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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烈地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委员会在当月出版的一期《东亚聚焦》封面上刊登了五星红旗，我相信这是在美国刊出的第一面全彩的五星红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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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和我还私下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在时代广场的一个录音棚里，我引吭高唱激昂慷慨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许多年前我在天津听到过，它曾鼓舞中国的战士们在抗击日本侵略中英勇杀敌，现在已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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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形势的发展，委员会发起了一次新的签名运动，呼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承认、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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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代表团是由保尔·罗伯逊夫人埃斯兰达率领的妇女代表团。一位代表团成员给我带回一件礼品——珐琅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新中国的诞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告的。作为一名中国公民，30年后我成了这个组织的一员，这是我当时从没有想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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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纽约逗留期间，适逢身材魁梧、精力旺盛的著名“基督将军”冯玉祥来到美国。他也是我们委员会的讲演者之一。在历史上，他曾站在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一边，接受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到他的军队里工作。蒋介石血腥叛变后，他开始向右转，但没有参与蒋的大屠杀。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而冯玉祥则主张抵抗，并一度率领他的武装力量在北方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1937—1945年），蒋介石不给他军事指挥权，只给他一个没有实权的顾问闲职，以示安抚。但冯仍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实行有效合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公开发表讲话，反对蒋介石重启内战及美国支持国民党。他不仅在中国发表演说，而且在访美期间也这样。华盛顿起初试图诱使他采取“温和”（即亲蒋）立场，遭到冯坚决抵制，于是随后又对他实行缩短居留期限等报复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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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联袂在纽约制衣区发表街头演说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正是午休时分，他们站在一辆卡车上，在拥挤的人群中慢慢前进。史沫特莱以她一贯的雄辩口才和尖锐泼辣的语言发表演说，工人们聆听着。令人惊讶的是，冯玉祥以他在阅兵场上那种深沉洪亮的声音，用华语发表演说，竟然也吸引了许多听众。更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尽管没有翻译，这位魁梧的老兵严正抗议外国支持中国打内战的强烈呼声，似乎当即赢得了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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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原想通过恭维拉拢，把他变成中国的“第三种势力”，以阻碍中共即将取得的胜利。但面对冯玉祥的直率，美国政府转而通过移民局对他进行骚扰。他来找我们商量怎么办，我们给他找了一位很好的辩护律师——“美国保护外国出生者委员会”的艾拉·戈洛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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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冯接受了中国解放区的邀请，离美返华。在辗转回国途经黑海时，他乘坐的苏联轮船放映电影时着火，他和他的一个女儿不幸遇难。他的夫人李德全——一位前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和进步人士——则幸免于难，回到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出任卫生部部长，前后达数十年之久，直到她去世。她以拼命工作和反对吸烟著称，甚至在政府会议上，她也会敦促抽了一辈子烟的毛泽东戒烟。她还兼任我们《中国建设》杂志的编委，那时我烟斗不离口，她在编委会开会见到我时，也总要力劝我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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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冯玉祥活着，他将在新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作为一位杰出的统战人物，他无疑会担任地位很高的职务。冯是一位行伍出身的将军，体格魁梧，嗓门很大；他的夫人则身材小巧玲珑，说话低声细气，但二人却同样的坚强。冯是旧军阀出身，但热爱祖国，也不像别的军阀那样具有帝国主义背景；李受过部分西方教育，但忠诚于祖国。从这对夫妇身上反映出这样一种历史趋势，即各种政治潮流最终殊途同归，汇合到一处，共同支持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在望的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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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半个世纪以后，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我常常在开会时见到这对夫妇的女儿——政协委员冯理达，她体格结实，穿着军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少将衔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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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邱茉莉和我到达美国，1951年我们返回中国，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可以从一连串的往事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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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在美国的上层，仍有一种主张中国统一、避免内战的倾向，尽管力量不大。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为襁褓之中的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音乐交流尽了一点绵薄之力。“援华委员会”成功地安排了激动人心的《黄河大合唱》首次在美国演出。著名中国作曲家冼星海的这一作品，有力地表达了中国普通百姓深受日寇侵略的苦难和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1944年，我们外国记者团在延安第一次听《黄河大合唱》时，它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表达了我们在延安到处感受到的活力。我们强烈感到这一作品应该拿到国外去演出。我得到了一份手写的歌谱。在途经英国时，我和我在香港时期的老同事叶君健一起将歌词译成了适于歌唱的英语。到了纽约后，“援华委员会”取得了查尔斯·爱迪生州长以及报业大亨、《时代》和《生活》杂志老板亨利·卢斯的夫人克莱尔·布思·卢斯的赞助，成功地说服了新泽西特伦顿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团举办了一次《黄河大合唱》演唱会。虽然爱迪生，特别是卢斯夫妇，在政治上均属于美国右翼(4)，但当时对日作战还在进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节节溃退，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正在加紧出击，规模越来越大，两党合作是把战争进行下去的唯一办法，有利于整个反轴心国的战争。因此，这次演出活动，标志着对上述事实的广泛认同。我们随同被摩托车簇拥着的州长车队前往特伦顿，这样的场面，对邱茉莉和我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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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有一次，我们跟邱茉莉以前的雇主、“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爱德华和爱丽丝·卡特夫妇一起，在马萨诸塞州乡村度周末，我们把那份从延安带出来的乐谱拿给他们的一位俄裔美国朋友、著名的“唐格坞音乐节”的作曲兼指挥谢尔盖·科斯维茨基看，希望能在他那里演出。也许是出于对共产党地区的东西的反感吧，这位流亡者不屑地瞥了一眼，说配器法太简单。后来“援华委员会”请来一位持同情态度的美国作曲家沃林福德·莱格尔帮忙，他增加了比延安演出时更多的伴奏乐器，在特伦顿演出时取得了成功。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演出《黄河大合唱》，但不是最后一次。半个世纪后，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美国的一个合唱团在北京演出了这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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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回到中国后，我把在延安时拿到的乐谱，连同美国印刷的莱格尔版乐谱、在英国时翻译的歌词，以及特伦顿演出的节目单，一并捐赠给了中国音乐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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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我们在美国过得还算“体面”。我们的其他活动包括跟右翼反对派人士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其中有：由“外交政策协会”主办的与约瑟夫·艾尔索普在费城的辩论，以及与弗雷达·厄特利等人在纽约市及全国性广播网进行的辩论（邱茉莉也在电台发表过类似的讲话）。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亨利·卡西里亚的邀请，平生第一次接受电视访谈。40年代中期，美国的电视业还处于幼年时期，无法控制的炽烈灯光散发的热量，使得我唇焦舌敝，差点儿没被烤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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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性”活动方面，我们曾同其他成员一起，前往纽约州卡茨基尔山区的夏季露营地，教在那里野营的工会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跳中国解放区的秧歌舞。秧歌是一种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形式，寓娱乐与政治、社会教育于一体。它节奏欢快，身体摇摆，很容易学。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人们到处在扭秧歌，欢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我们教美国人扭秧歌，能帮助他们感受刚获得解放的中国农民的欢乐心情，培育他们对人民共和国的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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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49年起，邱茉莉和我越来越频繁地受到警方的跟踪和骚扰。被人监视当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我的记忆里，偶尔也有过令我意外地感到开心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在纽约西23街参加完一个会议后，走出大门，发现背后有人盯梢。我住在西123街，还要向北走100个街口。我打算坐地铁，但使我大为懊丧的是，我发现口袋里分文全无。当时我正年富力强，于是决定步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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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给我背后那个年纪比我大、身体又笨重的“尾巴”出了个大难题。我加快脚步，他在后面紧跟，连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也顾不得掩盖了。他大概以为我去乘地铁，哪知我路过地铁站径直往前走；如果他知道我兜里没有钱，他很可能会给我买张票，然后跟着我跳上车。就这样，我一路往前走，他在后面一路跟。除了体重以外，他还穿着正式服装，脖子上打着领结，就如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对他的下属们要求的那副打扮，这使他的行动更加累赘。我想他回去后，至少要请假一周才能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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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位胡佛局长，就我所知，至少有一次我引起了他本人的注意。在斯坦福大学的档案材料中，我发现有一个卷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里面装着一封已经解密的信件，是国民党“中国院外游说集团”的积极支持者、美国人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写给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信上要求把我递解出境。科尔伯格是个商人，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因进口中国童工的手工刺绣品而大发其财，这些孩子的视力却因此很快遭受了损害。他对中国革命进行报复真可以说不惜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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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腰缠万贯，却必定亲自光临我们的每次会议，并做着速记。科尔伯格在给胡佛的信上说，我对于美国是一个危险，不应让我待在这里。但这可能只是对我不断进行监视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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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名字还不断出现在联邦调查局“退休”密探们办的反共小册子《反攻》上。著名电影明星和编剧的名字只要一上这个印刷品，饱受恐吓的好莱坞电影制片厂马上就会把他们解雇。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冗长的会议文件中，记录着受害者们被反复问及是否认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如果认得，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以及如何认识的，等等。约翰·弗林之流还在他们的反共书籍中诬陷中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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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气氛下，移民局开始向我们开刀了。一个名叫莫尔斯的人打扮成我们的朋友，来到《联合劳动新闻》办公室对我们进行“友好访问”。当我被移民局叫去接受讯问时，他现出了本来面目，成了对我们的审问官，我们面临着被递解出境的威胁。委员会自身难保，我们的嘴巴遭到封杀，我们的朋友在保护自己的同时还要保护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继续留在美国似乎已经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决定返回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在那里，我们也许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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