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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上个世纪50年代晚期以来，毛泽东就认为，这个蜕变的过程正在苏联出现，他为此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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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历史已经显示，革命推翻了旧的社会秩序，它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法国自从1789—1793年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之后，虽然在政治层面上有过君主复辟和两次拿破仑帝国，但封建制度并未卷土重来。尽管在统治形式上有这样一些曲折变化，在法国发展壮大起来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已被永远地击败了。英国也是如此，革命之后出现了政治上的逆流，但旧的社会秩序没有恢复。克伦威尔领导的共和政体推翻并处死了国王查尔斯一世，其后恢复了君主政体，保留了有封号的贵族（其中有的仍占有很大的地产），但这一切都处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之下，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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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不能真正相信苏联会使资本主义复辟（而且是用“和平方式”来完成这种“复辟”）。苏联是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产物，并且在世界性的战胜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英雄的、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应该承认，那里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一些毛病，但我看不到任何资本主义复辟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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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发展所显示，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已无可否认地回到了俄罗斯以及苏联的卫星国。但也许不应该说是“回归”，因为在这里提到的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从来就处于完全的统治地位，这些国家的革命清除了封建残余，为未来发展打开了道路——这条道路可以通向资本主义，也可以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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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所看到并想要防止的正是这样一种危险。为此，他试图把社会上所有他认为同过去没有牵连的群体先后发动起来。这些群体首先是生在红旗下的青少年，其次是了解并反对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其中大多数因为年轻还没有亲身体会），最后是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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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中，似乎隐伏着一种遗憾——我出生得太晚，来不及目睹和可能参与“十月革命”（在我看来，这是上一代最伟大、最壮观的世界大事）。中国“文化大革命”这出火爆的戏剧，有盛大的群众集会和上街游行，在一段时间里似乎使我的这一遗憾在新时期里得到一些弥补。虽然我目睹了中国所有已经发生的真正震撼世界的变革，但我主要只是作为一个满怀同情的观察家，而不是真正去斗争和行动的队伍中的一员。我自己戏称这一心理上的阴影为“我的米尼弗·奇微情结”。米尼弗·奇微是现代美国短篇小说先驱作家舍伍德·安德森(1)以生花妙笔塑造的一个人物。这个平凡的青年生活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寻常的小镇里，他因为没有赶上过去那个充满伟大事件和英雄业绩的时代而自怨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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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在这里回溯或试图逐年细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将来还会有人继续做），我只想记述最初两年中我努力参加运动的主要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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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红卫兵”组织都一样是革命的、动机纯正的，有点派性是次要的。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它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至少象征性地，因为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在教育界，我出现过的地方有北京大学和一些专业性学院如钢铁学院、外贸学院、体育学院等，以及部队的全国性学院如后勤学院、无线电通讯学校等，还有一些中学。除学生“红卫兵”以外，还有外交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进出口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我还在北京的一些时事性户外大规模集会上以及天津（我青少年时代的家乡）南开大学的一次全市大会上发表过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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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都不是由机关单位或学校出面组织，而是由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举办的。我对这类邀请的态度一般是“先来先应”。我记得只有一次我拒绝了——有一群“红卫兵”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邀我同去。在游行和集会中，我是跟着大家高喊反对他（和邓小平）的口号的，但我觉得不应该用群众行动的方式去揪他。因为对于“揪刘”我有这样的保留意见，来邀请我的红卫兵威胁说要揪斗我。在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外文局和《中国建设》杂志社）也有几个“红卫兵”组织，我（和邱茉莉）属于其中一个。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主要分成两大派，各单位内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分别归属或倾向于其中的一派。有时外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通过我单位同一派的“红卫兵”组织来邀请我去开会或讲话，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显示出了一点“派性”，此外我对所有“红卫兵”都是一视同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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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有一段时期我是实际上的“头头”，领导小组成员除我之外还有智利、比利时和斯里兰卡籍的外国专家。这是在美国人李敦白被抓起来之后。他一度是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派”的首领之一，并且看来深得“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江青）的信任（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已取代了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江青起初似乎认为他很可利用，但后来又把他甩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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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同“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下一章《狱中岁月》将记述这五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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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们获释平反之后，我才获悉我的一些朋友因为同我“有关系”而受牵累，使我深感痛心。《中国建设》同事张彦特别受到折磨，“造反派”把他关进“牛棚”，逼他揭发我是间谍，他拒绝后被毒打，打断了几根肋骨。“文革”之后，他担任了副总编辑，那些当初折磨过他的人成了他的下属，他对他们毫不歧视，保持了一个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态度。另一位同事、女记者谭爱清也因为我而受到了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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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所用的语言，听起来一个比一个凶猛，但实际含义是有区别的。我的单位里有一派喊出“打倒陈毅”（时任外交部长）的口号，明确要求推翻或罢免他。另一派则喊出“炮轰陈毅”（有时甚至说“油炸陈毅”）的口号，似乎更加厉害，实际上却只是要求对他进行批判和谴责。一般说来，说大话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往往如同美国“联合矿工工会”老领导约翰·L．刘易斯的做法。他有一次在一个集会上曾对他的支持者吼叫：“把我们对立面的肢体撕碎！！！”接着用低得多的声音补充道：“这是打个比方。”这成了他的名言。不过，在“文革”中，对立双方都有扩音器，所以，说话声音之大远非刘易斯所能及，甚至远非他所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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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对立两派虽然举的是同一面旗帜，它们之间的斗争却比举两面不同旗帜的两种敌对势力更加猛烈。所有各派宣布的目标是相同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由于每一派都自以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对方则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毫无调和妥协的余地，总有一方是必须打垮的。尽管毛泽东号召要使用“辩论”而不是动武的方式，周恩来总理拼命做工作，但暴力越来越升级。起初主要是对个人施暴，后来是大规模冲突，有的甚至使用致命的武器并造成大量伤亡——小范围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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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辩论”很快销声匿迹，剩下的只是敌对派别之间的相互控诉，力图用更大的声音来压倒对方。倾听对方的论点、看看有无可取之处——从未有人这样做过。被抓去“辩论”的人，从无说理的机会，要么认罪或承认错误，要么——如果有足够勇气的话——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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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曾经宣示，“文革”的目的是根除资本主义倾向。他建议的方法是：尽可能广泛地实现群众性的团结和行动，以巩固社会主义；发展忠诚的积极分子队伍；加快实现最终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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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却是：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的分裂的派性不但滞缓了物质上的建设，并且打碎（不是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本来应该是这场运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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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另一个罪恶的因素越来越膨胀——斗争不是为了观点，而是为了权力，并且变得毫无原则和日趋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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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派性的加强，每个原来很小的组织都竭力到外面去寻求支持。过去往往只是有关的单位之间串联，这样“交流经验”对彼此还可能有点好处。但现在只看要联络的对象有没有被对立面拉过去，因此“造反”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从一个城市扩大到一个省，以至于全国。唯一的辨认标准是：“谁不参加我们这一派，就是我们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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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头角的各派头头常常以被压迫阶级的天生代表自居，所以领导权自然就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个人野心也就不断膨胀。但巨憝首恶是暗地操纵的“中央文革小组”高层人物。江青毫无顾忌地把对立各派都封为“响当当的革命派”，让它们彼此牵制或相互残杀，然后从中（或从其他地方）捧出几个人来，这些人都只忠于她自己的那个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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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毛主席语录——不管来自“红皮书”或其他出处，也不管是否用得恰当——当然是最主要的武器。引用的语录可能是断章取义的，但若有人指出来，那就会有被斥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小爬虫”的危险。林彪宣讲道，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自己曾取笑这句大话，但别人谁敢说呢？！）所以，如果有人用一句“语录”来攻击你，最保险也是最聪明的办法就是用另一句“语录”回敬，因为所有的“语录”都是“最高指示”，并且不管任何时间地点，永远是“绝对真理”。但你如果在抄写“语录”时少写一个逗点或缺了一笔，那你就倒霉了。这常常会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你对革命和毛主席心怀仇恨，要深查你的根源——思想上的、历史上的，甚至于要查到你的祖宗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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