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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再回头来叙述被拘留的第一个晚上及以后的情况。我先被带到北京西郊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军营里。到了那里，他们给我看公安局的逮捕证，让我签字，不许提出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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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全部狱中岁月里，在这里的两星期是最好的时光。那个给我办登记手续的军官对我说，如果我想看报或抽烟，他们可以替我办到。我被关在一间营房里，房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房门是不上锁的，有一个徒手的士兵坐在门口，态度和善。起初，他志愿为我读报，后来也许是有人说了话，他变得更沉默一些，但仍然毫无敌意。我上厕所或到室外的晾衣绳上晒被子（士兵们晒被子时我也可以去晒），他跟着我。我的伙食同士兵们一样。没有审讯，生活是安静的——除了心里令人焦虑苦恼的疑问和无休无止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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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是一部吉普车把我突然带回城里，我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被关进一所老监狱，牢房很小（长约三米、宽不到两米），散发着霉臭。一块木板铺着草荐，差不多占去牢房面积的一半。房里唯一的一样东西是屋角的便桶。窗户很小，钉着栅栏，开得又很高，看不到外面。厚实的房门等我一进去就“砰”地一声关上，还有落门闩的声音，屋里只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没有来得及走近便桶就突然倒在地上。门又开了，没有人说话，只丢给我一把笤帚和一只簸箕，然后是一个拖把，让我把屋里打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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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提审是在几天以后，审问我的是一个官员（也许是典狱长）和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年轻人。我起初以为这个年轻人是律师或检察官，后来才想起来我以前曾见过他，他是另一个英文刊物的助理编辑。“我犯了什么罪？”我问。“别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什么东西！”他声色俱厉地说，“你完全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要不然你不会来这个地方。你要下决心交代，竹筒倒豆子，这是你的唯一出路。你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抓你是抓错了，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只能罪上加罪！”在这卡夫卡(1)小说似的一幕之后，我被押回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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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间牢房变得多么熟悉啊。墙壁的下半部是暗绿色的，积满污垢；上半部是灰白色的，也积满污垢。昏暗的电灯光长明不熄。在一面墙上，有人用手指甲刻出一条条斜线，我数了数，20条、30条、40条，一天一条的话就是40天，我大概也会在这里待上这么多天吧。牢门每天打开一次，去把便桶里的粪便倒在粪池里。一天三顿饭，早上玉米粥，中午和晚上是窝窝头和萝卜汤（这些萝卜已经快腐烂了），在中间大厅里有人用长柄勺子舀稀的、用手拿干的。每两周可以到院子里单独放风十分钟，放风时院子里看不到别人——显然，放风是一个号子一个号子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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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里不许阅读任何东西，只能瞪着眼看墙壁。墙上发潮的水印似乎慢慢变成图案，像两张脸，一张是侧影，另一张是半正面的，我给他们取了两个古怪的名字：“阿尔杰农”和“马默杜克”。我又看我伸开的两手手背，忽然发现一个小指关节上的皱纹变成了第三张脸——小眼睛、扁鼻子、嘴唇弯弯的大嘴巴，表情带点嘲弄但没有恶意。我给“他”取名“麦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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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多年来我热心支持中国的革命，不少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同我有多年私交，我又是宣传中国革命的一个刊物的编辑，我对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转折都是紧跟的，直到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巅峰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后，我毫不怀疑地投身进去，参加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之一，我常常被邀请到这个或那个造反团的大会主席台上就座，所有造反团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自己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但突然我来到了这里——这是监狱，而且是革命派的监狱，不是反动派的监狱。如果我被关进反动派的监狱，这是我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一个犹太小人物被关押在囚室里，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情景。在自虐式的尖刻讽刺的瞬间，我只有抱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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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宿命论的阴暗心理很快过去了。我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毛泽东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主张要常常问“为什么”，但我很少这样做，或者把问题很快就撇下了。）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这么多老革命最终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在行刑队的子弹或刽子手的绞索中丧生？难道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真的会把朋友变成敌人，偶然也会把敌人变成朋友？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思索、思索、再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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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目标并未改变：我要置身于革命的行列，为革命而生，必要时也可以为革命而死。不是只求走出囚室，不能让他们把我作为叛徒或间谍扔出国境——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我最大的厄运，是生不如死的“咒逐”(3)，是永远被开除出世界革命队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的队伍——我所要参加的队伍）的最严厉的惩罚，那将使我像中国成语所说的那样，“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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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着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时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改悔”的逃兵的表现。我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我宁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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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第十四章里我曾讲过，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向日军投降后，我曾打定主意，如果面临这样的抉择——不是受酷刑致死，就是向侵略者揭发我的朋友、为敌张目，那么我就用刀片割腕自杀。同那时的心态截然相反，这次我没有自杀的打算（虽然在情绪最低沉的时候，这样的念头曾在心头闪过）。我一再对自己说，不论我将遭遇何种命运，我们的事业必定会继续下去。我一定要活，为了不使我们的事业受到伤害，而且还要帮助我们的事业——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被欢迎回到事业中去）是这样；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不再能回去）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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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是公正的，必将还我公道。我是否能活到这一天很难说，但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心潮澎湃，但这一主流思想使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那些与世隔绝的年月里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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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位于城区的监狱里关了大约三星期后，我又被转移到北京郊区那座更为现代化、全部钢筋水泥结构的秦城监狱。这座监狱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是用来长期关押并教育改造作为战犯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特殊场所。现在，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也成了这里的“阶下囚”，对他们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对过去那些老的“人民公敌”。在这里，他们并不是在经历审讯判决的司法程序，而是“为了进行审查”而被单独监禁，他们的亲友根本不知道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关在那里那么多年，从没有人对我说起它的名称，我常常听到的粗暴的话是：“这个地方要进来不容易，要出去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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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区监狱转移到秦城监狱，路上差不多走了两个小时。我使劲地但又非常小心地（免得挨骂）望着车外，押送我的人大概想到我将很长时间看不到外面这个世界了，所以对于我的这种表现也没多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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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是4月，路旁的树木和麦田刚显出一片嫩绿。我陶醉在这片熟悉的、稚弱的、很快就会消失的色彩中——每年，在冬季光秃秃的褐黄色和夏天潮湿的、浓密的绿色之间，总有这么一段短暂而使人感到温柔的过渡期。它显示出大自然每年给予华北地区的新生——华北，这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所认识的唯一的真正的故乡，它在1949年的解放使我欢欣雀跃，感到这是它在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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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从吉普车车窗里也瞥见了刺眼的新标语：“打倒杨成武！”“打倒傅崇碧！”杨是一位长征英雄，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自从关进了城区监狱之后我就被剥夺了看报（或其他任何东西）的权利，所以这些标语对我来说都成了谜团。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打倒”那么多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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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吉普车转上一条小路，驶向一座岩石嶙峋的小山。在这座小山背后——可能是故意选择了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是高墙围住的一排排兵营式的建筑物，样式和楼层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秦城监狱大院。进了有栅栏的大门（它使我意识到这是监狱），车子开到一处底层门外，我被交给监管人员。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满脸疲惫之色的中年警官，我站在他面前。他命令我脱掉衣服。我的个人物品全部交出——自来水笔、记事本、钥匙、皮带、钱包、现钞，还有一把小小的金属铰刀（我尽力向他们解释并使他们相信，这只是我用来清理烟斗的小工具）。他把这些东西一一登记，封存在一个口袋里。发给我的黑色囚服，我怎么穿都不合身，尺码大的太长，长度合适的尺码又太小。他们要我记住，从这一时刻开始，我不准再用自己的名字而只报号码。号码是五位数，前面两位数是68（表示1968年），后面三位数表示在这一年里我入狱的序号（由此可见，已有几百人在这一年的头三个多月里先我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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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被带着走上三层楼梯，楼梯旁都张着铁丝网。我猜想这是学苏联的监狱，因为我记得鲍里斯·萨文科夫（原俄国革命恐怖分子，后为英国干涉军充当特务）就是在“格伯乌”一座主要的监狱里跳楼自杀的(4)，所以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以免囚犯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手段来消灭证据。到了三层楼上，走进一座铁门便是一排囚室，我被押进了其中的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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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早先住过的城区监狱的那间囚室相比，这里可真说得上是豪华间了，面积和高度都增加了一倍，屋里虽然空空荡荡，但空气流通，也消过毒。在以后的年代里，曾经有一部短纪录片《洋人在中国》（Round Eyes in China）讲到我的生活经历，摄制者根据他的想象，把一处布满蜘蛛网、墙壁发霉的地牢说成是曾关过我的囚室，而那个场景实际上是从美国加州蒙特雷一座从西班牙统治时期以来就已荒废的古老牢房里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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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秦城之家”里，有一张木板床，一个角落里有抽水马桶和洗脸盆（像中国火车上常见的那种），窗户很大，但开得很高，从里边看不到外面。室门上有一个窥视孔，是供看守向内观察囚犯动静的。还有一扇小小的活板门，像人们住所内用的供家养的猫进出的那种，不过这里不是让猫进出而是用来给囚犯送饭。一切都很洁净。我自嘲地想：“即使被抓起来，我也仍然享受特殊待遇。”（在“白求恩—延安造反团”里，我们曾要求同担负同样工作的中国干部享受同样待遇，大多数成员都自动减薪。）囚室墙壁一片洁白，只在一面墙上有一处污迹，显然是一个血手印留下的。是不是有人企图自杀？还是遭到了毒打？多年以后，我在一位曾蹲过秦城监狱的人（同我不在一层楼）所写的回忆录里读到，他的囚室里也有这样一处印迹，那么也许这是故意留下来吓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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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窥视孔里，我常看到的只有值班看守向内注视的眼睛。但有时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挡住的话，我也能从这小小的洞孔里，通过它所正对的外面的大窗户，看到周围田野的一点缩微景色——特别是在秋天，当柿子树的枝头挂满果实，在阳光中闪着金黄色时，那景色真是美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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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就被告知各种规矩。那扇活板门除了送饭以外，还用来把写好的交代材料传递出去；每晚睡觉之前我得把眼镜也从这里递出去，大概是怕我用眼镜片割腕（或者别处的动脉）自杀。（过了几个月，看来他们认为我不像会自杀的样子，所以允许我不用再在睡前交出眼镜。）如果病了或者需要什么得到允准的东西，我得大声喊：“第×××××号报告！”然后就会有人过来。如果服药，我得当着看守的面把药片如数服下，看守注视着我的喉结上下移动，以确认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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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室的房顶灯是日夜不关的，灯泡外面有铁丝网，晚上的灯光起初很亮，后来多少暗下去一点。我是一个睡觉好手，灯亮着对我毫无影响。就寝和午睡时间都是硬性规定的。在中国，农村的生活习惯依然有很大影响，所以午睡无论对自由人还是囚徒来说都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睡觉时必须侧身睡，而且要面向大门上的窥视孔——这可苦了我，因为我习惯于右侧睡而现在必须改为左侧睡。还规定两只手要放在毛毯或床单的上面，以便看守能够看得清楚——大概也是为了防止囚犯用什么巧妙的办法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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