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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学校已经开始建立。但是，讲授自然科学受到当地政权的抵制，被认为是“违反宗教信仰的”，而宗教的课程则是必修课。在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课程方面，不准在学校讲授劳动人民被剥削的道理。在西藏，劳动人民受到最残酷的赤裸裸的剥削，甚至没有任何货币收入。农奴一年要为喇嘛寺或贵族劳动300天之多，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封建时代的“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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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整个50年代，在达赖喇嘛的地方政权的主宰下，西藏仍然实行着过去那种压迫性统治。西藏的老百姓不仅受到敲骨吸髓的剥削，而且遭到中世纪法律和习惯所实行的那种最残忍的暴力对待。1965年我们的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我们采访了以前的一些农奴和奴隶，并给他们拍了照片。他们之中，有的人被砍掉了手或脚，有的人被抽掉了腿上的筋，有的人被剜掉了眼睛，其实他们只犯了轻微的罪行或过错，如牧羊人丢掉了主人羊群中的一只羊，或者仆人不承认主人硬说他们偷东西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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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怕的做法，甚至那些鼓吹西藏分离主义的流亡者也没有否认，其中有一个人在用英文出版的一本书中对此作了冷静的描写，甚至还向农奴们表示道歉。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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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是在无法用其他办法弄清真相的情况下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常常冷酷无情地观看两个法官审问一个被鞭打以后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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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作者回忆了这样一些刑罚，如“把眼珠剜出来，把舌头割去，把手剁掉，把罪犯活活推进水里或者从悬崖上推下去”。作者说，“西藏的传统法典是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制定的。不过，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实行这种法律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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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女流亡者是西藏两大贵族家庭的成员之一，她对旧制度充满了留恋之情。她谈到西藏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可以对“受到这种惩罚的少数罪犯剜出眼睛，砍掉四肢，为特殊的仪式而向僧侣提供人的颅骨和股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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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西藏，还实行一种制度：在贵族庭院或寺院的角落里活埋儿童或青年人。英国在西藏的一个特务查尔斯·贝尔勋爵在谈到冲比谷的一座塔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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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塔内，有一个神龛，在神龛内有一个铜制骨灰瓮。若干年以前建造这个塔时，为了祭奠这个塔，特地杀了两个八岁的孩子，一男一女，把他们的血倒进这个瓮里，然后把他们的尸体也放进去，头朝下，脚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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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习俗一直持续到1959年西藏农奴主叛乱前夕。与此同时，也保存着旧的生活方式。1965年，我见到了两个险些被作为祭奠仪式殉葬牺牲品的孩子，由于新时代的到来，他们的生命被挽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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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59年以前西藏的实际情况，不妨引用美国的一位学者根据居住在印度庇护所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所提供的材料作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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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特点是制度化了的不平等，可以被叫做无所不在的农奴制。除了25万至30万贵族家庭外，其余的居民都是农奴。那里没有“自由的”农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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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富有同情心的、行善的封建神权政治的神话。西方人和其他相信这种神话的人可能想象他们是生活在封建的鼎盛时代。当然，这并不是说，中世纪遗风不宣传行善。他们也宣传行善，但实际上却干着相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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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政策，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设想的和实行的那样，是给封建的上层人士一定的时间，从而使大多数平民百姓日益觉悟。死硬分子必然会发动公开的叛乱，暴露他们自己。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就可以在大多数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摧毁旧的社会制度。1959年，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这样一来，西藏的基本情况同全中国的变革类似，但有一些它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甚至是根植于旧的统治集团中。如在西藏的改革中，农奴主和阿沛·阿旺晋美等高级官员的房地产不是没收，而是收购。阿沛·阿旺晋美以前也是一个奴隶主，他没有参加叛乱。他曾经在中央担任过许多高级职务，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还曾经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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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许多僧俗要人担任了全国性职务或者地方新政权的职务，其中不仅包括较早就接受改革的人，而且还包括参加过叛乱，但服刑以后改变了观点的人。拉鲁·次旺多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经是反叛力量的总司令。这些达官贵人最终同曾经给他们当过奴隶的普通西藏人一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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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我会见过许多这样的西藏人，并同他们交谈过。他们现在大多成了西藏的领导干部。他们原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人权可言。可以这么说，西藏的干部分为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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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是西藏人中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红军长征经过有大批西藏人居住的省份时，他们参加了红军。不过，红军并没有进入西藏。当时他们只不过是十来岁的孩子，赤贫如洗，又不识字。他们自愿参加了这支为穷人谋福利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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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队伍虽然主要是汉族，但并不鄙视或歧视少数民族。他们不顾艰难险阻，留在这支队伍里。在这些人中包括桑杰盖西（也叫天宝，他是一个新的僧侣）、杨东生（他是一个农奴牧羊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来自西藏地区的也有数千人。他们在部队里受到了教育，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战斗，后来又参加抗日，1945年以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包括解放天津和上海的战役。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参加了政府的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如内蒙古）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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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回到了他们的西藏老家。20世纪60年代，天宝担任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杨东生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扎西旺徐担任青海省省长，青海省也有很多藏族同胞。他们全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成员。在老一代红军中，他们是少数幸存者，大部分人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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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藏族（包括附近省份）干部是在人民解放军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驻西藏时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社会成分和参加革命的动机同第一代藏族干部很相似，不过，他们的人数要多得多。在他们中间，我会见和采访了洛桑次诚。他原先是一个木匠。他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农民出身的郑英当了日喀则专区党委副书记。多热本以前是一个无主的人，那意味着，任何上级都可以虐待他，甚至得不到主人的保护。他后来成为山南专区的副专员和工业主管。喜饶是西藏自治区很重要的汽车修理厂的副厂长。他年轻的时候被农奴主砸坏了膝盖。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后，他的膝盖动了手术，现在已能行走，但仍然不得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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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藏族干部是在1959年农奴主的叛乱被镇压以后成长起来的。我会见了其中的一些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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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桑，她以前是个女奴隶，后来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成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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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地，他原先是一个从事畜牧的农奴，后来也成为中共西藏党委委员，2001年成为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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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仁拉姆是一位充满活力的能干女性。她最初把跟她一起干活儿的奴隶发动组织起来，接管了奴隶主的庄园。若干年以后，她成为整个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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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并不是一下子飞黄腾达的，而是在西藏建立新制度以后，一步一步上升起来的。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提高自己的本领。他们的例子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说明以前受压迫的人蕴藏的能力和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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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我也采访过许多人，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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