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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次访问英国期间，比家庭生活更加重要的是社会活动。在1945年初的几个星期里，我大量谈论并撰文介绍中国情况，特别是记忆犹新的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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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大多是在“中国运动委员会”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旨在声援和宣传中国抗日而最早成立的英国组织。我与它的联系始于1938—1939年我为宋庆龄和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期间。委员会的名誉秘书和实际领导人是“英国民主监督联盟”的多萝西·伍德曼（左翼自由主义周刊《新政治家及民族》主编金斯里·马丁的夫人）。它的全国性组织者是共产党员教师和诗人、后来成为我的朋友的亚瑟·克莱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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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英国左派舆论了解我所掌握的消息，我在1945年的一期《劳动月刊》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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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人在1939年以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他们迅速和成功地占领了所有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前沿基地。这充分证明国民党的军事机器已经腐朽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国民党军队并非总是那么无能。我们记得上海的英勇抗战、台儿庄大捷、缓慢有序的向汉口（武汉）退却以及1937—1938年最伟大的民族团结期间所取得的其他成绩。这期间，像汤恩伯将军等将领手下的军队曾多次打得很出色。然而就是这些部队，六年以后，即1944年，当敌人在河南发动第一次进攻时却全线崩溃，望风披靡，放弃了保卫国土的职责，仓皇逃离河南，残兵败将们一路跟无法无天的土匪一样，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缴了散兵们的武器，用打麦的连枷打死伤兵。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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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亚瑟·克莱格的邀请，我还向几位英共高级领导人发表了一次讲话，他们之中有帕姆·杜德（《劳动月刊》编辑）、特德·布拉姆利等人。虽然他们对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怀着强烈的同情感，但他们对解放区的具体生活和奋斗情况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对我的介绍听得津津有味。我还曾多次在英国合作党报纸《雷诺兹新闻》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总的形势以及合作社对解放区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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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邀出席了在斯卡伯勒举行的合作党1945年全国代表大会。邱茉莉曾为中国第一批战时工业合作社工作过很长时间，我也曾积极参与其事，因此我们跟合作党有共同的语言。我听说斯卡伯勒是一个著名的海滨胜地，但它跟我自小喜爱的华北的北戴河相比，简直无法相提并论。北戴河有着广阔的金色沙滩、温暖的海水、阳光灿烂的天空，而在斯卡伯勒，我发现的是冰冷的海水、铁灰色的天空、索然无味的旅馆墙壁。邱茉莉的家族跟约克郡这个海滨胜地有着一段历史渊源。她的一位先祖在17世纪中叶英国内战期间曾是斯卡伯勒城堡的司令，起初站在议会方面反对国王，后来临阵倒戈，将城堡交给了保王党人，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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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英国逗留期间，我开始在中国以外发表公开演说（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在各地演说达数百次之多）。第一次演说是由中国运动委员会组织的，地点在伦敦的卡克斯顿会议厅，同时还展出了我从延安带来的实物。我介绍了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和切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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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几次公开演说时，国民党代表当场出来讲话，试图诋毁我和我的报道。后来成为台湾“外交部长”的乔治·叶（叶公超）当时负责蒋介石政权在英国的宣传活动。他站起来否认国统区有政治集中营。他质问我，能不能举出哪怕其中的一个呢？我一口气说出了四个集中营的名字，并把它们描述了一番，气得他横眉立目，但却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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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次，我在伦敦的妇女合作会演讲。我注意到听众中有一位比其他人更年轻、衣着更讲究的女士低着脑袋，忙不迭地在她膝盖上的速记本上作记录，仿佛要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中间休息时，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会长，她问那位女士替谁做记录。她愣了一会儿，随后说是替中国大使馆。能不能请她把笔记交出来呢？不行，她恳求道，她得先把记录稿用打字机打出来，向她的上司交差，但她答应将提供一份复印件。使馆如何歪曲我的讲话内容我无从知道，但不管怎样，她的逐字记录（我把它长期保存在我的文件堆里）有助于我驳斥对我的歪曲毁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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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通过优待政策和阶级兄弟般的态度，成功地使许多日本战俘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这些战俘加入了在延安成立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同中国游击队一起到前线喊话，表现出与他们替天皇打仗同样的勇气，努力说服他们以前的战友得出跟他们相同的结论。别的抗日武装很少抓获日本战俘，把他们转化为自己战友的事例（如果有的话）则更是凤毛麟角。我的叙述，引起了当时在英国新闻部从事战时工作的日本问题作家维尔·雷德曼的极大兴趣。这种做法，虽然美国和英国军方感兴趣，但他们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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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做的一次广播，我向更大范围的公众发表了讲话。下面是我那次讲话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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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日本人还没有侵占的一些地方叫做“自由中国”。但有多少人知道，在日本战线的后方还有一个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解放了的中国”？它包括被割裂的15块抗日根据地，拥有9000万人口，即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比未被日本占领的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总人口只差一点点，是不列颠群岛人口的两倍。在抗日根据地待了五个半月后，我相信这些根据地在今后对日本发动反攻时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以前不知道有这些武装力量？因为在过去五年中，从“自由中国”向解放区运送物资和人员遭到了国民党的禁止和严格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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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国民党在巨大的压力下，允许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外国记者到那里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在马背上花了两个月，跋涉了1000英里，进入了敌人后方。我们跟爱国武装和百姓一起行军和生活，看他们打仗并取得胜利。日军多年来千方百计想消灭这些武装力量，但是我们亲眼目睹他们消灭日本占领军，炸毁他们的机场，焚烧他们的工厂，拔除他们的据点。日本人到处抢掠百姓。我们看到中国士兵使用缴获的日本武器和装备；他们的工厂使用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机器，又用从敌占区扒来的铁轨做原料制造迫击炮和步枪，用大量废弃的日本电话线铜芯制造子弹。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电台和电话机，用来作为各游击队之间互相联络的通讯工具。在旅途中，我们和护送我们的部队吃的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食品，味道鲜美可口；他们抽的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卷烟——那味道实在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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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到处散布恶毒的法西斯谬论和所谓归顺“优等民族”的胡言乱语。但是我们到处看到断垣残壁上画着反法西斯同盟国领导人的肖像和这样一些标语口号：“欢迎盟军在欧洲登陆！（指诺曼底登陆开辟反德第二战场）它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灭亡及亚洲反法西斯反攻的加速到来！”“狠狠打击敌人，扩大解放区根据地，为参加盟军反攻做好准备！”“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军队，为解放区人民生产粮食和棉布！不许敌人抢割庄稼！”这些口号不仅我们能看到，日本人也能看到，因为它们离日军哨所只有三四百码之遥。有时人们甚至趁着黑夜，把口号写到了日本兵营的墙壁上去。口号可以动员人民起来战斗，但光靠口号不能使他们坚持战斗达七年之久。日本人报复行动之残酷，不亚于发生在欧洲的法西斯暴行，是什么东西使这些人们坚持战斗呢？……说出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发现，在这些备遭战祸的地区，人们穿的、吃的都比富庶、平静得多的地方好。这可能是因为农民交的地租大大减少的缘故。军粮的摊派比例是按照下面的方式计算的：最贫困的农民缴纳其收入的5％或更少，而地主则缴纳其地租收入的30％左右。政权掌握在普通农民手里——他们世世代代有着同样的命运，那就是贫穷和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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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民努力生产也就不足为奇了。执行法律的不是由上面指派的、容易腐败的官员，而是当场选举产生的、便于撤换和监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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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英国议会大厦的一个会议室里向一批工党议员发表过讲话，会议由伊曼纽尔·欣韦尔主持，他的选民都是煤矿工人。在英国上层社会，经中国运动委员会积极分子利斯托韦尔勋爵介绍，我去看望了空军元帅菲利普·切特伍德爵士，这位退休老战士留着两撇浓密的八字须，当时担任着英国红十字会会长。他的组织只向国民党统治区提供医药援助；我此去的目的，是想探索一下他们同时向两个中国政党控制下的地区、而不是只向国统区提供医药援助的可能性。他开始时表示赞同。但当我提到这种援助除了其人道主义性质外，还将显示英国公众对中国国内团结的关注时，这位年高德劭的菲利普爵士又马上把门关上了。他告诫道：“哎呀，中国有五亿人口，如果他们都团结起来，在我看来，那太太可怕了。”他所说的向对立双方提供援助的目的，根本不是促使他们团结，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人民对这一点早就领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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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1945年初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英国的斯科比将军已经在支持希腊的极右分子掉转枪口，屠杀该国最积极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士了。这一点中国知道，毛泽东于4月发表讲话警告说，在中国，同样的事情正在酝酿中——国民党“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还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任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1927年至1937年的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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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对在这种环境下一些西方大报的所谓自由的本质和局限有所领教。历史悠久、声望颇高的伦敦《泰晤士报》鉴于我刚从中国来，约我写一篇关于中国当前形势的文章。在文章中，我把战时发生的某些事件与国民党在1927年所干的事情联系起来，我写道：当年国民党“大规模地屠杀它的左派盟友”并“支持地主镇压反封建运动”。这是叙述过去的中国政治史实，说法其实还不够全面，因为没有充分提到外国帝国主义这个因素。但即便如此也不行。《泰晤士报》把它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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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长江流域后，“国民党重申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是反对俄国的煽动并与中国社会较稳健的力量达成妥协”，“爆发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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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引号里的内容是编辑加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恰恰是中国的革命力量深受与外国统治势力妥协之害。不过文章只署名“一记者”，我觉得这样改动无损于整篇文章对中国现状的叙述，所以没有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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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篇文章从来没有发表，因为文章是以抗日战争为主要背景的，而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但《泰晤士报》还是给我寄来了最后的校样，让我看看若不是局势变化，他们准备发表的内容。校样里除了原来的“更正”外，还有另一处编辑部的曲解，他们事先没有给我看过，尽管我们之间有明确的协议。关于1927年国共分裂的原因那一段，他们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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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混乱局面达到登峰造极，要成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已经没有可能。于是国民党与中国社会较稳健的力量达成妥协，共同反对由鲍罗廷组织的、俄国人煽动的运动，这场运动的过激行动在爱好和平的人民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于是中国的许多黑社会组织参加了对左派人士的大屠杀，那些死里逃生的共产党人进入了……一个临时性的飞地，在那里，共产党的信念实质上已经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采取了中国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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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章胎死腹中，倒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虽然这并不能阻止这类歪曲事件真相的说法到处流传。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那些欺骗性的用语。“俄国人煽动”是那场革命的一个因素——那是一个因素，但并不像《泰晤士报》所解释的那样，是“鲍罗廷组织的、俄国人煽动的运动”，好像这场革命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历史性的根源。国民党跟“较稳健的力量达成妥协”，并不是出于国内外统治者的需要，而是出于“不再能容忍混乱”的“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压力。其意思是说：人民起来反对左派（并屠杀人民）！屠杀上海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的地痞流氓是从哪里找来的呢？他们的银行家后台老板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当时美国人担任主席）和法租界的外国当局又在哪里呢？两者都允许武装镇压者们通过它们的领地从背后袭击工人。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些历史事实都不存在。按照他们的说法，绝大多数中国人，数以亿计在城市和乡村劳作和承受剥削的工人农民，也统统并不存在。最后，为了解释文章后面部分赞扬中国共产党人当前的抗战努力，修改后的文稿谨慎地写道：如同在古老的中医疗法中有时要出点血一样，他们的红色渐渐消退，也变成“民族主义”了。在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妥协后，中国的工农大众在干什么？他们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谁在“煽动”他们？按照最后审定文稿的《泰晤士报》编辑老爷的说法：俄国人。我记述这段历史，并不是对英国新闻界或伦敦《泰晤士报》怀有任何特别的恶意。《泰晤士报》与某些别的大报相比，特别是在战争后期，显得更公正、更实事求是一些（死硬的保守党人甚至辱骂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为分文不值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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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这些都显示，在阶级问题上，有权势的报纸，自由派的也罢，保守派的也罢，最后都采取同样的立场，不过有的行动温和些，还有点儿羞羞答答，另一些则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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