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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后不久，北京向纽约联合国总部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头20年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团的成员里，有些是我在香港和重庆期间对我很了解的人，包括后来出任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我找到了他，把我的要求告诉了他，结果我收到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邀请信，请我到她正在筹办的英文杂志《中国建设》（后来改名为《今日中国》）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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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的初期，另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是我在拥挤的纽约电车上听来的一段对话。在我身边站着两个年轻人，他们手拉吊环，海阔天空地神聊，从各自的女朋友长得如何漂亮到比较严肃的题目——朝鲜。其中的一个说，他很快就要奉命到那里去打仗了。另一个说，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俩将永远不能再见。“中国人已经进去了——有五亿人（当时的中国总人口）呢。”这个年轻人对现实的看法，比起杜鲁门总统、迪恩·艾奇逊国务卿及美军战地总指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来，要清醒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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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持有英国护照，她先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后来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在国际儿童基金会一个下属部门的负责人迈克尔·萨克斯博士手下工作了两个月。迈克尔战时曾在中国待过，并同情我们的观点。我因要办理过境国的签证手续，到1951年3月才启程，在波兰跟她会合，再从那里继续我们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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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自愿离开美国而不是被递解出境的。我是个没有国籍的人，把我递解到哪里去呢？美国移民局为此犯了难。再说，递解出境对我本人也是很不利的，因为从此我就不能再来美国了。但我终于在紧要关头离开了。因为，虽然移民局看到我离开很高兴，但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却要把我留下来，接受它的审讯，得知我获准离境，他们不禁大为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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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雨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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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转引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490页，1966年3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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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默尔·米勒的《实话实说：亨利·杜鲁门自述》（Plain Speaking，an Oral Biography of Harry Tr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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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亨利·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考验与希望的岁月》第62页，纽约州加登市1956年出版（Memoirs by Harry Truman Vol．Ⅱ．Years of Trial and Hope．Garden City New York，1956：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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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库尔贝克编《美亚文汇》（Amerasia Papers by Kubek）。书中还有许多涉及指控谢伟思及其他美国官员帮助所谓“丢失中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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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三章 波兰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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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返回中国，但怎样返回？邱茉莉有英国国籍，这没问题——她可以先去英国，再从那里转道中国。可是我，事情就复杂多了。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函，这可以跟波兰驻北京大使馆进行核实，我以出生在华沙为理由，向新波兰驻纽约总领馆申请护照。我想，既然世界上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左翼国家以及左翼运动和政党，这不应该会有困难。然而困难出现了。“我们现在是一个政府。”总领事加列维奇提醒我说，因此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耗费一些时日办理国籍手续。就他个人而言，他对我表示同情。他本人也是犹太人，是纳粹种族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让我看他前臂上的刺青，并说他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身上烫着烙印的总领事。虽然他不能给我办理护照，但他可以在对我的中国邀请函进行核实后，在我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旅行证件上加盖过境签证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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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得很，在美国，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可以在马路旁边随便找到一个公证人，就自己的身份向他宣誓，从而取得一份宣誓书。这东西本身并不是旅行证件，但如果有人在上面加盖了签证公章——加列维奇总领事可以做到这一点——不需其他手续，它就可以作为旅行证件把我送到波兰，到那里后再办理去北京的签证。我拿着这张东西，订了一张由纽约去波兰的船票，客轮名叫“巴托利”号，它是新生的波兰商船事业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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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亲密朋友到码头来为我热情送行，其中包括我的律师艾拉·戈洛宾。在旅途中，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旅伴。他们大多是回国定居的波兰人，还有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老兵，去波兰探望几十年未曾见面的姐妹。在我一时找不到手提箱的钥匙时，他教我怎样用回形针开锁——我没有打听他这门技术是为了应付本人的万一之需呢，还是以前曾经当过小偷。另一位中年匈牙利人——他的立场偏左，但仍是天主教徒——非常气愤地告诉我，他的加拿大牧师要求他定期地进行绝食，并不要跟他的妻子做爱，以抗议新生的匈牙利逮捕曾经为匈牙利法西斯主义者效劳的红衣主教明曾蒂。一位农民出身的前苏联士兵，在战争中被纳粹军队俘虏，后来移居加拿大，因为他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当苦力，最后他选择了返回苏联，虽然他明知从战俘营里出来的人回国后要受到是否有投降或背叛行为的严厉审查，通常会被遣送到劳动营去服苦役。我们抵达波兰格丁尼亚港后，他被一名身材魁梧、一身戎装的苏联军官接走，上了他的汽车后离去，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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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先我几个月离开纽约。我们在英国的南安普敦短暂地会了一面。“巴托利”号停泊在港外，而不是港内。对邱茉莉来说，从码头到外港，再登上我们的航船，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她凭着不寻常的顽强毅力克服了障碍。当我瞥见她走在波浪滔滔的水面上方的跳板上时，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她像一尊屹立船头的雕像，金黄色的头发在风中飘动。我们在我的房间里短暂地亲热了一番以后，她把我们别后的情况说了一遍。一小时以后她即告辞。匆忙之中，她把她的一副手套落下，我吻了吻，把它收了起来。在华沙，我下榻在布里斯托尔饭店。战前，这是一家第一流的时髦旅馆；后来在纳粹占领期间，它成为侵略者的大本营，这大概就是德国人在炸毁全市大部分建筑物的时候，它却能幸免于难的原因吧。现在它已经显得相当破旧，但依旧保存着昔日辉煌的某些痕迹，其一便是那部古老的电梯和那两扇雕花的铁门，开动起来发出呼噜呼噜、当啷当啷的声音，但它别具一格，犹如一个过了时的老年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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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客接待处，我上了第一课。在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重要的不是你本人，而是谁接待你。“谁接待你？”登记人员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问题。“我自己接待自己。”我的回答招来了怀疑和睥睨的一瞥。要不是我提到当天要去中国使馆，很可能根本就不让我入住，而且还可能受到更多的盘问。在中国大使馆，我的旅行宣誓书当即获得签证，这使得一切都变得更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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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费按波兰货币兹罗提计算，当我拿出美元支付房费时，那位白发职员，也许是可怜我年轻无知吧，告诉我说，如果拿到大街上去，汇率能高得多。但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不愿违反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纪律和法规。那老头也值得称道，他没有表示想插手外汇买卖并从中渔利的意思，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也许他决心让一个年轻傻瓜去做一件傻事；也许他对我存有戒心，怀疑我头脑一热之下，会把我拒绝一个非法建议的事告诉某个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并且把他揭发出来；也许这压根儿就是一个事先设下的圈套，旨在捉拿黑市交易的后台？这一点我始终没有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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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老头儿发现我囊中日渐羞涩，便建议我到跟我的钱包相称的地方去用餐。你可以在华沙的任何一家“奶吧”里享用到价廉物美的早餐（包括面包、黄油和一杯质量很好的牛奶，加上在另一个玻璃杯里浮动的两个煮得很嫩的去皮鸡蛋）。开设这种“奶吧”的目的之一，是要把波兰人从伏特加酒吧引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还有一种廉价的咖啡代用品——如果你愿意暂时忘却真咖啡的味道的话——名叫“Enrilo”，是用炒过的粮食制作成的，类似于也是用粮食制作的美国的咖啡代用品“Postum”，但更粗糙一些。这样一来，我才免于在旅途中破产。但即使如此也还不行，于是我不得不立即去找波兰的出版商以及匈牙利和东德的大使馆，向他们索要稿费，因为他们翻译出版了我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本书在这些国家很受欢迎。波兰文版和匈牙利文版的稿费稍后倒确实寄来了，但东德的稿费一直拖欠到我到达北京以后，而且不是用货币，而是以实物代替——经过谈判，我获得了一架“康泰克斯”照相机、一台手提打字机和一架手风琴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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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沙，我首先访问的一个单位是对外文化协会。在纽约时，我的波兰朋友、新闻记者维奥切克和高尔，以及波兰文化处的一位官员——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都建议我到那里去。在协会，一位头发开始谢顶的男子接待了我，他叫鲁巴赫。我告诉他我认识上面提到的那几位，以及波兰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尤柳斯·卡茨·舒赫和波兰驻美大使、著名经济学家奥斯查尔·兰盖等人，他听着，脸上露出一副深信不疑和肃然起敬的表情。可是他最后不无遗憾地说道：“可惜你没有请他们写个条子，哪怕三言两语也行。”协会不能协助我在波兰参观，除非我能出示文件，哪怕一个便条也行。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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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协会在其权限范围内确实帮了我一些忙。他们向我介绍什么地方能看到有意义的展览——华沙到处都在举办展览。他们还送我几本好书——波兰优秀美术作品集以及波兰中世纪木刻家、也许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木刻大师维特·斯特沃什奇的作品集。鲁巴赫还亲自出马，找到了我那本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的波兰文译者贾莱克，随后他们两位带我在城里转了一下——显然是得到协会同意的，因为这样的活动，协会本身不便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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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先生是那个复杂时代的有趣产物。身材矮胖、性格开朗的鲁巴赫是个文学型人物，他告诉我他怎样撰写和发表作品而不愁挨批评。他有一个万应灵药式的私人资料索引库，当他发表任何见解时，他都能从中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斯大林的适当语录作为护身符。至于马、恩、列、斯对他的其他影响，他在平时的讲话中从未谈起过。贾莱克身材矮小，为人热情，他的英语很好，主要是通过大量阅读和“二战”期间在西欧跟美、英军队（由巴顿将军指挥）并肩战斗中学来的，当时他在一支波兰武装部队里服役。他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听不进任何波兰不如人家的话。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天，他密切关注着正在举行的环法国自行车大赛。波兰本来有希望摘取冠军的桂冠，但却只得了个第三。他掩盖住对波兰没有取得第一的失望，扬着脑袋说道：“我们毕竟获得了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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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华沙结交的一位好朋友，是当时波兰的主要报纸《人民论坛》的出色记者斯塔尼斯瓦夫·布罗兹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纽约，他是专程前来报道联合国的重要会议的，而我也是《联合劳动新闻》驻联合国的正式记者。后来我有幸再次与布罗兹基结伴，作为同一个记者团的成员，从北京前往板门店报道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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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朋友是我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早就认识的斯塔尼斯拉夫·弗拉托。他是医生，曾在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服务，国际纵队失败后，他于1939年随同一批医生来到中国。弗拉托是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战前波兰反动政权的统治下，他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服过苦役。到1952年时，他在新波兰武装部队里的地位很高。会见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必须经过波军最高统帅康士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本人的批准（罗虽然是波兰人，但他在“二战”中是一位著名的苏军元帅）。弗拉托不能跟我见面，派了另一位曾经到过中国的前国际纵队医生、时任格丁尼亚港首席卫生官员来看我。他们两人都在1951年以后的政治大清洗中遭到整肃。后来弗拉托出狱并得到彻底平反后，转到外交部门供职，回到中国当了很长时间的波兰驻北京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在此期间，我们经常见面，重续我们的友谊。但在那个时代，东欧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他在华沙波兰外交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解除了职务，只因为他是犹太人。在60年代的那场反犹浪潮中，大多数（如果不说全部）犹太人都被逐出了波兰各级政府的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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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华沙的美国进步人士为数甚众，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自己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威胁正在抬头。美共高级党员比阿特利斯·约翰逊在波兰电台工作，她介绍我到那里去工作，主要任务是撰写一些与新中国有关的稿件，并做些广播谈话，这样既有助于提高我的社会地位，也可借以解决我的经济困境。五大三粗的博勒斯拉夫（比尔）·格伯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美国钢铁工人的杰出组织者，现在成为波兰工会机关报《劳动之声》日报的编辑。在我返回中国之前，他任命我为该报驻中国记者，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为它写过稿子。比尔后来被任命为波兰驻土耳其大使，一位罢工运动领袖出任外交官，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同在华沙的还有马克西姆·利伯，一位曾协助安排在东欧翻译出版我的作品的左翼文学出版商。他们中间还有一些更杰出的人物：波兰出生的著名数学家莱昂波尔德·因菲尔德教授及其夫人和孩子，以及他的姐夫、欧洲中世纪文化权威马格雷特·施劳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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