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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一章 英国：一九四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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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1945年春天到达英国，那时欧洲战场的战事已经接近尾声，但纳粹仍在继续向伦敦发射V-2导弹（当时通称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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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跟西方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打交道，过去我所见到和来往的西方人，都是以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里一个特权统治阶层的面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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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以前的想象中，不列颠王国的首都一定是壮丽辉煌，但到了伦敦，却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全副精力关注着战争和忙于介绍中国，我根本就不是一个“观光客”，没有时间和兴致去参观游览伦敦塔、伦敦桥、温莎宫、汉普顿广场、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圣保罗大教堂、画廊、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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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从海港向伦敦行进，我们向窗外望去，只见铁路两旁几乎都是像后院一样乱七八糟的灰色建筑。进城一看，我们发现这座大城市呈现出一片肮脏的土灰色，长期没有洗刷的建筑物上，布满着一道道烟痕，既不见大理石的洁白，也看不出它们本来的颜色，跟我想象中的大都会迥然不同。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人民的坚毅勇敢，是伦敦的真正伟大之处，但这一点还有待我去慢慢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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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的母亲专程到伦敦来接我们，她把我们带到帝国饭店，订了一个房间。帝国饭店位于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附近的勒塞尔广场。由于战争，它跟别的建筑物一样，显得陈旧不堪。许多被炸弹炸掉玻璃的窗子上用木板挡着。在登记处，值班人员要我们出示邱茉莉和我的结婚证件，她那位戴着帽子和手套的母亲把脑袋高高一扬，大声说道：“这是我的女儿！”这一声吼把问题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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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房间在高层。我们一直睡到远处一声很强烈的爆炸把我们从梦中震醒。一枚V-2火箭击中了史密斯菲尔德商场，就造成的伤亡而论，这是战争后期最严重的空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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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伦敦用第一顿早餐。一名邋里邋遢的年轻女招待胡乱做了两个硬得像皮革似的煎蛋卷，往桌上一扔，拉长声调说：“鸡蛋粉做的，真要不得！”我喜欢她的粗鲁率直。东西本来就是这样，人们将就着，不美化它们，该做什么照常做什么。这就是熬过并赢得一场长期战争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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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我听到了一个关于“脱水货”的战时笑话：在诺曼底，英国士兵正冒着敌人的炮火艰难地涉水登陆。附近停泊着一艘登陆舰，一群群干瘪得像用硬纸板剪出来的小个子正从船上下来。“我的天！那是什么？”一个士兵问。“脱了水的美国佬，”他的战友回答，“连尿都挤干了的美国佬！”不是英国人不需要美国盟友的帮助，是美国人的高工资、高供给、未经战争销蚀的充沛精力，以及他们向英国姑娘和女人献殷勤的真真假假的传说，使英国人产生了反感。英国人抱怨说：“（美国人）工资太高，性欲太旺，离我们又太近！”的确，英国人工资较低，又有被外国占领的感觉，他们在自己土地上流露出来的这种心态，跟他们殖民地的“土著人”对他们的情绪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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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本土英国人的评价，很快就高于对他们在东方的同胞，因为在东方的英国人常常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势。英国国内战时的平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府经营的“英国餐馆”，以最低廉的价格向所有人供应普通的但是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午餐每份仅需一先令六便士（相当于现在的7.5便士或10美分），当然那时的货币比现在值钱。“经济实用”的衣服和鞋子也很便宜，外观很一般，但非常结实耐穿，几乎穿不破，几十年后，我还能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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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某些朴素和平等的做法，自然会在将来消失。英国毕竟是一个阶级社会，尽管战时有同舟共济的感情，但战前那种古板僵化的传统作风，已经被大大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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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伦敦前往邱茉莉的家乡约克郡北部。她的弟弟理查德经营着全家最后的一片耕地（是从他的银行家哥哥弗朗西斯那里租来的）。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因汽油管制，私人汽车几近绝迹，因此我没能观赏沿途英国乡村的美丽景色。不管怎么说，乡村不如战前和战后那样苍翠繁荣（为确保战时粮食供给，大片草原开发成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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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理查德是大学农科毕业的，既从事体力劳动，又进行科学化种田。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他以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肩负起为国家增产粮食的任务。他总是天一亮就起床，穿上靴子下地，中午踏着因疲劳而显得沉重的脚步回来吃午饭，先喝一杯“雪利”酒为自己鼓鼓气，随后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吃完饭拿起报纸坐进一张扶手椅里，不一会儿便打起盹来。常常是我对大事小事高谈阔论，却没有引起他的任何反应，原来他睡着了。个把小时后，他醒来，站起身，又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地里或牛栏里继续干活，直到夕阳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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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我从没见过英国人干体力活儿。在英国，我发现他们都干活，而且比我干过的活更重。有一次，理查德太太雷切尔和邱茉莉正在准备开饭，我往椅子里一坐，理查德四岁的女儿达夫妮突然尖声叫道：“艾培姑父就会坐着、坐着、坐着、坐着。”这使我恍然大悟。在中国，我们在外国人堆里是穷人，但至少也雇一名佣人（富有一点的外国人都有好几个佣人），为我们操持大量的家务，所以我才能老是“坐着”。银行家兄长弗朗西斯当时是防空部队的一名军官。他一身戎装，只到农场来过一天。他跟他们的母亲和理查德不同，不把我看在眼里。他最喜欢的妹妹嫁了个我这样的男人，一个犹太蹩脚文人，不配跟他平起平坐。他的另一个妹妹罗莎蒙德找了个爱尔兰天主教徒、飞机制造厂工人克里斯托弗做丈夫，这不是已经够呛了吗？因此，他对我虽然表面上彬彬有礼，实际上是保持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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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跟他年龄相差不大，他尊重她，她又知道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因此对邱茉莉，他不能太多地流露出一肚子的不高兴。可是对待比邱茉莉小12岁的小妹妹罗莎蒙德就大不一样了。他从没请她到他家去过，几乎不承认妹夫克里斯托弗，甚至于到了从不带他到外面去吃午饭的程度。对我，他倒的确作了一个正式的姿态，请我到他伦敦俱乐部的怀特餐厅吃过饭。但也出现了一些尴尬场面。记得侍者问我喜欢牛排怎么做，我说“Rare”（嫩一点）。“天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弗朗西斯不屑地问。我作了解释，他说：“哼，美国佬的说法。我们说‘underdone’。”虽然偶尔也有比较客气的时候，但他始终对我若即若离——而对博览群书的克里斯托弗这个大好人，则简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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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后来在巴克利银行升到了很高的位置，当上了巴黎分行的负责人和首席执行董事。他熟悉法国、法语和法国文学。他有幽默感。但遇到跟他看法不一致的事或人，他的态度则极其固执生硬。后来他的儿子在一次滑雪事故中身亡，在经受了这次悲剧的打击后，他的这种毛病才有所收敛。他的苏格兰太太米塔倒是一个没有架子的热心肠。就在1945年，在约克郡，我第一次见到了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德·卡弗里。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她成了我们亲爱的亲戚和朋友。她是个大大咧咧、性格坚强的女子。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两手抱着她的女儿吉尔——她当时唯一的孩子。后来她又陆续生了七个子女。在我写作本书时，她已经当了祖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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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时，罗莎蒙德刚满28岁，成为一名大学毕业的医院膳食营养师。这是她父亲的意志。他认为，即使是“乡绅人家”的姑娘，也得有个专业挣钱自立，这在他那个年代和他那个阶级是不多见的。在跟克里斯托弗结婚这件事情上，她也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不仅因为遭到包括她母亲在内的全家的反对，而且还因为克里斯托弗身体不好，患有骨髓病。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他生长在曼彻斯特的索尔福德郊区，那里的居民大多是爱尔兰工人阶级，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他拥有高超的技术、成为工党党员和信奉天主教三大特点。因为飞机工业分散在全国各地，他有时在这里工作，有时到那里工作，因此他和罗莎蒙德居无定所，以活动汽车住房为家，到处流动，直到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世。随着家庭的不断扩大，他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始终坚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他们成为并始终是邱茉莉和我的亲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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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克郡，我还结识了邱茉莉的一些朋友、她父亲以前的佃户。虽然他们管她叫“邱茉莉小姐”，但都是一起长大的，相互之间不拘礼节。我们曾跟着他们去参加牲口交易会和别的乡村集会。邱茉莉曾在雷丁受过饲养奶牛的训练，在鉴别公牛和母牛的优劣方面是一个公认的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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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有着各种等级差别的邱茉莉家族中度过的这段生活，使我获得了许多有关英国社会当时和未来变化的感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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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次访问英国期间，比家庭生活更加重要的是社会活动。在1945年初的几个星期里，我大量谈论并撰文介绍中国情况，特别是记忆犹新的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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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大多是在“中国运动委员会”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旨在声援和宣传中国抗日而最早成立的英国组织。我与它的联系始于1938—1939年我为宋庆龄和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期间。委员会的名誉秘书和实际领导人是“英国民主监督联盟”的多萝西·伍德曼（左翼自由主义周刊《新政治家及民族》主编金斯里·马丁的夫人）。它的全国性组织者是共产党员教师和诗人、后来成为我的朋友的亚瑟·克莱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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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英国左派舆论了解我所掌握的消息，我在1945年的一期《劳动月刊》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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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人在1939年以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他们迅速和成功地占领了所有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前沿基地。这充分证明国民党的军事机器已经腐朽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国民党军队并非总是那么无能。我们记得上海的英勇抗战、台儿庄大捷、缓慢有序的向汉口（武汉）退却以及1937—1938年最伟大的民族团结期间所取得的其他成绩。这期间，像汤恩伯将军等将领手下的军队曾多次打得很出色。然而就是这些部队，六年以后，即1944年，当敌人在河南发动第一次进攻时却全线崩溃，望风披靡，放弃了保卫国土的职责，仓皇逃离河南，残兵败将们一路跟无法无天的土匪一样，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缴了散兵们的武器，用打麦的连枷打死伤兵。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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