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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Kenneth Knaus．Orphans of the Cold War．New York：Public Affair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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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maury de Riencourt．Roof of the Word-Key to Asia，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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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owell Jr．Thomas．Out of this Word．New York，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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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瑙斯在书中第168页上写道：“在华府，包括总统在内的一小批官员，通过去年夏天空降下去的、由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无线电报务员发来的电讯，一直在关注着达赖喇嘛的行程。早在拉萨叛乱几个月之前的准备阶段，这些报务员就空投到凯卡姆地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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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的谢尔教授（Prof．Orville Schell），他常把整个新中国作为讽刺对象；还有乔纳森·米尔斯基（Jonathan Mirsky），他对中国一直持敌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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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译者注］本章藏族人名的翻译承北京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辑室江嘎等同志惠予协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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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七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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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晚才听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196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们去北戴河休假。妻子邱茉莉回英国探亲去了。她在给我的一封信里问我是不是知道学生“红卫兵”已经在北京上街了，她是从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这一消息的。对那边报上登载的报道，她好像感到困惑，也有点紧张。我复信安慰她说，西方记者报道“红色中国”的任何事情总会加以渲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的年轻人继续革命，一定会是健全的，即使在开始时有点越轨行动（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以后是会纠正的。我这样说，是想对现实情况作点理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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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它们常常是突如其来的）我已司空见惯，但没有料到这一次的来势如此凶猛，真是史无前例，更没有想到运动的发展如此高潮迭起、路径曲折，以至于最后完全失去了控制。（难道有人能预见及此吗？）运动所要打倒的不但是旧社会的上层分子，还有那些在摧毁旧社会的斗争中的领导者和支持者，“红卫兵”要求所有这些人“举手投降”并且写“认罪书”。共产党各级干部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挨整的对象。对于3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时在13岁以上），运动特别要求他们把过去文化教育中所学到的或可能学到的东西全部清除干净。马克思——还有毛泽东——曾说过，应该批判地吸收过去的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文化大革命”却要否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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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用列宁的话说），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与革命同步”是我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我决心不落后、不泄气、不要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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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们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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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世界革命实践中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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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外籍人员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允许和鼓励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接触工人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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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外籍人员的“子女应该同对中国孩子一样，提出严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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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外籍人员不应再给以“特殊待遇”。同中国普通人相比，他们享受着“超高级的生活水准”，这会“使那些要求成为革命者的外国人难以掌握毛泽东思想，腐蚀在华的外国革命者，阻碍他们的子女走上革命道路，并使外籍工作人员脱离中国的阶级弟兄，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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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1966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交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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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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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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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包括已入中国籍者）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白求恩”象征献身于世界革命的精神，如同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医生一样，他在1936—1939年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中曾参加“国际纵队”，后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为敌后游击队治疗伤员而病逝，毛泽东赞扬他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楷模。“延安”象征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造反”是红卫兵组织名称中常用的词，来自毛的语录“造反有理”，意思是说，反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苏联当时被指责为正在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造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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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外籍工作人员大约超过半数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造反团，分别隶属于所在工作单位的分支组织。同所有红卫兵一样，我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棉布制服，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我们自己的会以及其他造反派的会，邀请我们去参加或讲话，后者越来越多）。我几乎是每请必到，我把所有中国人的红卫兵组织都看成是革命的，不管它们彼此之间怎样看待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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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没有预见的是“派性”很快发作起来，而且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使我这个“预言家”宣告破产。早些时候，中国的一切看起来都在平稳地前进，毛泽东却警告说，不要骄傲自满，要警惕三种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是发生造成全国性饥荒的自然灾害，三是中共中央出现分裂。我的反应粗略说来大致是这样：又一次世界大战是可能发生的，但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两次大战，结果是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它不会主动地再来发动一次；只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世界形势的发展使各国无法防止一次新的大战的发生。中国出现大饥荒——不大可能，因为中国疆域广大，一些地方歉收，一般地可以由其他地方的丰收来补偿。中央出现分裂？绝不可能。自从1935年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之后，党是团结一致的，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屡次发生内部裂变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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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爆发出分裂的局面，我却看不到事先在许多政治行动中已露端倪的征兆。我把这些政治行动不是看成裂变的征兆，反而当作防止裂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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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理念实际上也从未在理论上有所体会。这个根本理念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共产党内当权派”的官僚化和腐败，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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