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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请进，”他刚说完，马上接下去问，“有人看到你们吗？”我们告诉他，没有人，除了修女，但她们是发过保密誓的，还碰到过很少几个人，天刚蒙蒙亮，没人会注意我们的。但他说：“如果在澳门有人见了你们，那么全城就都知道了。别存幻想。”说完，他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他在打电话：“喂，喂！你知道我们这里来了什么人——五个人，直接从香港来的！他们可能有关于你家属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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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谁进了拘留营，谁没有进。日军攻占香港以前，在澳门有许多同盟国籍的侨民，其中有些人只是到澳门来赌博，玩几天，有些人是香港英国人的妻子，当局下令疏散家属时她们打定主意不回国而是到这个近在咫尺的中立小埠来暂避。现在，这些人不得不在整个战争期间在这里滞留下去了，而他们的亲人则已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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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告诉里夫斯，“我们还要从澳门到别处去，所以最好隐蔽起来。”他对此一口回绝：“没有人能从这里再往别处去，你们就待在这儿，直到战争结束，别想离开。”照他的说法，我们正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该再想走动了。要把我们长期圈在澳门，这实在令我们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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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斯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政局，情况是不妙的。葡萄牙当局分成两派，总督是亲盟国的，警察局局长则是亲日本的。战争爆发以来，澳门的人口因难民涌入而增加了四倍，食物供应必须通过日本的封锁线，所以日本人只要发出切断供应的威胁，澳门对日本的任何要求都只有答应。我们在城里亲眼看到的情景是可怕的。配给的食物少得可怜，排成长队的人们跪在地上等候。任何人带着食物，即使是生鱼，也有被饿得发疯的人们——多数是孩子——抢去的危险，他们不管抓住什么东西就往嘴里塞。里夫斯说，甚至有吃人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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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葡萄牙人把仓库里的棉花几乎全部送给了日本人。葡萄牙空军有一架飞机驻在澳门，连这架飞机需用的航空汽油也奉送掉了。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日本人指名要我们几个人，葡萄牙人一定会乖乖地把我们交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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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抚我们，里夫斯说，“我想去同总督商量商量，把你们的户口登记改一改，改成不是从香港来的。”为此，他同我们中的一员——赖特——去办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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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当时把邱茉莉说成是奥地利人，取名“埃尔莎·莫勒”，让她住在一家名叫“美景”的高级旅馆里。令她尴尬的是，在这家旅馆不多的几个客人中有一位是德国纳粹在澳门的头子。她作为一位有名望的奥地利人出现但却不会说德语，因而不得不竭力回避那个德国人。其他的人当时如何造假，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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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赖特是英国人而范内斯又有病，因此里夫斯把他们安排在他住宅的一间空房里。奥尼尔和我住在一间按床位收费的小客栈里，这间小客栈取了一个口气不小的名字：“葡国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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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钱的问题，里夫斯说，他当尽力帮忙。但他解释说，所有在这里的盟国难民都想向他借钱，而他所能做的只是签一些借条，这些借条别人认不认账很难说。他想了许多办法同伦敦联系、要钱，但通讯或汇款却很困难。有一次，来了一封无线电报，他赶快拿进译电室去译。关于这个电报，他激动地说：“我在这里真是困难重重，而我收到的却是这样一个通报，说是鉴于当前世界的混乱局势，建议英王陛下外交部人员在旅行时宜尽量少带行李，不要用船运送家具。”这就是他等了很久以后收到的第一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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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和我们住旅馆的钱，是由里夫斯签了借条付的。他希望将来英、美或其他有关的盟国政府会偿还他（我名下这一份可能他得不到补偿了，因为我装成美国人，实际上并不是）。其实，里夫斯应该是认识我的，虽然他一点不露声色。1938年我在武汉当记者时，他在武汉英国领事馆任职。武汉当时的外国人寥寥可数，我见过他，他也一定见过我，只是没有说过话。在澳门，我觉得他有一两次看着我，表情怪怪的。但他对我名叫“史蒂文森”而不是“爱泼斯坦”从未表示过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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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们的劝告是自相矛盾的。有时他说：“别一起到外面去，你们太扎眼了。”有时却又说：“别一个人出去，因为一个人走，日本人很容易绑架你，把你一下子拉过边境线。还是在一起安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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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斯也有让我们开心的时候。他曾带我们去喝啤酒，这是逃出拘留营后第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每一个啤酒泡沫在我舌头上破碎时那种快感。人只有经历过长期困苦之后才会有这种快乐。自从几个月前香港陷落时起，几乎就没有任何好吃的东西进过我们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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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中国朋友萨空了，是一位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香港战事的末期，他给了邱茉莉一个澳门的地址。他说：“万一要经这个葡萄牙殖民地逃出去，这个地址会有用处。”在拘留营时，我们一直在打算的是从另外的路线出逃，所以几乎把这茬儿忘了，现在这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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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姓陈的医生的地址。这个地址只有我和邱茉莉知道，我们就一起去找。但叫这个名字的这条街道实在难找，也可能她记得不是很准确。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医生的诊所，看起来有点像，就去敲门。接诊处的一位女护士问我们看什么病。邱茉莉说她的胃部不舒服，护士让她进了诊室，我在外面无聊地等候。她照萨空了的嘱咐，对医生说，请他帮助我们从澳门出去。医生说：“那你得跟我弟弟谈。”那位弟弟看起来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是位教师。他说：“好的，我们能想办法。我们认识一些人，是搞走私的，但也带人出去。他们不要钱，他们是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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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提到，马上要把一位威灵克先生和他的夫人送出去，他原任荷兰驻中国广州的“商务领事”（由本国政府指定担负领事任务的商人）。由于英国领事里夫斯的要求，他们将把这对滞留澳门的夫妇送到中国大后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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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了不禁生了一肚子的气。同一个里夫斯，对我们斩钉截铁地说想从澳门出去没门儿，却偷偷地给别人安排出去的路子。但我们回来见到里夫斯时什么也没有说，就如他对我们守口如瓶一样。我们怕他知道了会拆我们的台，因为他可能以为我们在拆他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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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走之前要他帮什么忙，如借一点钱备用等等。保罗斯神父和他的教会同事们我们是经常去拜访的，因此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可能有机会到内地去，想问他们借一点钱，到了内地我们会把钱如数还给他们指定的任何人。我们没有透露其他细节。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说可以，在内地也有他们这个教会的人，他们一直在想给他们送点钱去。这样搞到了2000港币，这个数目不大，所以他们觉得不妨冒一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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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困难是现在在澳门没有人外出旅行，所以没有人在街上扛着行李走路，如果有人这样做，一定会引人注目。我们向所谓的“走私团伙”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说这好办，他们会装作收旧货的商人，到我们住的小客栈来，收购我们的衣服等等物品。在澳门，许多难民没钱花了，就卖他们的东西。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和他们要装作讨价还价的样子，大声嚷嚷，招引人来围观。然后我们的“买主”就会大件小件地把东西拿走，送到船上去，不用担心。于是在“葡国曙光”这个小客栈的院子里就上演了一出砍价争吵的闹剧。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有人说，“太便宜了，别卖！”又有人说，“这破烂还要那么多钱！”最后，我们把带来的所有东西——包括那两块曾打算作船帆用的毯子——都“卖”掉了，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还向别人诉苦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么低的价钱就把东西处理掉了。这种场景在当时的澳门是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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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现了另一个障碍。大个子雷·奥尼尔在我们整个出逃过程中都是勇敢和沉着的典范。他的肾脏上方还有一块弹片，香港的医院没有取出，他咬紧牙关支撑着。但到了澳门，他开始酗酒。他会到酒吧去讨酒喝，口无遮拦地大声胡说。有一次他甚至跑到日本领事馆——靠近英国领事馆——前面，使劲敲打铁栏杆，口中大喊：“你们这些杂种！我们要到中国去参加游击队，打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他的病和大呼小叫的行为在我们以后的行程中会给大伙带来危险，因为我们还要经过一段日本占领区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护送我们的人现在不想带他一起走，因此把他留在澳门养伤，另外找机会把他送走——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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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傍晚，一串模糊的人影在朦胧暮色中行进。我们被带到岸边，上了一艘小船，划到一艘停泊着的舢板船上。在漆黑的夜里，我们在底层船舱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我们是在等这位荷兰商务领事威灵克和他的夫人，他们没有按时到达，因为他们坚持要带许多行李，包括那种专供放在船舱铺位下的扁而宽的衣箱。不像我们都是轻装，他们搬运这些东西而不被人注意必然是想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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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我们的中国人对他们造成的麻烦直犯嘀咕。他们所造成的延误可能会使大伙送命，因为护送我们的人同澳门境外一处地岬上的伪军哨所秘密约定了通过的时间。我们的舢板船同其他的舢板船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在夜间，很难辨别，惟一的识别办法就是在约定的时间通过。如果我们不是按约定的时间通过，伪军哨所就会开枪。所以我们越等越感到紧张，直到这对拖拖拉拉的夫妇到达。他们带的东西真不少，其中有一个纸筒，里边装着他的“商务领事”证件，是一刻也不离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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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克白净、魁梧、壮实，外表上不动声色，只有他那双微微闪烁的眼睛露出一点不安的神情。他的妻子是一位黑黑的、活泼的奥地利犹太人。她显然在希特勒统治下受过刺激，可以看得出神经有点不大正常。我们很快就明白，她已经到了丧失理智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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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东西，我们还得再转一次手。我们从底层舱出来，在漆黑一团中从绳梯下到另一条船上去。这种称为“蛇舟”的船船身很长，像一只挖空树干制造的独木舟，船上有几个划桨的人，我们就坐在他们旁边。船尾有一个人站着，操纵着一支长桨，起舵的作用，还喊着号子，使划桨的人动作一致——他既是舵手，又如赛艇的艇长。我们已经迟了，过了约定的时间，因此穿过地岬时，哨兵就向我们开枪，子弹“嗖嗖”地飞过水面。可怜的威灵克夫人这时才决定，她必须戴上帽子，于是从手袋里取出一顶白色的帽子戴上，在月光下分外耀眼。我们要她拿下来，她不干。态度坚决而又身体结实的她，腰板笔挺地坐在那里，头仰得很高，以至于划船的人每次把桨向前划时都不可避免地要碰一下她的脑袋，但她依旧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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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岸上向我们开枪时，子弹射向四周水里，我们望着船尾的舵手，以为他会蹲下去躲避，但他却站得更直，不住地喊：“快划！快划！”到了距离岸上哨兵不远处，可以彼此听到声音时，他喊了一句通行的口令，还带上几句骂人的脏话。射击停止了。我们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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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行，我们消失在浓浓夜色中，进入西江三角洲。这一带河渠纵横，密如蛛网，我们左弯右转，最后到了一个村庄。在这支水上远征队中，除了我们两条“蛇船”外，还有一条像“舰载艇”那样的小船，有一面小帆，还有一位船老大——保护我们的走私团伙头头赵其休的兄弟。村子里有武装警卫队，据护送我们的人解释，他们表面上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伪军——日本人很少到这里来——实际上只是伪装的，他们并不亲日。当时，我们只能相信他们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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