空机返回印度，因此不存在机位短缺或优先照顾之类的问题。但要得到机位，你必须取得军方的许可证书。这对于穿军装的正规的现役战地记者来说相当容易，但对我们这样仅限于在重庆活动的地方记者来说，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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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我曾兼职过的美国战时新闻局的帮助下，我们登上了去昆明的飞机。美国第14空军大队的司令部就设在昆明，我们得跟他们商谈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下一步行动。在昆明机场，我们遇见了约瑟夫·艾尔索普，他当时是陈纳德将军的副官，空军上尉。在政治上他对我们并不感兴趣，特别是在最近的指挥权争执中，我们站在了史迪威将军一边，而他却站在非常亲国民党的陈纳德一边。但不管怎么说，在香港时我们都曾是赤柱拘留营里的难友，艾尔索普乐意在我们面前露一露他的能耐；另外，他毕竟是受过良好教养的，懂得对邱茉莉这样的女士应该讲究礼貌。因此，凭着他的一纸字迹潦草的条子和几句话，把我们送上了返回加尔各答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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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架飞机是双引擎C-46，机体庞大，是专门为尽量多载货物而设计制造的，因为它臃肿、笨重，人们给它起了个不吉利的绰号，叫“飞棺材”。机身中央部位专门用来装载货物，乘客只能坐在机舱两旁的凹背单人坐椅上。邱茉莉和我是机上仅有的两名旅客。由于我们坐在光秃秃的金属椅子上，飞机进入高空后，寒气自下而上逼来，冻得我们浑身发抖。我们透过机窗看见一个引擎正在漏油，这更使我们捏了一把汗。尽管如此，那天夜间我们终于熬到了密支那——不久前刚从日本人手里重新夺回的缅甸北部城市。飞机在黎明前再次起飞，第二天早晨飞越广袤荒凉的恒河和布拉马普德拉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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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C-46货机的传闻很多：如何难以躲避日本战斗机的袭击，即使没有遇到敌机拦截也可能触山而机毁人亡，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如何将走私物品偷偷运进和运出中国，所得的利润由走私商和机组人员双方分成。为此，机上的普通球形门把手，甚至连马桶的座板都被换成黄金做的，然后将它们漆成草黄色伪装起来，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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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加尔各答，想先在专门为战地记者提供的一家旅馆落脚。幸运得很，我们找到了伦敦《新闻纪事报》的斯图尔特·格尔德，他为我们安排了当晚的住宿。不久我们又跟我的《联合劳动新闻》同事尼赫尔·贾拉瓦蒂和他漂亮的夫人雷努接上了关系。尼赫尔毕业于牛津大学，共产党员，印度独立后，他成为印共在印度国会里的代表之一。尼赫尔那时常给印共机关报《人民战争》撰稿，后来自己创办了《主流》周刊，该杂志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纽约的《民族》杂志。雷努一直留在党内，直到1994年去世。《主流》是一份消息灵通、富有创见、风格尖锐泼辣的报纸，现在由他们的儿子苏米特担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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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当时的情况很特殊。国大党以战后印度独立为条件，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被英国宣布为非法，甘地、尼赫鲁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均被投入监狱。而共产党在遭禁几十年之后，却获准公开存在，因为它号召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把打败德、日作为首要目标（这一立场体现在其机关报《人民战争》这个名字上）。它利用其新的合法地位，跟印度和英国的社会各界、美国以及英国战时派遣军进行了广泛接触。美、英派遣军的官兵与殖民地常规驻军不同，他们之中有些人具有反法西斯和左派背景。这些多方面的接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除了工人和农民外，印共党员中有一批素质很高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曾在国外受过教育，他们的家庭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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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尔和雷努夫妇就是这样的人。还有莫汉·库马拉曼加兰，印度独立后他担任高级法院的法官。我们在印度逗留的两个月中，他们不仅给我们介绍了左翼积极分子和劳动人民的情况（例如加尔各答贫民窟的悲惨境况），还全面介绍了整个战时统一战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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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各答，我们被安置在一位印度科学家的家里。几乎每天他都要安排我们会见一些人，其范围之广，可以从下面所列名单中窥见一斑。我们访问了查托帕喜亚家族（他的一个姐妹是杰出的国大党妇女领袖萨罗吉尼·奈杜，我们没能见到她，但我们见到了他的另一位姐妹、共产党员苏哈西尼）。我们采访了穆斯林联盟领导人苏拉瓦底，后来他出任巴基斯坦总理。我们会见了英国刊物《政治家》和亲国大党的《印度斯坦旗帜报》的编辑，我给这两家刊物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特别是我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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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是我们在印度逗留期间唯一在旅馆（瑞典旅馆）下榻的地方。我们《联合劳动新闻》的另一位记者夏拉夫·阿萨尔·阿里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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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里，设在红堡(1)的英国印军司令部的官员们读了我在一些主要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后，邀请我们去谈谈我们对中国战争形势的看法。我在介绍中强调了战争的群众性和共产党领导地区的抗日战争，包括游击战术和民兵的地雷战。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愿在印度看到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里的占领军。但他们似乎对日本人在中国遭遇意外的困境感兴趣，因为这样一来，就牵制住了本来可以转移至次大陆对付英国人的日本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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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德里，在英国新闻部，我们遇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博学多才的陈翰笙博士（邱茉莉在纽约就认识他，我在香港同他相识）。在桂林时，邱茉莉曾帮助他躲避蒋介石特务的搜捕并移居印度，还帮他找到了一个工作。使我惊讶的是，在德里，我们与威尔弗雷德·彭内尔不期而遇。彭一度曾在我任职的《京津泰晤士报》当过总编辑。他曾被日本人逮捕和拘留过，后来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一次交换战俘中获释，加入了英国新闻部，成为一名主要播音员。关于他的情况我在前面第六章中已讲到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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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德里，经过交涉，我终于获准在前往英国——这是我们继印度之后的下一个目的地——时，可以随身携带的不仅有我的笔记本，还有一件战利品——一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左轮手枪，这是我访问延安时朱德送给我的，他同时还给我开了个字条，证明它的来路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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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是我们在印度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从这里坐船前往英国。在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又高又瘦的莫汉·库马拉曼加兰带着我们到印共总部，拜访当时的印共领袖P．C．乔喜。这个总部有点儿像一个公社，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同吃同住。乔喜个子矮小，戴着一副眼镜，但精力旺盛，不知疲倦，似乎人人都很喜欢他。他说起话来快得像开机关枪，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国内的、国际的、经济的、文化的——文化是他的终生爱好。他对我们谈论的中国的每一件事都感兴趣，详细向我询问延安怎样使民间文化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目的——如有名的秧歌舞和说唱剧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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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孟买的接触后，印共的人民出版社把我从中国解放区发给《纽约时报》的报道汇总起来，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并附上我从延安带回的、有特别说明文字的一些木刻；全书约100页左右，书名是《我访问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这本小册子的发行量很大。30年过去了，我自己的那本早已不知去向。但幸运得很，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位退役的美国老兵，名叫切瓦特，他战时在印度购得这本小书后一直保存了下来，他复印了一份送给我。在1994年前，他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纽约分会的会长，2001年初病逝。后来，印共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印地文版，原来的英文版是1947年在美国印刷的。许多年后，1956年，北京出版了我的另一部著作《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它又出版了这本书的印地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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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我还再次邂逅两位缅甸革命者貌登佩和貌丁瑞。我们是1942年左右在重庆经埃德加·斯诺介绍相识的，斯诺请我安排他们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接触，这件事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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