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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当时的情况很特殊。国大党以战后印度独立为条件，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被英国宣布为非法，甘地、尼赫鲁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均被投入监狱。而共产党在遭禁几十年之后，却获准公开存在，因为它号召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把打败德、日作为首要目标（这一立场体现在其机关报《人民战争》这个名字上）。它利用其新的合法地位，跟印度和英国的社会各界、美国以及英国战时派遣军进行了广泛接触。美、英派遣军的官兵与殖民地常规驻军不同，他们之中有些人具有反法西斯和左派背景。这些多方面的接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除了工人和农民外，印共党员中有一批素质很高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曾在国外受过教育，他们的家庭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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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尔和雷努夫妇就是这样的人。还有莫汉·库马拉曼加兰，印度独立后他担任高级法院的法官。我们在印度逗留的两个月中，他们不仅给我们介绍了左翼积极分子和劳动人民的情况（例如加尔各答贫民窟的悲惨境况），还全面介绍了整个战时统一战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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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各答，我们被安置在一位印度科学家的家里。几乎每天他都要安排我们会见一些人，其范围之广，可以从下面所列名单中窥见一斑。我们访问了查托帕喜亚家族（他的一个姐妹是杰出的国大党妇女领袖萨罗吉尼·奈杜，我们没能见到她，但我们见到了他的另一位姐妹、共产党员苏哈西尼）。我们采访了穆斯林联盟领导人苏拉瓦底，后来他出任巴基斯坦总理。我们会见了英国刊物《政治家》和亲国大党的《印度斯坦旗帜报》的编辑，我给这两家刊物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特别是我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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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是我们在印度逗留期间唯一在旅馆（瑞典旅馆）下榻的地方。我们《联合劳动新闻》的另一位记者夏拉夫·阿萨尔·阿里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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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里，设在红堡(1)的英国印军司令部的官员们读了我在一些主要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后，邀请我们去谈谈我们对中国战争形势的看法。我在介绍中强调了战争的群众性和共产党领导地区的抗日战争，包括游击战术和民兵的地雷战。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愿在印度看到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里的占领军。但他们似乎对日本人在中国遭遇意外的困境感兴趣，因为这样一来，就牵制住了本来可以转移至次大陆对付英国人的日本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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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德里，在英国新闻部，我们遇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博学多才的陈翰笙博士（邱茉莉在纽约就认识他，我在香港同他相识）。在桂林时，邱茉莉曾帮助他躲避蒋介石特务的搜捕并移居印度，还帮他找到了一个工作。使我惊讶的是，在德里，我们与威尔弗雷德·彭内尔不期而遇。彭一度曾在我任职的《京津泰晤士报》当过总编辑。他曾被日本人逮捕和拘留过，后来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一次交换战俘中获释，加入了英国新闻部，成为一名主要播音员。关于他的情况我在前面第六章中已讲到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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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德里，经过交涉，我终于获准在前往英国——这是我们继印度之后的下一个目的地——时，可以随身携带的不仅有我的笔记本，还有一件战利品——一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左轮手枪，这是我访问延安时朱德送给我的，他同时还给我开了个字条，证明它的来路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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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是我们在印度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从这里坐船前往英国。在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又高又瘦的莫汉·库马拉曼加兰带着我们到印共总部，拜访当时的印共领袖P．C．乔喜。这个总部有点儿像一个公社，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同吃同住。乔喜个子矮小，戴着一副眼镜，但精力旺盛，不知疲倦，似乎人人都很喜欢他。他说起话来快得像开机关枪，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国内的、国际的、经济的、文化的——文化是他的终生爱好。他对我们谈论的中国的每一件事都感兴趣，详细向我询问延安怎样使民间文化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目的——如有名的秧歌舞和说唱剧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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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孟买的接触后，印共的人民出版社把我从中国解放区发给《纽约时报》的报道汇总起来，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并附上我从延安带回的、有特别说明文字的一些木刻；全书约100页左右，书名是《我访问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这本小册子的发行量很大。30年过去了，我自己的那本早已不知去向。但幸运得很，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位退役的美国老兵，名叫切瓦特，他战时在印度购得这本小书后一直保存了下来，他复印了一份送给我。在1994年前，他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纽约分会的会长，2001年初病逝。后来，印共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印地文版，原来的英文版是1947年在美国印刷的。许多年后，1956年，北京出版了我的另一部著作《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它又出版了这本书的印地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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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我还再次邂逅两位缅甸革命者貌登佩和貌丁瑞。我们是1942年左右在重庆经埃德加·斯诺介绍相识的，斯诺请我安排他们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接触，这件事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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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汉属于印度上层社会人士，他安排我们住在菲罗扎（“皮普茜”）·瓦蒂亚夫人家里，作为她家的客人。她是帕西人(2)，她家的房子坐落在与外界隔绝的马拉巴尔山上，生活极其富裕，社会地位也极其显赫，但却是左派的朋友（她丈夫的最大爱好是赛马，对她的活动不加干涉）。尼赫鲁在被捕前是瓦蒂亚家的常客。在这里，我们结识了身材瘦削但衣着非常讲究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穆斯林联盟的领袖及未来巴基斯坦的缔造者。他非常世俗化，根本不受宗教礼仪的约束，娶了个帕西太太而成为帕西社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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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蒂亚介绍我们认识的帕西名流中，有一位是印度最大的实业家，名叫J．R．D．塔塔，他的体格强壮，留着两撇八字须。另一位是年轻漂亮的原子能科学先驱霍米·巴巴，他在90年代末期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第三位是瓦蒂亚的一位表兄弟，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帕西人是多才多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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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了真纳，可惜笔记已经丢失。塔塔邀请我们去他的海滨别墅，向他的部分董事会成员非正式地谈谈中国的情况。根据现在回忆，我们着重谈了三点看法：不管蒋介石能否坚持抵抗到底，中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的前景将是进步的，共产党人将起主导作用；中国战后的发展将为印度伙伴们创造贸易和合作的前景——包括塔塔他们在内，如果他们能够抓住机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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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蒂亚结识的人范围之广，还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同样的场合，我们认识了一位前土耳其公主，她嫁给了海德拉巴的亿万富翁尼扎姆王子的一个儿子。她对左派很友好。她长得异常漂亮。邱茉莉事后打趣我说，在她面前，平时夸夸其谈的我惊讶得瞠目结舌；她还发誓说（当然是开玩笑），后来曾听到我在睡梦中气喘吁吁地低声呼叫：“公主，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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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尽量向这些富豪们介绍中国及其在未来的新世界中可能占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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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在印度逗留的时间很短，仅两个月，但留下的记忆是终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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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丽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可悲的国家，比正在流血、遍体鳞伤的中国还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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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独立运动正在热气腾腾地进行着，但从气氛上看，在人民的眼里，这是一出消极的、近乎听天由命的精神悲剧，与中国大相径庭。在中国，人们面对水深火热的灾难依然能面带笑容，到处可以看到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在朝气蓬勃和觉醒了的解放区。在那里，战争造成创伤，人民在流血，但人们藐视貌似强大的敌人，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坚信他们正在为一个崭新的未来世界中的崭新的中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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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逗留的时间很短，但印度（特别是它那色彩斑斓的壁毯）使我们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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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别印度时，我们相信，一旦时机成熟，印度按照其自己的方式实现变革的时代必将到来，这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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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孟买登上“达尼丁城堡”号海轮，在军舰的护航下向英国进发，穿越敌舰出没无常的海洋。旅途需时几个星期，趁这段空闲，我开始写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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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旅客们经常要跟船员一起，轮番到甲板、船头、船尾、舷窗及右舷的各个岗位去监视敌方的潜水艇。为我们护航的是两艘驱逐舰，它们在我们的船上配备了几名水兵，负责投放深水炸弹并操作一尊高射炮和一尊平射炮。邱茉莉和我都在监视潜艇的值班名单上（我抱着打字机专心致志地写作，好多次因没准时到位而受到严厉的警告和呵斥）。邱茉莉比较清闲，总是时间未到就提前到位，还延时下岗。她花言巧语地说服炮手让她爬上顶层，并打了几发实习炮弹——万一炮手中弹，她可以上去顶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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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活动并非仅仅是演习。我们的确投放过深水炸弹。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我们看到被击沉的船体部分地露出在水面上——提醒人们必须保持应有的警惕，避免灾难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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