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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顾一下我们回到中国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们是应宋庆龄的邀请从美国返回中国的。30年代末我就跟她在一起工作过。当我们在北京站走下火车时，前来迎接的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是她那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笔迹——“欢迎回家！”她安排得如此周到、及时，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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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是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之一，她请我们协助创办一份计划中的英文杂志，她给它命名为“China Reconstructs”（《中国建设》）(1)。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份刊名含有一个“行为动词”的杂志。宋庆龄委托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著名学者陈翰笙博士负责筹办工作。陈不久就带我们去见宋庆龄和周恩来总理、周的夫人邓颖超（我和她早在天津时就见过面）。我们同他们不仅讨论了有关这本杂志的计划，还谈论了在国外的老朋友的情况，包括他们非常熟悉的埃德加·斯诺。那时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的时代，他们对斯诺的处境深表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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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早期岁月里，我们跟新中国对外宣传战线上的同事们一道工作、学习和娱乐，不管级别和年龄，彼此亲密无间。为了赶急稿，我们常常在一起度过许多个紧张的不眠之夜，只在午夜吃夜宵（面条）时才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在这些解放初期的日子里，中国的革命气氛就像19世纪著名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在其乌托邦作品《约翰·鲍尔之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平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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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中国当时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我们轮流参加北京的重要水利工程——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工作，每次两星期。我们用扁担把装满泥土的沉重篮子往山上挑，用双手把装满石块的小车往山坡上推，活儿很累，但心情很愉快。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彩色幻灯片，是邱茉莉跨出我家大门前去参加半个月修水库劳动时摄的，她腰带上别着一块毛巾，背上挎着背包（装着被子和替换衣服），完全是一副修建大坝的重体力劳动者的装束。虽然她那年已经53岁，但在比她小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中间，她成了标兵。同时成为标兵的还有我们杂志社的另一位中年的英国同事南·格林。她是一位共产党员、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老战士。她的丈夫是一位音乐家，也是共产党员，在西班牙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中国和西班牙是30年代世界上两条反法西斯阵线，在当代人的脑海里至今仍被活生生地联系在一起。邱茉莉由于干活出色，被中国伙伴们评为水库的模范建设者。接着轮到我参加半个月的水库劳动——我只得了个“及格”，没有获得荣誉。跟我们的同事和所有解放了的人民一样，我们被一种同样的精神所感召，自愿、积极、热情地投入水库建设，我们流的汗水，把我们跟新中国的基本建设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后来，我们还参加过短期的插秧、割麦、荒山造林、挖运河等劳动。所有这些（也只有这些）使我们永远成为这块土地——人们用几千年辛勤劳动所创造、耕耘和浇灌的、现在获得新生的土地——上的一分子。每当我们看到新的水渠、道路、林带，我们总觉得自己也在它们的建设中出过力。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没有真心实意地参加过这种集体劳作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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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这种精神影响了大人，也影响了孩子。我还记得美国孩子南希·霍迪斯的话。当时她还不到十岁，刚进小学，在问到中国跟美国比怎么样时，她用自己的语言回答说：“在那里，我们可以吃到冰激凌和巧克力。在这里，我们可以为人民服务，不为自己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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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是从战时的解放区继承下来的。它能激发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巨大努力。可惜后来这种精神遭到歪曲和滥用，造成了过高估计当时在物质方面可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发展到“大跃进”时期的吹牛比赛，牛吹得越大越好，把不可能的事情说成既成事实。例如在全民炼钢运动中，说小平炉炼出的钢产量打破了纪录；在农业生产方面竞相报道神话般的“高产卫星”等等。不过这是后来发生的另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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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娱乐生活也跟大家一样。冬天，我们跟同事们挤上一辆卡车（大家都站着），到故宫外的护城河去滑冰；夏天，我们一起到湖泊或游泳池去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不需要很大空间的简单运动，工间休息时在办公楼区就能进行。我们集体观看免费的电影和演出（由工会包座，作为职工福利的一部分）。我们在本单位举办歌舞晚会（我学会了拉手风琴，但很不高明）。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为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捐献现金和实物（我们的所有中国同事几乎都志愿报名到前线去服务，少数合适的人被选中，引起了大家的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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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外部敌人挑战的同时，另一种不良倾向开始露头，令人大吃一惊。这就是革命队伍内部暴露出来的腐败。新中国成立后干部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精神，与旧中国大大小小的贪污腐化、巧取豪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受人民的欢迎，但现在这种精神开始受到腐蚀。冷嘲热讽的外国评论家早就对此作过预言。说实在的，他们调侃道，中国的穷乡僻壤好办，等共产党占领了拥有社会背景复杂的几百万人口、繁华而富有诱惑力的花花世界上海以后，咱们再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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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预言，城市技术人员以及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将会逃跑。事实证明他们错了——绝大多数留了下来，愿意为刚刚取得独立的国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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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怀疑论者还预言，共产党“土包子”将在管理大城市和经济这两大棘手的问题上碰得头破血流，因为在外国控制和中国反动统治下，乌烟瘴气的大城市成了投机家和邪恶势力的乐园。只有腐败才能把“自由世界的价值”从“红色威胁”中拯救出来！但这种局面在解放初期没有出现。在上海，变化了的是社会风气，而不是新政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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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并不否认演变的危险。它早就对此发出警告。早在1944年，即取得全国胜利前五年，我就在延安听说对进步作家郭沫若在一篇文章里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篇文章描写了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地方取得胜利后，其领导人如何开始腐化堕落。到了40年代后期，在即将解放大城市的前夕，毛泽东警告说，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无所畏惧的革命者们，有可能在精神上倒在大城市有钱阶级的“糖衣炮弹”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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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新中国后不久，在我年轻时的老家天津出现了一个不祥之兆。那里的两个高级领导人刘青山和张子善堕落成为一个腐败集团的核心，利用职权之便侵吞了大量公款。这两人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都经历过长征，过去都有良好的军事和政治记录。有人认为根据他们过去的功绩，应该对他们从轻处理。但毛泽东坚持对他们应处以极刑（即死刑），因为他们的和平演变是触目惊心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相信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决不宽容——更不用说纵容——其干部背叛公众信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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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加速了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到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都参加了这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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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的对象是公职人员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1952年元旦，毛泽东亲自发动了这场“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清洗干净”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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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以后发动的“五反”运动，打击目标是私人工商业者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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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场运动中，极少动用死刑。在“三反”运动中，实际上只枪毙了刘、张两人；在“五反”运动中，只枪毙了很少几个上海商人，因为他们向赴朝参战的中国志愿军伤员出售假药和污染药品，从而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公愤。处理时实行宽严结合，对为首的和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从严处理；而对从犯和有悔罪表现的，则给予不同程度的从宽处理，直至完全免予处理。主要目的不是惩罚，而是通过群众性的教育运动预防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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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运动的目的是：政府工作人员，不管其职位高低，不应损害公共财物。私人企业不应进行欺骗，特别是诈骗或损害国家利益。（当时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不仅合法，而且还受到保护和鼓励，以帮助国家发展经济。对待他们的政策，与此前对待国民党的国有财产及其官僚的私有财产是大不相同的，对待后者采取国家没收的政策；与对待外国帝国主义的财产也不同，对后者，如果其主人或政府采取颠覆中国的行动，它们就可能被冻结或没收。）但是，利用私人财产收买公职人员或违背社会主义原则，那是不能容忍的。就如周恩来当时所解释的那样，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既有为新社会服务获取合法利润的机会，也面临着损害和掠夺新社会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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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运动中，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和与政府做生意的私人企业，人人都必须对照“三反”“五反”的内容作自我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方面的问题，然后听取与会者的意见。老实交代的人将得到从轻处理，或者完全免予处分。但不老实交代的人，不能指望得到从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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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精神是积极的和得人心的——用新的社会道德来代替令人憎恶的旧的社会道德。人们甚至检讨自己用公家的办公用品写私信这类事情。那时广泛流传着在中国访问不会丢失东西的故事，这是真实的。即使是扔在旅馆垃圾桶里的破袜子，服务人员也会追上来说：“你落下东西了。”这种良好的声誉远播海外。有一次在伦敦购物时，我妻子邱茉莉粗心大意，没有把挎包的拉锁拉上，结果钱包被人偷走了。她向英国警察报案，警察对她说：“你应该多加小心，别以为你还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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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几十年以后，盗窃在中国变得司空见惯——提包必须紧锁，门户必须紧闭。人们开始怀念解放初期清除和自我清除不良恶习的做法，以及同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觉得这非但可能，而且是做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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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了我们和中国同事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相同之处，但也还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在北京的早期岁月里，我仍穿着在美国穿的衣服，系着领带，而我的中国同事则清一色地穿着蓝色棉中山装（它是“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几十年前设计的，当时在国外却被误称为“毛服”）。这是一种外表上没有地位或财富标志的制服，人们穿着它常常感到骄傲，认为这是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和为他们服务的象征。此外，它很方便——剪裁得宽松，不管你怎样活动都很舒适；四个上衣口袋足以装下你要随身携带的东西；穿着它什么场合都合适——出席晚会或观看演出也不必换装，而且耐磨耐洗。就拿我来说，我巴不得尽快换穿中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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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是人人都如此。在我还穿着美式服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位新来的同事在解开他的中山装上衣领子时，露出了里面衬衣上打着的漂亮的真丝领带。虽然根据他的工作表现，没有理由怀疑他对革命是否拥护，但他肯定是在怀念他逝去的上海岁月——当年他曾是一名西装革履的风流公子。另一方面，也有人用这种清一色服装作为保护性的伪装。我听说那些穿着最邋遢、补丁最多的蓝色或灰色棉衣的人，常常是过去穿得最讲究的人，他们是想让人们忘掉这一点。多数普通人即使衣服旧一些，但收拾得很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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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艰苦朴素已经真正变成人们乐意接受的价值观念。邱茉莉和我后来领养的几个中国孩子，都不喜欢穿新买的衣服。他们的同学也一样，更乐意穿他们的哥哥姐姐们穿不下的，或者用大人衣服改制的衣服。有一次，我们给我们的小男孩买了一条新裤子，他却说：“你们不能给它缝上一两块补丁吗？这裤子看上去不够艰苦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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