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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我发现帝王们修建的雄伟壮丽的故宫和太庙，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向外国游客、本地的有钱人和有闲阶层开放，而是第一次向劳动人民开放。这些建筑，本是用他们先辈的血汗钱、艰辛的劳动和高超的技术修建的。供奉帝王牌位的太庙已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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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街道虽然依旧多尘、露土，但打扫得非常干净，看不到纸屑垃圾（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做的第一批工作中，给市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除陈年垃圾堆及整治早已阻塞不通的古老的污水沟）。我刚到北京不久，有一天走在路上，随手把一个空烟盒扔掉，就像我在纽约不假思索地所做的那样。但我回头一看，发现这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路面上唯一的一件丢弃物，于是我马上返身回去，把它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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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地吐痰，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害健康的不良习惯。为了跟这种恶习作斗争，北京市民发起了一个巧妙而有效的运动。目光锐利、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年龄不过十岁的少年先锋队员们一旦发现有人吐痰，就用手里的粉笔在痰迹周围画个白圈，叫吐痰的人在旁边站住，对他进行教育。在盛行家长制的中国，大人被孩子们当众责备，是一件大失颜面的事，与被警察罚款或大声呵斥相比，是一个更大的心理打击。如果当时正好有警察在场，他们也会告诫这个人应该记取孩子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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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明显变化是，过去商店里常见的那种没完没了的欺诈和讨价还价，如今已不复存在。在革命后的中国，我们发现商品都实行明码标价和统一价格，不允许讨价还价——诚实得令人咋舌。例如，在过去，对那些有购买能力的人来说，英国的“飞利浦”是最受欢迎的名牌自行车之一，结果假货充斥市场，令粗心的顾客大上其当。现在我发现所有品牌都如实标明：如果是真品，就标明“真飞利浦”；如果是质量较好的仿制品，则标明“仿飞利浦”；如果是劣等冒牌货，则标明“假飞利浦”。同样档次的商品，各商店的售价基本都一样——跟人们的收入水平保持着稳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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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中国不仅要医治旧的战争创伤，还要应付朝鲜战争，然而它成功地制止了1949年前天文数字式的通货膨胀。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确是事实。政府的经济措施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包括国家掌握足以保证市场供应的粮食和棉布储备来保持币值。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全体劳动人民的日常需要，因而它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无论经济措施如何精密周到，都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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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面值仍有许多“零”。我的工资如果从数字上看，我是个“百万富翁”。但实际的通货膨胀已经停止，下一步是把那些“零”砍掉——以前发行的面值10000元的旧币可到银行调换1元新币——除了失去那些“零”以外什么都没有损失，货币的购买力是固定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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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大小事务上，新中国似乎决心与令人厌恶的旧思想决裂。消极、压抑让位于积极、向上。普通老百姓不再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们乐观、认真地重新打造命运。“没有办法”一度是中国人的口头禅，现在正被“有办法”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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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立任何困难都能克服的新思想的同时，人们也冷静地认识到，已经取得的显著变化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国家还很穷。城乡生产虽已达到以前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规模，但还需要为全体人民创造繁荣和文明的新生活。这个艰巨任务要求每一个人工作——更好地工作，并尊重所有别人的工作，不管他干哪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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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这个称呼就体现了这种觉醒，它取代了反映不同地位和不同阶层的称谓。你称旅馆服务员或人力车夫（当时还存在）“同志”，他们反过来也称你“同志”。这跟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人感到亲切温暖。“我们”的意识取代了“我”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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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克服的困难依然十分严重。毛泽东响亮地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国内外的一些势力仍不甘心或不可能承认这一现实。蒋介石的残余武装在大陆的一些地区仍然很猖獗，更不用说还有国民党残余偏安台湾，时刻梦想复辟。朝鲜战争正打得十分激烈。美国当时是拥有原子武器的唯一国家，自杜鲁门总统以下的美国政府领导人以及自麦克阿瑟将军以下的战地指挥官，均公开威胁要动用他们的核武库（苏联直到1950年才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接着是英国，于1952年；而中国则又过了许多年）。早在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对报界扬言，使用原子弹轰炸朝鲜的方案“正在考虑之中”。麦克阿瑟则更是竭力主张，把朝鲜和中国军队控制在半岛上一条致命的原子战争的钴辐射带之外，并将战火扩大到中国，同时支持蒋介石从台湾反攻大陆。接替麦克阿瑟指挥朝鲜战争的克拉克将军，在此后的两年中继续鼓吹发动一场二次性核打击。持这种主张的，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会也不乏其人。他们反复叫嚣说，目的是“遏止”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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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艾森豪威尔继杜鲁门出任总统后，准备核打击的急促脚步才放慢下来——部分原因是美国的盟友（特别是英国）的强烈反对。但核威胁的陈词滥调仍在喋喋不休地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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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回到中国，立即发现美国拥有和挥舞核武器的事实已经众所周知。但我们感觉不到我们的同事以及所有北京人表现出恐惧心理。他们忙于埋头建设中国的新生活。实际上，早从1945年毛泽东把原子弹称作“纸老虎”起，新中国的武装力量从来没有在原子弹面前发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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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外界的歪曲相反，毛并不否认原子弹的破坏力。他强调的是，决定历史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归根结底，原子弹不可能消灭人民，而人民将消灭原子弹（禁止使用直至最终销毁），他跟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就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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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顾一下我们回到中国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们是应宋庆龄的邀请从美国返回中国的。30年代末我就跟她在一起工作过。当我们在北京站走下火车时，前来迎接的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是她那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笔迹——“欢迎回家！”她安排得如此周到、及时，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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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是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之一，她请我们协助创办一份计划中的英文杂志，她给它命名为“China Reconstructs”（《中国建设》）(1)。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份刊名含有一个“行为动词”的杂志。宋庆龄委托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著名学者陈翰笙博士负责筹办工作。陈不久就带我们去见宋庆龄和周恩来总理、周的夫人邓颖超（我和她早在天津时就见过面）。我们同他们不仅讨论了有关这本杂志的计划，还谈论了在国外的老朋友的情况，包括他们非常熟悉的埃德加·斯诺。那时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的时代，他们对斯诺的处境深表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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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早期岁月里，我们跟新中国对外宣传战线上的同事们一道工作、学习和娱乐，不管级别和年龄，彼此亲密无间。为了赶急稿，我们常常在一起度过许多个紧张的不眠之夜，只在午夜吃夜宵（面条）时才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在这些解放初期的日子里，中国的革命气氛就像19世纪著名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在其乌托邦作品《约翰·鲍尔之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平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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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中国当时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我们轮流参加北京的重要水利工程——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工作，每次两星期。我们用扁担把装满泥土的沉重篮子往山上挑，用双手把装满石块的小车往山坡上推，活儿很累，但心情很愉快。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彩色幻灯片，是邱茉莉跨出我家大门前去参加半个月修水库劳动时摄的，她腰带上别着一块毛巾，背上挎着背包（装着被子和替换衣服），完全是一副修建大坝的重体力劳动者的装束。虽然她那年已经53岁，但在比她小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中间，她成了标兵。同时成为标兵的还有我们杂志社的另一位中年的英国同事南·格林。她是一位共产党员、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老战士。她的丈夫是一位音乐家，也是共产党员，在西班牙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中国和西班牙是30年代世界上两条反法西斯阵线，在当代人的脑海里至今仍被活生生地联系在一起。邱茉莉由于干活出色，被中国伙伴们评为水库的模范建设者。接着轮到我参加半个月的水库劳动——我只得了个“及格”，没有获得荣誉。跟我们的同事和所有解放了的人民一样，我们被一种同样的精神所感召，自愿、积极、热情地投入水库建设，我们流的汗水，把我们跟新中国的基本建设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后来，我们还参加过短期的插秧、割麦、荒山造林、挖运河等劳动。所有这些（也只有这些）使我们永远成为这块土地——人们用几千年辛勤劳动所创造、耕耘和浇灌的、现在获得新生的土地——上的一分子。每当我们看到新的水渠、道路、林带，我们总觉得自己也在它们的建设中出过力。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没有真心实意地参加过这种集体劳作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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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这种精神影响了大人，也影响了孩子。我还记得美国孩子南希·霍迪斯的话。当时她还不到十岁，刚进小学，在问到中国跟美国比怎么样时，她用自己的语言回答说：“在那里，我们可以吃到冰激凌和巧克力。在这里，我们可以为人民服务，不为自己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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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是从战时的解放区继承下来的。它能激发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巨大努力。可惜后来这种精神遭到歪曲和滥用，造成了过高估计当时在物质方面可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发展到“大跃进”时期的吹牛比赛，牛吹得越大越好，把不可能的事情说成既成事实。例如在全民炼钢运动中，说小平炉炼出的钢产量打破了纪录；在农业生产方面竞相报道神话般的“高产卫星”等等。不过这是后来发生的另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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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娱乐生活也跟大家一样。冬天，我们跟同事们挤上一辆卡车（大家都站着），到故宫外的护城河去滑冰；夏天，我们一起到湖泊或游泳池去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不需要很大空间的简单运动，工间休息时在办公楼区就能进行。我们集体观看免费的电影和演出（由工会包座，作为职工福利的一部分）。我们在本单位举办歌舞晚会（我学会了拉手风琴，但很不高明）。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为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捐献现金和实物（我们的所有中国同事几乎都志愿报名到前线去服务，少数合适的人被选中，引起了大家的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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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外部敌人挑战的同时，另一种不良倾向开始露头，令人大吃一惊。这就是革命队伍内部暴露出来的腐败。新中国成立后干部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精神，与旧中国大大小小的贪污腐化、巧取豪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受人民的欢迎，但现在这种精神开始受到腐蚀。冷嘲热讽的外国评论家早就对此作过预言。说实在的，他们调侃道，中国的穷乡僻壤好办，等共产党占领了拥有社会背景复杂的几百万人口、繁华而富有诱惑力的花花世界上海以后，咱们再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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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预言，城市技术人员以及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将会逃跑。事实证明他们错了——绝大多数留了下来，愿意为刚刚取得独立的国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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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怀疑论者还预言，共产党“土包子”将在管理大城市和经济这两大棘手的问题上碰得头破血流，因为在外国控制和中国反动统治下，乌烟瘴气的大城市成了投机家和邪恶势力的乐园。只有腐败才能把“自由世界的价值”从“红色威胁”中拯救出来！但这种局面在解放初期没有出现。在上海，变化了的是社会风气，而不是新政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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