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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轮政治委员莱万多斯基的年纪只有船长的一半。他并不去批评船长的自私自利思想，只是很友好地跟他下棋，也没有千方百计想赢他的意思。毕竟，他的任务是使船长留在船上，所以要让他心情舒畅，而不是惹他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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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本人而言，年轻的莱万多斯基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当我们的客轮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腥风血雨的加利波利战场时，我面对一大片阵亡将士墓地，对当年的那场战役发了几句感慨，但他很不以为然。他大声说道：“所有双方的年轻人，都是为各自的剥削阶级白白地送死。”在他看来，这场战争的实质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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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气候跟政治气候一齐向我们发起挑战。没有水喝，我们支起帆布槽接储稀少的雨水。在红海里，热浪滚滚，弄得我们委靡不堪。这且不说，我们在波兰随船储存的土豆仿佛也感到春天已经来临，一个个长出了嫩芽，不能再供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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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暑，我们灵机一动，用柏油帆布在甲板上造了个临时游泳池，用水泵往里面灌满海水。但我们对如何拯救这些土豆，则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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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我们跟船员一起，把船上外露的金属部分和救生用具油漆一新，以迎接波兰国庆。幸而我们随身带着书籍和打字机，我把许多时间用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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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的最后几天把我们带近正在进行中的朝鲜战争战场。当我们几乎可以望到天津的时候，美国飞机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几架重型轰炸机飞得几乎跟桅杆一样高，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它们显然是在吓唬我们，同时也侦察和拍摄我们甲板上蒙在帆布下面的货物（大多是汽车）。与此同时，我们也对准它们按动相机的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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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停泊在天津外围的大沽口沙洲。14年前，日本增援部队在这里登陆时，我离开了天津。我当时就深信，日本人不可能征服一个为民族存亡而奋起战斗的中国。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重返故地，而且此时的中国，已不仅是一个击败了日本侵略者的中国，而且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赢得了胜利的中国。一位人民共和国的干部从天津乘汽艇前来迎接我们。他告诉我们，第二天我们将乘火车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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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来卸货的码头工人，跟我记忆中从前那种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弯腰屈背的苦力大不相同。“去北京？”一位码头工人问道，“你可以看到毛主席啦！”我回答说希望能在明年国庆的庆祝活动上见到他，其他工人听说，都向我围了过来。我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年代里，从没听到一个普通中国工人想知道——或者关心——我是否曾经见过或者将要见到蒋介石。显然，这些工人认为毛泽东是他们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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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火车上，列车后部挂有专供外国人和有钱人享受的宽敞、豪华的头等车厢，而接近浓烟滚滚的火车头的，是穷人乘坐的拥挤肮脏的三等车厢。这次在我们去北京的火车上，这种强烈的对照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有两个等级的车厢，即“硬席”和“软席”，都收拾得很干净。同车有一位从朝鲜前线回国养伤的年轻的空军飞行员，他吃饭用的是一双白色的金属筷子。据他说，这双筷子是用一架被击落的美国飞机的材料做的。这是大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大大小小外国入侵者对其主权恣意践踏之后，中国终于在反对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战争中，成功地捍卫了它刚刚取得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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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途经过的农村，那些地方我是熟悉的，但面貌已经大为改观。从前不长庄稼、连野草都长不好的白色盐碱地，现在成了绿油油的水稻田，灌溉渠道纵横交错。我听说土地已经用淡水冲洗干净。土地已不再属于地主，而是归耕者所有，所以庄稼管理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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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顾客——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和农民。在过去，像他们这样穿着的人，店员非但不予理睬，而且还会把他们推出大门。从前外国租界的行政大楼——一座用来吓唬中国人的庞然大物，现在已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以前法租界那座漂亮的玫瑰大理石市政局大楼将改成图书馆。我所熟悉的半殖民地时代天津的老式洋房（一群19世纪后期修建的具有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等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依然存在，但已派作新的用场。过去，大着胆子进入这些住宅区的中国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私入禁区的恐惧感。现在这些街道的气氛跟我1944年在延安看到的一样，不是让人想起屈辱的过去和畏惧眼前的困难，而是洋溢着对今天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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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我发现帝王们修建的雄伟壮丽的故宫和太庙，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向外国游客、本地的有钱人和有闲阶层开放，而是第一次向劳动人民开放。这些建筑，本是用他们先辈的血汗钱、艰辛的劳动和高超的技术修建的。供奉帝王牌位的太庙已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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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街道虽然依旧多尘、露土，但打扫得非常干净，看不到纸屑垃圾（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做的第一批工作中，给市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除陈年垃圾堆及整治早已阻塞不通的古老的污水沟）。我刚到北京不久，有一天走在路上，随手把一个空烟盒扔掉，就像我在纽约不假思索地所做的那样。但我回头一看，发现这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路面上唯一的一件丢弃物，于是我马上返身回去，把它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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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地吐痰，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害健康的不良习惯。为了跟这种恶习作斗争，北京市民发起了一个巧妙而有效的运动。目光锐利、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年龄不过十岁的少年先锋队员们一旦发现有人吐痰，就用手里的粉笔在痰迹周围画个白圈，叫吐痰的人在旁边站住，对他进行教育。在盛行家长制的中国，大人被孩子们当众责备，是一件大失颜面的事，与被警察罚款或大声呵斥相比，是一个更大的心理打击。如果当时正好有警察在场，他们也会告诫这个人应该记取孩子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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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明显变化是，过去商店里常见的那种没完没了的欺诈和讨价还价，如今已不复存在。在革命后的中国，我们发现商品都实行明码标价和统一价格，不允许讨价还价——诚实得令人咋舌。例如，在过去，对那些有购买能力的人来说，英国的“飞利浦”是最受欢迎的名牌自行车之一，结果假货充斥市场，令粗心的顾客大上其当。现在我发现所有品牌都如实标明：如果是真品，就标明“真飞利浦”；如果是质量较好的仿制品，则标明“仿飞利浦”；如果是劣等冒牌货，则标明“假飞利浦”。同样档次的商品，各商店的售价基本都一样——跟人们的收入水平保持着稳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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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中国不仅要医治旧的战争创伤，还要应付朝鲜战争，然而它成功地制止了1949年前天文数字式的通货膨胀。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确是事实。政府的经济措施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包括国家掌握足以保证市场供应的粮食和棉布储备来保持币值。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全体劳动人民的日常需要，因而它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无论经济措施如何精密周到，都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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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面值仍有许多“零”。我的工资如果从数字上看，我是个“百万富翁”。但实际的通货膨胀已经停止，下一步是把那些“零”砍掉——以前发行的面值10000元的旧币可到银行调换1元新币——除了失去那些“零”以外什么都没有损失，货币的购买力是固定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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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大小事务上，新中国似乎决心与令人厌恶的旧思想决裂。消极、压抑让位于积极、向上。普通老百姓不再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们乐观、认真地重新打造命运。“没有办法”一度是中国人的口头禅，现在正被“有办法”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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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立任何困难都能克服的新思想的同时，人们也冷静地认识到，已经取得的显著变化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国家还很穷。城乡生产虽已达到以前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规模，但还需要为全体人民创造繁荣和文明的新生活。这个艰巨任务要求每一个人工作——更好地工作，并尊重所有别人的工作，不管他干哪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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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这个称呼就体现了这种觉醒，它取代了反映不同地位和不同阶层的称谓。你称旅馆服务员或人力车夫（当时还存在）“同志”，他们反过来也称你“同志”。这跟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人感到亲切温暖。“我们”的意识取代了“我”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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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克服的困难依然十分严重。毛泽东响亮地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国内外的一些势力仍不甘心或不可能承认这一现实。蒋介石的残余武装在大陆的一些地区仍然很猖獗，更不用说还有国民党残余偏安台湾，时刻梦想复辟。朝鲜战争正打得十分激烈。美国当时是拥有原子武器的唯一国家，自杜鲁门总统以下的美国政府领导人以及自麦克阿瑟将军以下的战地指挥官，均公开威胁要动用他们的核武库（苏联直到1950年才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接着是英国，于1952年；而中国则又过了许多年）。早在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对报界扬言，使用原子弹轰炸朝鲜的方案“正在考虑之中”。麦克阿瑟则更是竭力主张，把朝鲜和中国军队控制在半岛上一条致命的原子战争的钴辐射带之外，并将战火扩大到中国，同时支持蒋介石从台湾反攻大陆。接替麦克阿瑟指挥朝鲜战争的克拉克将军，在此后的两年中继续鼓吹发动一场二次性核打击。持这种主张的，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会也不乏其人。他们反复叫嚣说，目的是“遏止”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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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艾森豪威尔继杜鲁门出任总统后，准备核打击的急促脚步才放慢下来——部分原因是美国的盟友（特别是英国）的强烈反对。但核威胁的陈词滥调仍在喋喋不休地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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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回到中国，立即发现美国拥有和挥舞核武器的事实已经众所周知。但我们感觉不到我们的同事以及所有北京人表现出恐惧心理。他们忙于埋头建设中国的新生活。实际上，早从1945年毛泽东把原子弹称作“纸老虎”起，新中国的武装力量从来没有在原子弹面前发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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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外界的歪曲相反，毛并不否认原子弹的破坏力。他强调的是，决定历史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归根结底，原子弹不可能消灭人民，而人民将消灭原子弹（禁止使用直至最终销毁），他跟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就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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