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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沙郊区的莱津基行宫，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中国文化对18世纪波兰影响的古迹——一座附有仿中国式楼阁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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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喀尔巴阡山扎科帕内旅游胜地的途中，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波洛尼诺村，仔细参观了列宁从沙俄流亡国外期间曾经居住和工作过的小屋——波兰被瓜分后，当时那个地区处于奥地利的占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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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逗留期间，我一再发现它是一个国家，而不只是当时执政的左翼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办妥了前往中国的签证，确定了启程日期，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内没有去目的地的轮船。在此期间，我不得不数度延长在波兰的居留时间，这就必须到华沙警察局去办理临时延长手续，每次我都遭到一位官员的大声呵斥，他认为这是对待有求于他的人的合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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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波兰时，我再次谢绝了中国使馆要到码头送行的盛意，虽然这能为我解决许多具体麻烦。作为一名独立记者，拒绝官员（即使是最友好的官员）的帮助，几乎已经成为我的天性。虽然我早就相信，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忠于某种事业，但我认为，这应该出于他本人的意志，而且应该根据他的作品来对他进行判断，而不应以谁是他的赞助者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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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波兰集悲哀、可爱和矛盾三者于一体。虽然屡遭蹂躏，这个国家产生过像科学家哥白尼和音乐家肖邦那样的巨人。更为光荣的是，她的儿女们不仅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解放，而且也为其他地方的革命斗争热情、忠诚地战斗和牺牲。可是，这个国家在独立期间，也压迫过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犹太人和乌克兰人。此外，早在拿破仑时代，波兰的军队曾被法国用来镇压在遥远的海地被解放了的黑奴争取独立的斗争。但从历史上总体衡量，波兰及其人民为自由和进步所作的贡献占据着——我相信今后仍将占据着——一个光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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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雨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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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四章 回归：一个焕然一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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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波兰的格丁尼亚海港出发，航行了49天，才到达我曾在那里长大的中国港口城市天津。通过沟通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基尔运河时，我们看到牛群在距离我们的船舷仅几英尺外的绿草地上吃草。客轮南下英吉利海峡，随后沿着欧洲的大西洋海岸前进，穿过地中海（一进一出，两次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绕道罗马尼亚加油，因为沿途没有一个西方控制的港口愿意为我们提供燃料。然后，我们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最后，我们拐弯北上，沿着中国海岸进入渤海湾，抵达天津，一路上尽可能地离台湾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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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冷战”，这个历尽艰难的漫长旅程——说得温和一点——绝不是一次豪华的旅游。船上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乘坐的这艘上了年纪的客轮，原是丹麦莫莱运输公司的，战前曾航行于中国近海，不久前新中国和新波兰的一家合资公司把它买了下来。它原以船主莫莱的一个女儿的名字命名，现在更名为“人民友谊”号。但一路经过的地区大多在西方的控制之下，我们没有从沿途所经国家的政府得到任何友谊。它们不仅拒绝向我们提供燃料，连淡水和生活必需品都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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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并没有感到被包围和孤立。拿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说，我们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我们乘坐的客轮，都是当时刚刚诞生、后来变得非常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比起如此巨大和复杂的新生事业所面临的困难来，未来的希望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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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船员们年轻而热情，但几乎全是新手，有的还是第一次参加远洋航运。有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好奇地打开引擎的油箱盖子，结果被滚烫的机油灼伤了前身的下半部，不得不留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医院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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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船长是个有经验的老水手，战前曾在波兰商船队工作过，后来为了逃避希特勒入侵，这支船队逃亡英国。在他的波兰同行中，拥有他这般技术的人本来就不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返回祖国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他几乎成了国宝。沿途港口的管理当局只准他一个人上岸办理必要的航运手续。由于他在西方长期待过，他每次上岸，总有人怀疑他是否还能回来。但他每次都回来了，带着一些精心挑选的铁钉、螺丝、合叶、门把手以及其他家用五金什物。他说他正在他的老家格丁尼亚港盖一所住宅，这些东西是装修新居用的。他还解释说，住宅的大小要同时考虑到当前和以后的需要。苏联船长曾告诉他，根据他们国家的规定，船长私人住宅的面积比波兰所规定的大。他眨了眨眼睛说道，现在波兰的口号不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所以他正在琢磨新居地基该多大，以便今后可以往上加盖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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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轮政治委员莱万多斯基的年纪只有船长的一半。他并不去批评船长的自私自利思想，只是很友好地跟他下棋，也没有千方百计想赢他的意思。毕竟，他的任务是使船长留在船上，所以要让他心情舒畅，而不是惹他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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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本人而言，年轻的莱万多斯基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当我们的客轮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腥风血雨的加利波利战场时，我面对一大片阵亡将士墓地，对当年的那场战役发了几句感慨，但他很不以为然。他大声说道：“所有双方的年轻人，都是为各自的剥削阶级白白地送死。”在他看来，这场战争的实质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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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气候跟政治气候一齐向我们发起挑战。没有水喝，我们支起帆布槽接储稀少的雨水。在红海里，热浪滚滚，弄得我们委靡不堪。这且不说，我们在波兰随船储存的土豆仿佛也感到春天已经来临，一个个长出了嫩芽，不能再供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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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暑，我们灵机一动，用柏油帆布在甲板上造了个临时游泳池，用水泵往里面灌满海水。但我们对如何拯救这些土豆，则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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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我们跟船员一起，把船上外露的金属部分和救生用具油漆一新，以迎接波兰国庆。幸而我们随身带着书籍和打字机，我把许多时间用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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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的最后几天把我们带近正在进行中的朝鲜战争战场。当我们几乎可以望到天津的时候，美国飞机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几架重型轰炸机飞得几乎跟桅杆一样高，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它们显然是在吓唬我们，同时也侦察和拍摄我们甲板上蒙在帆布下面的货物（大多是汽车）。与此同时，我们也对准它们按动相机的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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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停泊在天津外围的大沽口沙洲。14年前，日本增援部队在这里登陆时，我离开了天津。我当时就深信，日本人不可能征服一个为民族存亡而奋起战斗的中国。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重返故地，而且此时的中国，已不仅是一个击败了日本侵略者的中国，而且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赢得了胜利的中国。一位人民共和国的干部从天津乘汽艇前来迎接我们。他告诉我们，第二天我们将乘火车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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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来卸货的码头工人，跟我记忆中从前那种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弯腰屈背的苦力大不相同。“去北京？”一位码头工人问道，“你可以看到毛主席啦！”我回答说希望能在明年国庆的庆祝活动上见到他，其他工人听说，都向我围了过来。我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年代里，从没听到一个普通中国工人想知道——或者关心——我是否曾经见过或者将要见到蒋介石。显然，这些工人认为毛泽东是他们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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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火车上，列车后部挂有专供外国人和有钱人享受的宽敞、豪华的头等车厢，而接近浓烟滚滚的火车头的，是穷人乘坐的拥挤肮脏的三等车厢。这次在我们去北京的火车上，这种强烈的对照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有两个等级的车厢，即“硬席”和“软席”，都收拾得很干净。同车有一位从朝鲜前线回国养伤的年轻的空军飞行员，他吃饭用的是一双白色的金属筷子。据他说，这双筷子是用一架被击落的美国飞机的材料做的。这是大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大大小小外国入侵者对其主权恣意践踏之后，中国终于在反对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战争中，成功地捍卫了它刚刚取得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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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途经过的农村，那些地方我是熟悉的，但面貌已经大为改观。从前不长庄稼、连野草都长不好的白色盐碱地，现在成了绿油油的水稻田，灌溉渠道纵横交错。我听说土地已经用淡水冲洗干净。土地已不再属于地主，而是归耕者所有，所以庄稼管理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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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顾客——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和农民。在过去，像他们这样穿着的人，店员非但不予理睬，而且还会把他们推出大门。从前外国租界的行政大楼——一座用来吓唬中国人的庞然大物，现在已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以前法租界那座漂亮的玫瑰大理石市政局大楼将改成图书馆。我所熟悉的半殖民地时代天津的老式洋房（一群19世纪后期修建的具有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等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依然存在，但已派作新的用场。过去，大着胆子进入这些住宅区的中国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私入禁区的恐惧感。现在这些街道的气氛跟我1944年在延安看到的一样，不是让人想起屈辱的过去和畏惧眼前的困难，而是洋溢着对今天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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