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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随着第二次反法西斯世界大战的结束，新闻阵线站到了支持第三次反共世界大战一边，或者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站到了支持“冷战”一边。英国斯科比将军把枪口转向“二战”盟友共产党领导的希腊游击队的例子，后来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反复重演。宣传机器则为这些行动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臭名昭著的“冷战”已经结束，中国成了新的“遏制”对象，一场新的战争的战鼓已经擂响，谩骂和嘲讽不绝于耳。这些不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故技重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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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雨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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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多年后，克莱格写了一本关于该委员会工作的内容极为翔实的书：《援华：回忆一次被遗忘的运动》。该书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用英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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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参阅《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6年，人民出版社，1051—10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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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二章 美国五年：在逆境中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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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5年至1951年，我们在美国度过了五年。这段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947年为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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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在两国国内形势都非常复杂的背景下已经初见端倪，并且正在继续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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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日趋紧张。但双方都在为避免一场全面内战而进行谈判，美国通过乔治·马歇尔将军（后来出任国务卿）居间调停。他是受亨利·杜鲁门总统的派遣以特使身份来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已于1945年4月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去世。比起罗斯福来，杜鲁门的目光要短浅得多。在国际层面上，华盛顿和莫斯科正就一系列世界性问题进行最高级别的谈判，其中包括对华政策问题。在美国国内，公开反对政府支持蒋介石的言论还没有遭到压制。在这样的情况下，邱茉莉和我可以发表我们的观点，虽然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大有人在，但他们没有无端地不让我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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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阶段，马歇尔的“调停”失败。调停的唯一结果是，蒋介石赢得了时间为发动内战部署好兵力。美国通过海空运输，把国民党军队（其中一部分为美式装备）大量运至内战前线。内战终于在1946年年中爆发。与蒋介石和美国的愿望相反，这场战争以1949年蒋介石的军事、政治全面失败而告终。又是在美国的支援下，被打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率领一帮残兵败将逃到了台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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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1046页的官方文件《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1949年8月）里，收录了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公文信，在这封信里，他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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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是中国内部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我们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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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局其实是可以清楚地预见到的。许多年来，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观察家们，曾一再报告国民党政府如何无能、虚弱、腐败、不得人心（《白皮书》本身也罗列了无数事实）。后来，连杜鲁门总统也不得不亲自出马，发表谈话说，他知道国民党的统治家族“都是贼”，他们“窃取了我们给蒋的35亿美元中的7.5亿……他们用这笔钱在（巴西）圣保罗和我们眼皮底下的纽约进行投资”(2)。杜鲁门不仅公然利用美国的力量，而且还利用“已经投降的”日本人，来支撑被他自己称之为“贼”的那些人免于垮台的徒劳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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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杜鲁门自己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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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占据铁路线以外的地区的情况下，（蒋）不可能占领东北和华南。我们完全清楚，如果我们叫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开往沿海地区，整个国家将会被共产党占领。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步骤，利用敌人来充当卫戍部队，直到我们把中国的国家（即国民党）武装部队空运到华北以及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接防各个海港。因此，日本人奉命就地留驻，并维持治安。待蒋介石统率的中国军队赶到后，日本人再向他们投降，然后我们把他们送回日本去。利用日本人去抵挡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是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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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权威方面的自白大概没有比这更直率的了。没有什么比“马嘴里吐出来的”东西更加真实。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赤裸裸的自白还没有公开，有关的行动仍为官方所掩盖。还要经过好几个年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语言才被“冷战”语言所完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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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的内战跌跌撞撞地走向注定的结局，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推行这一破产政策最卖力的美国权势集团恼羞成怒，转过脸来拿国内所有反对他们路线的力量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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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臭名昭著的政治迫害运动——麦卡锡主义——开始横行。在中国问题上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备受骚扰和追踪。对我和邱茉莉来说，传播我们的观点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变得很危险。因此，我们的前景和计划都须随之而改变。我们曾一度打算留在美国，把我的书写完并出版；我还打算归化美国，结束我的无国籍状态，然后返回中国，继续我们的记者生涯。但历史决定了我们走另外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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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回顾一下我们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的经过，以及我们在那里度过的忙忙碌碌的五年。我们乘坐的英国客货轮“埃克塞特城市”号离开英国后，我们所属的这支护航船队便分道扬镳，各自按自己的速度、沿自己的航线前进，船上的灯光许多年来第一次在漆黑的夜海里闪亮。这是一个人们可以大大松一口气的时刻——大西洋海域的战事已经结束，大批兵力正集结起来以结束太平洋战争。我们在新泽西的霍博肯上岸，我父亲已经在那里迎候我们了。他老了许多，显得有些憔悴，但高兴得眉开眼笑——这是多年来我们第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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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时住房紧缺，我们在纽约时代广场附近一家老旧的克拉里奇旅馆度过了抵达美国后的第一夜。窗外正在举行集会，推销战时公债，以支持尚在进行中的对日作战，喧闹声弄得我好几个小时没能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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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第二天早晨的报纸带来的却是一股新的“冷战”寒风。在粗体大标题下报道了《美亚》杂志（我在中国时，有时为这份杂志写稿子）的编辑和同事被捕的消息。一伙联邦调查局的人突然搜查了这家杂志的办公室，随后指控该杂志有意泄露“偷来的政府机密”，为间谍活动提供信息（虽然它刊登的内容和论述在今天都属于正当的“调查性新闻”）。被捕的人员中有我们的朋友约翰·谢伟思。他是一位在中国出生、会讲中国话、对中国事务有真知灼见的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曾任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政治参谋，并随同美军的“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工作过几个月。跟史迪威一样，他曾敦促美国在打败日本的最后战斗中，与包括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内的所有中国武装力量合作，并希望美国与未来的民主、统一的中国建立良好关系。谢伟思把他向美国政府提出的观点，在长期以来跟他持相同观点的杂志上发表了。对他的指控也就是这样一些材料。然而，随着史迪威将军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被召回国，一个大规模围剿美国国务院内中国问题官员的运动已经拉开序幕，挑头的是新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此人端着一副趾高气扬、自命不凡的架子，其实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后来的事实证明，谢伟思对中国形势所持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可是他却为此付出了代价——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和事业。（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得到平反，再后来被公认为全美国目光最敏锐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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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邱茉莉和我来说，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早晨，并不仅仅是阴暗的，它后来也被证明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它严肃地警示我们即将发生的事情——国会和主要媒体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叫嚷，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麦卡锡主义的其他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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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注定了我那本原来打算到美国来写的书，只会使我们同华盛顿正在形成中的政策处于全面、公开和严重对抗的地位。当时的背景是：虽然美国和蒋介石结成了事实上的反共联盟，并公然利用已经投降但尚未交出武器的日本军队，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们，拒绝向美蒋屈服。他们也没有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被它拥有巨大杀伤力的原子弹所吓倒。他们谴责内战，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新国家。同时，如果内战证明是不可避免的话，他们也决不会为了避免最终摊牌而向任何现实的和潜在的种种威胁屈膝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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