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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多次提到的那样，我们返回中国的时候，朝鲜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后来又持续打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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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中，以志愿军名义参战的中国军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把美国军队推回到三八线以南，这无疑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又一个恢复中国人民自尊的最伟大的胜利。尽管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但共产党在革命中取得了胜利，结束了这个民族长达一个世纪的战败和屈辱。他们在朝鲜与美国的战争机器直接较量中所取得的胜利，也是美国图谋“遏制”中国革命的政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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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我以记者身份来到板门店，采访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美国代表在没有战胜的情况下在停火协定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我以美国进步刊物《国民卫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记者团。我们沿着一条仍然不断遭到空袭的道路前进。路过朝鲜首都平壤时，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地面建筑都已被夷为平地（政府工作人员在一个很深的地下公共大厅里会见我们）。在我们路过的另一个城镇沙里院，只有一个被炸毁的基督教堂尖顶的残骸，孤零零地露出在地平线之上。“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是美国军方三年来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朝鲜军队和前来支援的中国志愿军不屈不挠地坚持战斗。在遭受战争严重摧残的废墟上，仍能看到“正常状态”存在的迹象。丰富的电力从朝中边界鸭绿江上的一座水电站源源输出，除了夜间供掩体内照明之用外，白天为了耗掉多余的电力，露天电灯在光天化日之下照样亮着。沿途的军事哨所向我们提供简单的免费午餐鲟鱼鱼子酱，由于战争，这些东西不能加工成罐头食品或出口，只能用旧报纸包成大包，每包重达好几磅——若在别的地方，这些东西经过包装后在高档饭店里供应，只怕连王公贵族也说不清它们是多么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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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协定签字后，我们看到双方军队连同他们的装备从新的非军事区后撤（这是对双方的要求）。在返回朝中边境的途中，我们看到重建工作已经开始——中国志愿军战士正在修复桥梁。在我们离开停战城镇开城前，志愿军司令部招待我们吃了一次晚饭。我们走到主桌旁，举杯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祝贺胜利停战。“别感谢我，感谢卡尔·马克思。”他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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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我听说人们批判他当时不提毛主席。他按照正当程序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批评毛主席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后果，结果被撤销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从此他的处境越来越险恶，直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他死后才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以前的崇高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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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士之一，他在一次美国的空袭中牺牲。他是毛泽东家族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巩固而牺牲的七位成员中的最后一位——包括毛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毛岸英的生母）、两位弟弟，以及其他几位近亲。毛岸英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参加志愿军的。毛泽东在惊悉其长子的噩耗后，决定将岸英的遗体留在朝鲜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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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场战争中，美国（以“联合国”名义）方面在宣传战线上也遭到了惨败，因为新闻官员们向记者发布假消息或实行新闻封锁，而中朝方面却及时提供被证明是准确的事实。这主要应归功于两位特派战地记者：伦敦《工人日报》的英国人艾伦·温宁顿和英国《每日快报》的澳大利亚人威尔弗雷德·贝却敌。他们常常冒着战火，到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才确立的停战区内的“中立地带”，与敌方阵营的记者接触，逐步赢得了后者的尊敬。开始对方不大愿意跟他们交往，后来相互成了私交甚笃的朋友。中国记者从未提供过假消息，连垂头丧气的美国发言人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中国记者的报道）都是真实的，是未加掩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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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不说是战争新闻史上的一种罕见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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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明了它能捍卫自己的疆界，并挫败了“遏制”中国革命的企图，她的威望不仅在自己的国民中，而且在新独立的其他亚洲国家，以及那些仍在为挣脱殖民主义桎梏或其残余势力而斗争的民族中如日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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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同印度和缅甸的关系中，经过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这两国领导人的谈判，产生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模式(3)。开始它们被视为主要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后来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关系的衡量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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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上，这些原则的实质再次得到了确切的阐述。这次会议只有现在称之为第三世界的政府参加，而没有当时或以前曾操纵它们命运的殖民主义国家政府参加。在万隆，周恩来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巩固并在某些情况下打开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后来，又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投票，恢复了长期被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荒谬窃踞的中国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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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计划是跟别的记者一起从北京前往万隆采访的。如果不是因为另有任务，我肯定会登上印度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出发飞往印度尼西亚。这架飞机遭到潜伏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上的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因为他们估计周总理可能在机上。他没有在机上，但他的记者团在机上。在这架倒霉的飞机坠入海洋时，机上的全体人员无一幸存。在遇难者之中，有我的朋友、新华社的沈建图和奥地利外科医生、记者和作家弗里茨·詹森。我跟前者在延安相识，有段时间他在我负责编辑的《联合劳动新闻》担任记者；后者是结束了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服务后来到中国的。北京革命烈士公墓里耸立着一座集体纪念碑，就是纪念他们和同机遇难的其他中外新闻工作者的。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我在这里写下这段历史。但我至今仍为未能亲历万隆会议——一个重要的历史里程碑——而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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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雨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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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两国人口不同，在人均产量方面的差距当然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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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5年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作为一件错案得到了改正。官方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90》虽然没有全面否定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领域发动的各种运动，但把当时发表的批判文章说成是“简单化和粗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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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它们是：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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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六章 四访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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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一章里要讲述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我在1955年、1965年、1976年和1985年四次访问西藏，每次相隔十年，每次访问的时间持续三四个月。在新中国我看到的所有变化中，“世界屋脊”上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西藏跨越了一千年，从农奴制和奴隶制一下子跳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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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参观访问的顺序，下面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变化：首先是西藏同全中国的交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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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第一次从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前往拉萨，乘坐吉普车和卡车，颠簸了12天才到达目的地。这看来还是最快的速度了。这条刚刚通车一年、长2271公里的公路，路面已经很不平整，颠得我骨头都快要散架了。一路上时而爬上海拔5000米高的陡峭山口，时而进入深深的峡谷——这是中国和整个亚洲几条大河的发源地：金沙江是长江的源头，澜沧江到了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变成了湄公河，雅鲁藏布江流到印度则成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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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景色如画，瑰丽多彩，难以描述。透明的天空充满了紫外线，色彩明丽耀眼，令人难以置信。蔚蓝的天空漂浮着朵朵白云，形状变化无穷，忽而堆积如山，忽而如薄纱轻飘。路上除了不时碰到大块堆积物之外，还时常被山崩所阻挡。司机和乘客不得不下车帮助护路工人清理。然而，现在前进的速度已经是划时代的了。以前的交通运输全靠牦牛或骡子，走一趟起码用六个月。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以善走著称，只用了104天走完全程，创下了空前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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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第二次去西藏，是乘坐中国的民航班机。从成都到拉萨，用了两个半小时。这条航线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变化无常，所以试飞最初是由空军的老资格飞行员进行的。今天人们舒适地飞行，很容易忘记当年行路的艰苦。现在，客运和货运航班经常定期飞行。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有2000名代表和其他访问者前来参加庆典。他们大部分是在几天之内乘坐飞机分批抵达拉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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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6年我第三次访问西藏时，已经有两条正规航线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另一条以甘肃省的兰州为起点。我们来去乘坐的是两条不同航线的航班。在飞机上可以俯瞰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山脉和沙漠。飞机是大型的，几乎每天都有定期航班。乘客中有汉族人和藏族人，他们都显得很自如，就像是在乘坐郊区公共汽车。在我们的旅伴中，有地质学家、气象人员、建筑员工、中年熟练工人、二十来岁的学员、来自中国内地省份大学的西藏学生，以及出差和度假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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