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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是西藏人中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红军长征经过有大批西藏人居住的省份时，他们参加了红军。不过，红军并没有进入西藏。当时他们只不过是十来岁的孩子，赤贫如洗，又不识字。他们自愿参加了这支为穷人谋福利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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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队伍虽然主要是汉族，但并不鄙视或歧视少数民族。他们不顾艰难险阻，留在这支队伍里。在这些人中包括桑杰盖西（也叫天宝，他是一个新的僧侣）、杨东生（他是一个农奴牧羊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来自西藏地区的也有数千人。他们在部队里受到了教育，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战斗，后来又参加抗日，1945年以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包括解放天津和上海的战役。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参加了政府的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如内蒙古）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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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回到了他们的西藏老家。20世纪60年代，天宝担任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杨东生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扎西旺徐担任青海省省长，青海省也有很多藏族同胞。他们全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成员。在老一代红军中，他们是少数幸存者，大部分人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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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藏族（包括附近省份）干部是在人民解放军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驻西藏时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社会成分和参加革命的动机同第一代藏族干部很相似，不过，他们的人数要多得多。在他们中间，我会见和采访了洛桑次诚。他原先是一个木匠。他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农民出身的郑英当了日喀则专区党委副书记。多热本以前是一个无主的人，那意味着，任何上级都可以虐待他，甚至得不到主人的保护。他后来成为山南专区的副专员和工业主管。喜饶是西藏自治区很重要的汽车修理厂的副厂长。他年轻的时候被农奴主砸坏了膝盖。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后，他的膝盖动了手术，现在已能行走，但仍然不得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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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藏族干部是在1959年农奴主的叛乱被镇压以后成长起来的。我会见了其中的一些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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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桑，她以前是个女奴隶，后来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成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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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地，他原先是一个从事畜牧的农奴，后来也成为中共西藏党委委员，2001年成为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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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仁拉姆是一位充满活力的能干女性。她最初把跟她一起干活儿的奴隶发动组织起来，接管了奴隶主的庄园。若干年以后，她成为整个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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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并不是一下子飞黄腾达的，而是在西藏建立新制度以后，一步一步上升起来的。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提高自己的本领。他们的例子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说明以前受压迫的人蕴藏的能力和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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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我也采访过许多人，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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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旺加措是一个农奴的孩子。由于他在少年时竟敢上新的学校，并戴上了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反动派曾扬言要勒死他。他现在是拉萨一个区的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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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巴加措以前是个农奴裁缝，现在领导一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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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仁平措原先是个奴隶，现在是拉萨的一个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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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对象还包括：人民解放军的藏族战士和将军、藏族登山队员、藏族歌唱家，以及数十个在生活中发生同样巨变的藏族人，如：藏族女登山运动员平措，她登上了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在西方叫做埃佛勒斯峰）；由于演唱藏族歌曲而蜚声中外的藏族天才歌唱家才旦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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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级（以前的公社级）以上的藏族干部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36000人，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在西藏地区的合格医务人员中，一半以上是藏族人。在西藏地区6000所小学（30年以前，那里的小学还不到十所）的教师中，大约90％是藏族人；在1370名中学教师中，1/3以上是藏族人；在各类技术人员中，这个比例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类型的人才中，藏族人所占的比例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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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改革取消了寺院拥有的庄园。西藏所做的事情，英国16世纪在国王亨利八世时代已经完成了。有一点不同的是，西藏把寺院的土地和牲畜分给了以前的农奴，而不是像英国的改革那样分给贵族。西藏还有一点同英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西藏没有英国的那种圈地。那种圈地使农民失去土地，以至于沦为流浪汉和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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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历史上，一直有一股势力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这股势力是外国安插和扶持的，主要是英国在18世纪征服印度以后所从事的。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在派遣海军沿着中国东海岸入侵的同时，通过西藏从陆地觊觎中国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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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冷战开始以后，操纵分离势力的主要外国主子和后台发生了变化。在英国的实力衰落以后，美国在亚洲谋求霸权，把手伸到了遥远的“世界屋脊”。1947年，当时担任美国驻新德里代办的乔治·梅里尔提请华盛顿注意，在新的核时代，西藏在整个亚洲具有“无可估量的战略重要性”。他出谋划策说，“保守的和信仰宗教的”藏族人被当地政府（他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神权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如果美国政府支持他们从中国分离出来，他们就可以“抵制苏联或共产党对西藏高原的渗入；而在火箭战争时代，西藏高原可能是亚洲最重要的地方”。(5)美国媒体也兜售同样的观点，至少有几本书持有这种看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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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作为探险家和政论家的洛厄尔·托马斯父子不远万里来到拉萨。他们来拉萨以前，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和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情报机关首脑威洛比将军曾经向他们介绍了情况。据他们说，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直截了当地询问道：“如果共产党进攻西藏，美国会提供援助吗？援助到什么程度？”他们说，他们需要美国的武器和指导，特别是进行游击战的指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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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美国政府同分离主义者的联系已经有许多年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晚期，它用飞机运输藏族人到美国科罗拉多的黑尔营地接受训练，然后把他们连同武器和通讯工具一起空投到藏族人居住的地区。1959年，达赖喇嘛逃往印度时，曾经带了黑尔营地训练出来的两个伞兵和美国提供的无线电收发报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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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冷战时期美国企图推翻新中国的想法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并不是真正关心藏族同胞（包括分离主义者）。事实上，藏族人自己也开始公开抱怨，华盛顿只不过是把他们当作棋盘上的卒子，用来达到更为广泛的目的而已。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约翰·肯尼思·瑙斯在1999年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冷战的孤儿》，这个书名无可奈何地反映了这种情绪。瑙斯在书中讲述了他训练藏族特务的岁月，他负责把他们空投到藏族人居住的地区。受过他们训练的那些藏族人的确是孤儿。他们一被空投下来，就立即被抓起来了。从农奴制度中解放出来的藏族同胞，对帝国主义的这种做法是极其仇视的。否则，怎么解释1959年的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了去呢？要知道，那里是山区高原，如果是人民起义，是可以无休止地进行游击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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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第二次访问时，看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拉萨。那是1959年叛乱以后经济得到恢复的成果。布达拉宫仍然雄伟地屹立在那里，灿烂辉煌。它不再是神秘而令人敬畏的建筑物了。在附近兴建起来的西藏革命博物馆里，展示了90％的藏族人民在过去所遭受的苦难。达赖喇嘛的珍贵裘皮服装、珍珠宝石和纯金器皿，被从布达拉宫的拱顶和密室里拿出来展览，它们堪与昔日俄国沙皇的珍宝媲美。沙皇有1.6亿臣民为他流汗劳作，供他享乐；而达赖喇嘛直接统治的臣民还不到100万。在这个展览上，人们懂得了，“命运”并不是不可抗拒的，而是可以扭转的。人民摆脱了剥削他们劳动果实的压迫者。西藏的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一半，牲畜头数增加了1/3以上。在拉萨，建成了许多新的、有着藏族风格的建筑物，如自治区政府大楼、拥有1200个座位的人民文化宫。对拉萨这样规模的城市来说，这个文化宫是相当不错的了。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戏院和剧院。在这些文化设施里，坐满了不久以前还住在牲畜棚里的男男女女。附近，有一个国营百货公司，货架上摆着各色商品，从针头线脑到晶体管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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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现在已有几公里长的新的柏油马路，两旁有电灯照明，地下铺设了排水管道。1955年我第一次访问时，这些东西是看不到的。我看见一个由妇女组成的管道小组正在安装自来水的主要管道。从前臭气熏人的壕沟和充满污秽杂物的水池再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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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站也是崭新的。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站，以后人们可以坐上在济南和上海专门为高原生产的、带有暖气和氧气设备的公共汽车去旅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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