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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来谈谈在我的几次行程之间所显示的西藏社会发生的变化。1955年，我第一次访问西藏的时候，西藏的首府仍然是封建制的，类似于11世纪的欧洲。这同中国其他省份的社会主义民主变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呈现着中世纪风格的辉煌。宫殿的顶部包着金箔，在太阳照射下金光灿灿；拱顶储藏着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底层是关押犯人和敌人的地牢，阴暗潮湿，蝎子遍地，污秽不堪。拉萨市1/3的人口是乞丐和流浪汉。在喇嘛寺和绿树环绕的达官贵人官邸周围，我看到许多穷人蜷缩在发臭的茅屋里或破烂的窝棚里，饥寒交迫，有的还疾病缠身，有的则年迈体弱。他们在臭气熏天的粪便池旁，同野狗争夺一小块肮脏的食品。贵族官吏们却穿着闪闪发光的毛料锦缎服装，骑着高头大马，按爵位大小，跟着人数不等的扈从，耀武扬威地穿行于街头。衣衫褴褛、满身油渍炭灰的农奴和奴隶们，则在尘土飞扬的环境中为贵族和官吏们劳作。他们低着头，不敢抬头仰视，因为如果他们的目光超越贵族的膝盖，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西藏人不管高低贵贱都世世代代相信，一个人的地位是命运决定的：上辈子干了好事，这辈子就享福；上辈子干了坏事，这辈子就受罪。因此，富人骑在穷人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不必感到内疚，尽管他们也抽象地宣传同情心。穷人则应当心甘情愿地忍受压迫，否则，就是犯罪，就是违背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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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藏肯定不是“香格里拉”（世外桃源）。想象中的人间乐园是根本不存在的。詹姆斯·希尔顿《失去的地平线》这部小说所描写的理想乐园，只不过是为了让20世纪饱受经济萧条和战争灾祸的西方人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求得心灵上暂时的解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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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首次访问拉萨时，西藏仍然是中世纪的景象，生活在尖锐的矛盾中。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已经在拉萨上空飘扬。新修建的几条公路在拉萨汇合。第一个现代化医院和第一座世俗小学已经建立。但是，这个地区的核心政权仍然掌握在西藏当地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权力集团的手里。保留这个核心政权，本来是要换取他们在1951年的17条北京协议中承诺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和不阻挠将来的社会改革，但他们最终都没有恪守这两项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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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1日，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上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的庆典上，我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广场上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旁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画像。他们两人都曾保证遵守1951年协议。一年以前，他们在北京参加新成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招待会时，我曾经见过他们。那时，他们都很年轻，瘦削的个子。我请求他们在我的请帖上签字，首先递给了班禅喇嘛。“我是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把请帖从我手中抢过去，第一个签字。就是在这样一件小事上，他都要占上风。可见，他是毫不客气的。虽然他还年轻，但是并不简单。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情报机关就伸出很长的手，秘密同他接触，企图骚扰和肢解新中国。虽然屡次受挫，却仍然不死心。从那时起到现在，始终如此。它表面上声称关心西藏的文化和福利，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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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在拉萨庆典的检阅台上，有穿着蓝色制服的中国中央政府干部，还有达赖喇嘛领导下的当地封建政府的官员，他们穿着金丝锦缎长袍。虽然鲜红的旗帜迎风飘扬，但是尚未改组的拉萨警察，仍然在群众中间大摇大摆地穿行。这一天，他们虽没有背枪，但是，挥动着生牛皮鞭。我没有看到他们打人，因为这不是打人的场合。西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整个中国在搞社会主义，而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西藏，则仍实行农奴主的封建统治。在人民和革命的红旗之间是封建的皮鞭，这最生动地说明了当年隐隐燃烧着的矛盾。看来，必然会爆发什么事情。1959年果然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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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农奴主的地方政权发动了武装叛乱，从而撕毁了中央政府一直在贯彻执行的1951年协议。中央政府按照协议帮助当地人民的措施必须取得当地封建政府的同意，或者由他们来执行，而他们则是要阻挠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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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举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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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对西藏从事公共工程（最初是公路）的人的报酬进行了革新，实行了工资制。但是，做工的许多农奴和奴隶的工资被头人夺去了。这些农奴和奴隶都是主人的财产。按照这个逻辑，他们的收入所得当然也应当属于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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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学校已经开始建立。但是，讲授自然科学受到当地政权的抵制，被认为是“违反宗教信仰的”，而宗教的课程则是必修课。在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课程方面，不准在学校讲授劳动人民被剥削的道理。在西藏，劳动人民受到最残酷的赤裸裸的剥削，甚至没有任何货币收入。农奴一年要为喇嘛寺或贵族劳动300天之多，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封建时代的“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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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整个50年代，在达赖喇嘛的地方政权的主宰下，西藏仍然实行着过去那种压迫性统治。西藏的老百姓不仅受到敲骨吸髓的剥削，而且遭到中世纪法律和习惯所实行的那种最残忍的暴力对待。1965年我们的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我们采访了以前的一些农奴和奴隶，并给他们拍了照片。他们之中，有的人被砍掉了手或脚，有的人被抽掉了腿上的筋，有的人被剜掉了眼睛，其实他们只犯了轻微的罪行或过错，如牧羊人丢掉了主人羊群中的一只羊，或者仆人不承认主人硬说他们偷东西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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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怕的做法，甚至那些鼓吹西藏分离主义的流亡者也没有否认，其中有一个人在用英文出版的一本书中对此作了冷静的描写，甚至还向农奴们表示道歉。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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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是在无法用其他办法弄清真相的情况下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常常冷酷无情地观看两个法官审问一个被鞭打以后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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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作者回忆了这样一些刑罚，如“把眼珠剜出来，把舌头割去，把手剁掉，把罪犯活活推进水里或者从悬崖上推下去”。作者说，“西藏的传统法典是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制定的。不过，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实行这种法律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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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女流亡者是西藏两大贵族家庭的成员之一，她对旧制度充满了留恋之情。她谈到西藏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可以对“受到这种惩罚的少数罪犯剜出眼睛，砍掉四肢，为特殊的仪式而向僧侣提供人的颅骨和股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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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西藏，还实行一种制度：在贵族庭院或寺院的角落里活埋儿童或青年人。英国在西藏的一个特务查尔斯·贝尔勋爵在谈到冲比谷的一座塔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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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塔内，有一个神龛，在神龛内有一个铜制骨灰瓮。若干年以前建造这个塔时，为了祭奠这个塔，特地杀了两个八岁的孩子，一男一女，把他们的血倒进这个瓮里，然后把他们的尸体也放进去，头朝下，脚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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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习俗一直持续到1959年西藏农奴主叛乱前夕。与此同时，也保存着旧的生活方式。1965年，我见到了两个险些被作为祭奠仪式殉葬牺牲品的孩子，由于新时代的到来，他们的生命被挽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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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59年以前西藏的实际情况，不妨引用美国的一位学者根据居住在印度庇护所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所提供的材料作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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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特点是制度化了的不平等，可以被叫做无所不在的农奴制。除了25万至30万贵族家庭外，其余的居民都是农奴。那里没有“自由的”农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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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富有同情心的、行善的封建神权政治的神话。西方人和其他相信这种神话的人可能想象他们是生活在封建的鼎盛时代。当然，这并不是说，中世纪遗风不宣传行善。他们也宣传行善，但实际上却干着相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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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政策，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设想的和实行的那样，是给封建的上层人士一定的时间，从而使大多数平民百姓日益觉悟。死硬分子必然会发动公开的叛乱，暴露他们自己。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就可以在大多数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摧毁旧的社会制度。1959年，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这样一来，西藏的基本情况同全中国的变革类似，但有一些它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甚至是根植于旧的统治集团中。如在西藏的改革中，农奴主和阿沛·阿旺晋美等高级官员的房地产不是没收，而是收购。阿沛·阿旺晋美以前也是一个奴隶主，他没有参加叛乱。他曾经在中央担任过许多高级职务，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还曾经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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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许多僧俗要人担任了全国性职务或者地方新政权的职务，其中不仅包括较早就接受改革的人，而且还包括参加过叛乱，但服刑以后改变了观点的人。拉鲁·次旺多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经是反叛力量的总司令。这些达官贵人最终同曾经给他们当过奴隶的普通西藏人一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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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我会见过许多这样的西藏人，并同他们交谈过。他们现在大多成了西藏的领导干部。他们原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人权可言。可以这么说，西藏的干部分为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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