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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将军的声明以及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战前就发表过的尖锐的反帝声明，加上战时史迪威将军的态度，这些都显示，在美国高级将领中，可能（而且确实）有一些与夜郎自大、虚张声势的麦克阿瑟、巴顿将军之流大相径庭的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们能把原则置于个人雄心和事业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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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信笺的抬头，除印有卡尔森的名字外，还有当时一些新闻界人士，如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小理查德·瓦茨、利兰·斯托以及当时美国主要自由派周刊《民族》和《新共和》的主编弗雷达－柯奇韦和迈克尔·斯特拉特。在资深的中国问题权威学者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卡林顿·古德里奇教授，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家莱纳斯·波林；著名政界人士有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罗斯福新政的行政官员雷克斯福德·特格威尔，以及六位参、众议员。还有世界闻名的非洲裔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博士和保尔·罗伯逊。还有几个大工会组织的全国一级领导人，电影编剧和影星代表，其中有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当时他是电影演员公会的领导人。（我的姓名与后来的美国总统同时出现在一张信笺的抬头，这是唯一的一次。必须指出，里根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事业的支持者，正如后来公开的那样，他当时是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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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份是委员会的顾问。担任顾问的还有在中国工作过的其他新闻界人士，如埃德加·斯诺、休·迪恩、小理查德·瓦茨，以及1944年跟我一起突破封锁访问延安的哈里逊·福尔曼和根塞·史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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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队伍中增加了许多年轻的“二战”退役战士，他们纷纷越过太平洋，从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和朝鲜等地返回美国。其中有些人在他们所熟悉的部门或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从他们的个人经历出发，他们主张继续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目标，并很有见识地提出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为反对战后出现的反动倾向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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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是委员会的雇员和坚定的积极分子，在委员会的新闻刊物《远东聚焦》当了好几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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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出版许多刊物和新闻简报外，委员会及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分会还派人到一些地方乃至全国发表讲演，就一些关键性问题组织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大会。我经常发表讲演，并为委员会的各种刊物、美国和加拿大的报纸以及《联合劳动新闻》（供应数十家工会周刊）写稿，就中国、亚洲和其他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在此期间，我完成了那本已酝酿了多年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年由波士顿的小布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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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执行董事是精力充沛、勇气过人的莫德·拉塞尔。她曾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过很长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她来到中国，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才离开。她亲眼目睹了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5—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及蒋介石的背叛、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一度攻占湖南省省会长沙，以及1937年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在此期间，她为上海的贫困劳动妇女工作了好几年。在中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者的革命运动中，莫德渐渐坚定地站到了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一边。应该说明，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工作人员，大多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基督教女青年会与基督教男青年会不同，后者的部分工作对象是外国侨民社区，其成员中有不少是以寻求有利的机会和结交权势人物为目的的中国青年。与基督教男青年会不同，派遣来华的女青年会志愿者则置身于中国的组织机构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其上，也不是与之平起平坐。分配给她们的社会和教育工作主要在女工之中进行，而且多半是在拥有一些真诚无私的中国领导人的工业部门里。她们的工作，使她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同情心。回到美国后，那一代美国女青年会的秘书中，有许多成了委员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者。她们之中有：罗斯·特林、耿丽淑、莉莉·哈斯等。“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艾达·普律德虽然不是女青年会工作人员出身，但也是一位性质非常相似的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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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是一位真正的杰出领导人，有能力应付任何紧急情况。她身体健壮，行动敏捷，有一头浅棕带灰色的浓发和一对真诚坦荡的眼睛。她驾着自己的车——或者更确切地说，开旧了一辆又一辆车——车上塞满文件和书籍，在全国东奔西跑，长途跋涉，到处发表演讲，散发材料。为了腾出时间来讲演和跟当地的支持者们联络，她常常一口气连开好几个小时车，中途不停。她的先辈是19世纪40年代驾着大篷车横跨北美大陆的首批西部拓荒者，跟她的先辈相比，她的胆量和毅力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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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调查局面前，莫德能够横眉冷对，以正压邪。有一次，一名联邦调查局人员想从莫德嘴里套出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他点了一些支持者的名字后，开始追问。莫德厉声答道：“你不能自己读吗？所有的名字都印在信笺抬头上！”来人赶紧缓和了一下紧张气氛，说道：“我也姓拉塞尔，我们可能还有些亲族关系呢。”莫德回敬道：“是吗？可能你是那些在去加州的艰难旅程中开小差的拉塞尔们的后代。”在她看来，在困难面前退却的懦夫是最没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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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人难忘的是，在委员会最后的动荡岁月里，面对华盛顿国会里的反共委员会的传讯，她设计了一套应对策略。受到这种“邀请”的外地人在首都期间，每天可以领取25美元的食宿补助。莫德住在一些朋友和支持者们家里，不用花钱，但补助照拿。为了领得更多的补助，她还常常寻找借口，比如身体感到不适等等，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等到口袋里装满了最大限额的补助后，她返回纽约，得意洋洋地在办公室里炫耀道：“瞧！这些钱足够出版下一期《聚焦》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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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本人不拿报酬，因为她在自己家乡的州里继承了一笔家族遗产。即便这样，与国民党为了扩大在美国的影响而收买的“中国院外游说集团”相比，委员会的经费简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我们用勤奋和热情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委员会历经坦途和坎坷，一直坚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竭力主张美国应该立即承认新中国，并跟她建立贸易和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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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1951—1953年），委员会承受麦卡锡主义的压力达到了顶峰，最后，在美国政府的直接干扰下被迫解散。但莫德继续昂首前进。她创办了一张自己的报纸《远东报道》，一直坚持到1989年。每年，她总要开车横跨美国大陆，进行讲学和散发书刊。我们曾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旅行，令我们终生难忘。我们在沿途的许多地方发表演说，其中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和约克，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和哥伦布，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和坐落在梅萨比-艾恩山区的希宾，犹他州的盐湖城和一个露天铜矿，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和洛杉矶。在加州期间，我们还向正在蒙特雷半岛阿西罗马尔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发表了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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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烈地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委员会在当月出版的一期《东亚聚焦》封面上刊登了五星红旗，我相信这是在美国刊出的第一面全彩的五星红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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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和我还私下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在时代广场的一个录音棚里，我引吭高唱激昂慷慨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许多年前我在天津听到过，它曾鼓舞中国的战士们在抗击日本侵略中英勇杀敌，现在已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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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形势的发展，委员会发起了一次新的签名运动，呼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承认、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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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代表团是由保尔·罗伯逊夫人埃斯兰达率领的妇女代表团。一位代表团成员给我带回一件礼品——珐琅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新中国的诞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告的。作为一名中国公民，30年后我成了这个组织的一员，这是我当时从没有想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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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纽约逗留期间，适逢身材魁梧、精力旺盛的著名“基督将军”冯玉祥来到美国。他也是我们委员会的讲演者之一。在历史上，他曾站在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一边，接受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到他的军队里工作。蒋介石血腥叛变后，他开始向右转，但没有参与蒋的大屠杀。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而冯玉祥则主张抵抗，并一度率领他的武装力量在北方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1937—1945年），蒋介石不给他军事指挥权，只给他一个没有实权的顾问闲职，以示安抚。但冯仍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实行有效合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公开发表讲话，反对蒋介石重启内战及美国支持国民党。他不仅在中国发表演说，而且在访美期间也这样。华盛顿起初试图诱使他采取“温和”（即亲蒋）立场，遭到冯坚决抵制，于是随后又对他实行缩短居留期限等报复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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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联袂在纽约制衣区发表街头演说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正是午休时分，他们站在一辆卡车上，在拥挤的人群中慢慢前进。史沫特莱以她一贯的雄辩口才和尖锐泼辣的语言发表演说，工人们聆听着。令人惊讶的是，冯玉祥以他在阅兵场上那种深沉洪亮的声音，用华语发表演说，竟然也吸引了许多听众。更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尽管没有翻译，这位魁梧的老兵严正抗议外国支持中国打内战的强烈呼声，似乎当即赢得了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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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原想通过恭维拉拢，把他变成中国的“第三种势力”，以阻碍中共即将取得的胜利。但面对冯玉祥的直率，美国政府转而通过移民局对他进行骚扰。他来找我们商量怎么办，我们给他找了一位很好的辩护律师——“美国保护外国出生者委员会”的艾拉·戈洛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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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冯接受了中国解放区的邀请，离美返华。在辗转回国途经黑海时，他乘坐的苏联轮船放映电影时着火，他和他的一个女儿不幸遇难。他的夫人李德全——一位前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和进步人士——则幸免于难，回到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出任卫生部部长，前后达数十年之久，直到她去世。她以拼命工作和反对吸烟著称，甚至在政府会议上，她也会敦促抽了一辈子烟的毛泽东戒烟。她还兼任我们《中国建设》杂志的编委，那时我烟斗不离口，她在编委会开会见到我时，也总要力劝我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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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冯玉祥活着，他将在新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作为一位杰出的统战人物，他无疑会担任地位很高的职务。冯是一位行伍出身的将军，体格魁梧，嗓门很大；他的夫人则身材小巧玲珑，说话低声细气，但二人却同样的坚强。冯是旧军阀出身，但热爱祖国，也不像别的军阀那样具有帝国主义背景；李受过部分西方教育，但忠诚于祖国。从这对夫妇身上反映出这样一种历史趋势，即各种政治潮流最终殊途同归，汇合到一处，共同支持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在望的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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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半个世纪以后，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我常常在开会时见到这对夫妇的女儿——政协委员冯理达，她体格结实，穿着军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少将衔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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