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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改革方面，第一阶段的关键进程是完成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几亿中国农民耕种；不仅分给了男子，也分给了过去从来无权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妇女。与此同时，在家庭关系方面，颁布了《婚姻法》，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基本平等。在总的经济领域，土改为逐步向农业合作化过渡奠定了基础，也确保在以后逐步实现城市工业国有化的过程中，赢得了占当时全国人口90％的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赖以赢得内战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最新发展。走完了这一步，城市及其工厂将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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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在文化领域里也开展了多次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通常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因为他对这个领域特别关注。1951年，发动了对一部广泛放映并深受好评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影片把为穷人筹资兴办义学而对富人和权贵们奴颜婢膝的武训（1838—1896），描绘成一位情操高尚、热衷于发展平民教育事业的先锋。毛愤怒地责问：对于当时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这是群众贫困和愚昧的根源）而视死如归、英勇奋斗的进步运动，武训有没有说过一句话、做过一件事？武训的义学教育难道不是为了传布旧教育、为旧统治者培养忠实奴仆吗？那么，武训怎能在新社会受到歌颂，甚至连一些共产党员都热衷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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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范围非常广泛，因为过去只有城市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才有钱看电影，而现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观众范围迅速扩大到城镇贫民和农民——影片所宣传的思想，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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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后，开展了一场对伟大的18世纪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讨论。长期以来，这部作品被普遍认为是一部生动刻画各色各样众多人物性格和家庭关系的杰作。当时，持这一传统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现在他的观点受到两个年轻人的大胆挑战，他们认为这部作品是对整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揭露。但他们的文章在发表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公认的学派被视作“权威”，而那两个年轻人是“小人物”。毛使用愤怒的语言支持这些“大人物常常不注意的……小人物”的观点。他给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写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小人物”有广泛发表作品的权利，从而发动了一场对旧的学术垄断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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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年，主要也是在毛的发动下，对一向被视作著名左翼文人的胡风及其周围的一批文化人发起了攻击。胡风抱怨1949年以来的作品“千篇一律”，从而被扣上了为反革命分子寻求言论自由的帽子，这批人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有的还被投入监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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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生在文化领域里的事情，跟邱茉莉和我都能理解、支持和参加的反腐败运动不同，我们没有予以密切关注和参与。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都不能流利地讲、读中文，不能理解所有有关的文章和论点。但是我们对这些指控深信不疑，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旧中国、创建了新中国，所以党怎么说我们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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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和国内，中国在1956年受到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主要是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冲击。报告谴责了1953年去世的斯大林，并含蓄地谴责了整个斯大林领导时期在苏联国内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事情。这在许多共产党员中引起了震惊和混乱，因为他们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大转弯毫无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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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那些作为客人应邀参加代表大会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事先也没有得到任何暗示，或者被允许听这个报告，或者事后能看到讲话稿。他们在莫斯科所得到的，只是苏联低级官员官腔十足的口头简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直到秘密报告经过情报渠道向西方报纸泄露后，才拿到报告文本。对此，应邀参加代表大会的英共领导人亨利·布立特后来访问北京时，对在中国工作的英共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表示痛心和愤懑。他还向同样受到冷遇的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同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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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认为，揭开斯大林严重错误的盖子是件好事，可以防止它们重演。错就错在赫鲁晓夫采用的粗暴方式，导致了对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的全面谴责。毕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是一个榜样，它在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可歌可泣的、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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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错误的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实践努力中出现了错误，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这无异于错误地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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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对苏共代表大会的意见，以及对由此而引发的波兰—苏联争端和匈牙利事件的意见，对混乱的世界共产党队伍起到了稳定作用。这些意见无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威望正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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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举一件对我来说虽然很小，但却难以忘怀的趣闻为例。我年长的姑姑索妮娅、埃玛和安娜——莫斯科的退休教师——读了在苏联刚刚发表的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性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她们持赞同态度。这几位姑姑我在1958年首度访问苏联时才第一次见面，她们亲身经历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年轻的时候，她们向往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波兰—立陶宛边境的家乡迁徙到俄国定居。此后，她们亲眼目睹了内战及其来之不易的胜利，以及笼罩着斯大林大清洗阴影的全国性大规模建设的努力。在大清洗中，她们的一个兄弟亚历山大（森德）失踪；索妮娅的丈夫在劳改营里度过了17年，出狱不久便患癌症去世。安娜姑姑的丈夫在抗击希特勒侵略者的莫斯科保卫战中献出了生命。幸亏苏联政府将犹太妇女、儿童和老人从被围困的首都撤离，她们莫斯科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才得以逃过纳粹的种族主义屠杀。“二战”后，他们的家庭又面临着新的危险，其中就有苏联官方再次在国内掀起的排犹运动。但他们始终热爱苏联，不像许多人那样想方设法离开那里。因此，她们对北京观点的认同是很有分量的。“你在中国，那里有聪明的领导人。”身材小巧的埃玛归纳了她们的意见后，作出这样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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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使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深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作了一次讲话并于几个月以后公开发表，其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内的一个新概念。讲话同时提出了在文艺界实行“百花齐放”、在科技界实行“百家争鸣”的观点，这些也是新的概念。大体说来，在1956年至195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总结前些年做了些什么——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构建了框架——以及下一步怎么做，应该避免些什么，特别是要借鉴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来的苏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错误。这些错误——引用中共坦率的说法——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即坚持苏联有权对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发号施令，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不是平等相待，而是实行专断的家长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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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阶级斗争（虽然它仍然是一个因素），而是利用新社会提供的可能性迅速发展物质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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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参与对代表大会的报告、讲话和决议的英译稿进行“润色”的人员之一。这些文件的基调跟当时全国的气氛一样，是一种冷静的喜悦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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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出了能为社会主义制度共同接受的、放宽文艺创作自由度的“百花齐放”方针，以及在科研领域提倡没有任何官方支持的垄断学派（像苏联在从遗传学直到语言学各个领域所做的那样）的“百家争鸣”方针，显然与中共八大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并且吸取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出现的事态的教训。他在1957年初发表的有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说，其核心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把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和主张一概看作是对抗性的（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并采用镇压的手段来解决。因为还存在着范围广泛的另一类矛盾，例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内部及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等等。毛泽东称，这些就是非对抗性质的矛盾。虽然它们也可能有是非问题，但它们应该通过辩论和教育来求得解决，而不能像苏联那样采用镇压的方法。毛泽东于1957年2月在一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这一讲话，经过若干修改后于6月在报纸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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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种考虑，共产党广泛邀请社会各阶层对其政策和工作提出广泛的批评和建议。这种邀请大量见之于公开张贴的标语口号之中，或大众传播媒介的栏目里。在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事先没有估计到的、超越建设性批评的恶意言论。这些言论先给予公开发表，然后作为反革命论调的证据拿出来示众，声称它们跟煽动匈牙利武装叛乱的言论如出一辙，在中国也是一个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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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看法，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发动了一场“反右”运动，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在实际上背弃了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和心平气和地辩论的原则。像民主同盟等友好政党实际上陷入了瘫痪状态，它们的报纸要么关闭，要么被接管。总的说来，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靶子，像社会学家费孝通和主张控制人口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这样的杰出人物，遭到猛烈的批判和降级处分，他们的学术职务被撤销。几十万人被打成（当时称为“戴帽子”）“右派分子”，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有的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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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分子无疑是有的，但反右派运动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直到几十年以后“文革”寿终正寝，扣在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头上的沉重的“帽子”才彻底被摘掉，他们本人得到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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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戴上帽子”的人，自己往往是始料不及的，他们之中有些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对有些人来说，最初的不祥之兆是有人贴出了一张对他们具有攻击性的大字报，如果同样的大字报接踵而至，那么这肯定是厄运即将临头的征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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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我看到文学翻译家和批评家冯亦代正在看针对他的第一个这样的不祥之兆。平时性格开朗健谈的他，现在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昨天还跟他很亲热的朋友，如今从他身边经过时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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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抗日战争期间在香港和重庆认识冯的。在那里，作为一名散文家和翻译家，他参加了左翼文学运动；在经济上，他还是一位经常慷慨解囊的赞助者，因为他在银行里有一份报酬不菲的工作；他还毫不犹豫地甘于承担风险。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这些优越条件，来到北京从事新中国的外文出版事业。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热情是毋庸置疑的。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个政治上被人遗弃的人——许多年以后才获得平反。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最难忍受的并不是失去职务和工资，而是被他过去和现在一贯为之忠心奋斗的革命所遗弃的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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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不是共产党员。党员一旦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可能被开除出党并受到降职处分。50年代初期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之间的亲密友谊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在我工作的单位如此，在整个社会上也基本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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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动就随心所欲地滥用“右派分子”的标签，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更加残酷、规模更大的行动——包括导致死亡和自杀的肉体摧残——的先兆。幸运的是，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大清洗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很少发生处决反对派和批评者的事情。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旦出了差错，一个脑袋砍掉后是不能再长出来的。的确，中国运动中的许多受害者最终都恢复了适当的、有时荣誉很高的职务。马寅初活到100岁，他一度遭到谴责的人口控制理论，被确立为国家政策。费孝通成为深受尊敬的农村工业化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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