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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食很简单，仍然像城里监狱一样，窝窝头或棒子面粥，有一小块腐乳（它富含维生素），偶然有一点肉。大概逢年过节时，每人还发一个苹果！这会引起对家庭的温暖的想念，从而保持希望或决心悔过。这样的伙食安排可能还是从“文革”前延续下来的，还考虑到犯人的营养。对我们的味蕾来说，唯一的佳肴就是蔬菜，在当令时非常鲜美，不需要加任何作料。而且这里的蔬菜就是在监狱菜园里自己种植的，从采摘下来到舀进我们的饭碗只经过几个小时，所以甚至于比我们家里从市场上买到的还新鲜，也没有在城区监狱里吃烂菜的情形。我想，也许部分地是由于食用这样新鲜的蔬菜，所以我始终还能保持较好的身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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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上，初到秦城的那几个晚上是最难熬的。我自己没有挨骂或受摆布，当时和以后也从没有挨过打。但从周边的囚室里传来撞击的声音，有人在挨打，有人被推倒在地上，夹杂着粗暴的命令声：“跪下！”从更远处，通过开着的窗户，传来一个年轻妇女不停的尖叫声：“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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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一切归于平静，似乎我刚来时所听到的声响是故意安排来吓唬新到的囚犯的。只是在夏天，当各处的窗户都打开时，我才听到从附近审讯室里传来审问者大发雷霆的问话声和受审者常常带着哭泣的答话声，但他们说了些什么则听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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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就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一听到走廊上看守的脚步声伴随着腰间钥匙串的铿锵声和囚室门闩的开关声，我的耳朵就竖起来。他们是在提审什么人？下一个该轮到我吗？今天会轮到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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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以后，他们都不准我听收音机。只有一次在对我问话时，他们把一个很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拿进来，让我听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那时我对他尚无反感，但听他一个口号接一个口号地喊叫，我对他那像乌鸦叫似的噪音越来越觉得讨厌。这同周恩来那种清楚、热情的声音是多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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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监狱的其他区域，高音喇叭每天都广播新闻。我使劲地听，有时能听到一点儿广播的内容——不能让我们这些单独监禁的囚犯听到的内容。自从发报纸给我们阅读之后，我能知道新闻了，就只注意高音喇叭传来的口号声。有一天，我听到除了那“老三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之外，又添了第四句：“打倒叛徒、工贼刘少奇！”我知道这是一道新的分水岭，不但点了名而且有了具体的罪状，答辩是不可能的，打倒的对象只能遗臭万年。实际上，这是一次中央全会上作的决定，或者说是一次中央全会奉命作出的决定。我不由得想起了一段儿童剧中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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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是法医官，我将是陪审员。”狡诈的“复仇之神”说道，“我将审讯整个案子，并将你判处死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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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五年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关在同一区牢房里的任何一个囚犯，或者听到过他或她的声音。即使是在放风或冲澡时，我们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分隔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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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独监禁的最初四个月里，什么东西也不让读，这是最令人难受的一种匮乏。被剥夺阅读的权利可能是使人在单独监禁中精神失常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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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看到的唯一的印刷品是监狱发给我的牙粉的包装纸。十分幸运，包装纸是五颜六色的，我把它放在墙上有点突出的地方，这是我仅有的艺术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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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开始发给《人民日报》了，起初是一个囚室一个囚室轮流读，每室读半小时；一年以后，每室一份，可以保存。我翻来覆去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这对我提高中文水平大为有益。又过了一年，到1970年，发给我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发书时，给了我这样一个警告：这不是一般的书，你要认真学习，以提高你对自己罪行的认识，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部书。有一次，我把眼镜放在摞起来的这四本“毛选”上，给值班看守从窥视孔里看到了，他当即厉声责骂，接着又请来一位上级，处理我这一“大不敬、充满敌意”的行为。这位上级怒气冲冲地把我训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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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也发给我阅读了，并且允许我可以无限期地保留所有发给我的报刊和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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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所有我积存下来的报纸和《红旗》都被突然收走了，别的囚室无疑也是如此。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又忽然号召大家学习和大唱《国际歌》，特别着重以下这一段：“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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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因为林彪垮台了，当时我们当然是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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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注意到报纸的头条标题或消息中林彪的名字不见了，我感到奇怪。在一次“交心”的讯问中，我对此表示了关切。林彪是不是病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毛主席身边少了他指定的接班人和最亲密的战友，是不是担子更重了？接着屋子里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林彪是个坏蛋！”在中国话里，“是”这个词没有“现在时”或“过去时”，所以我无法辨明林彪过去是坏蛋呢，还是现在成了坏蛋。不管过去或是现在，这是一条爆炸性的大新闻。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在毛主席那里失宠后想加害毛主席，事败后乘飞机出逃苏联，摔死在蒙古境内。多年以来，人们天天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任何对林的中伤，如同对毛一样，都是弥天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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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林彪这个人不感兴趣。1969年中共“九大”不但宣布他将继承毛主席（当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把这一点写入党章——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在报上看到一张大会的照片，全场一致举手通过对党章作相应的修改，我当时就感到事情已经越出了常规，甚至于已经不顾体面。但我又转念一想，是不是由于某种迫不得已的原因、为了避免局势恶化而不得不这样做？后来的情况说明，我的第一个反应比我第二个反应更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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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应该想到，“文革”并不仅仅是口号、冲突、危机。它开始的时候提出了很高的期望，尽管事实证明“文革”这种办法是实现不了这些期望的。在“文革”期间有一些值得记住的成就。中国把它自己制造的地球卫星送上了天，从空间轨道上胜利地传出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在南京，在长江下游宽阔的江面上架起了大桥。这条贯通中国南北的桥梁已经规划了很久，起初有美国专家，后来又有俄国专家参与其事，现在完全由中国人用中国的材料建造成功。中国保卫了它同苏联接壤的边境，即使武力较量也无所畏惧。美国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军事力量被迫远离中国大陆的南方一侧。在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热心地提供了起决定作用的票数，中国恢复了它在联合国久被剥夺的席位以及在安全理事会中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由台湾的国民党残余以中国政府自居的闹剧终于收场。最后，美国政府在长达22年的扼杀、破坏和打击均告失败之后，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屹立，并将会长久屹立下去——因此，尼克松到北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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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垮台以后，我阅读的范围又扩大了一点。有一天，他们忽然问我：“你想看什么书？”我说，我想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前者是较为通俗的著作，后者则是相当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我家里有这两本书的英文版，所以我先是请求他们把这两本书从我家里取来，但后来我收到的却是两本新买来的中文版。这使我读起来要比读英文版慢得多，但也因此读得更加仔细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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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习惯于在读的书上作记号和作注解，但在囚室里我怎么能这样做呢？笔和纸只有在写交代材料和自我批评时才给，而且写完了就交还——写错了字的纸或用不完的纸也统统要交还。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来标记一些重要的段落。我把手纸撕成小条，弄湿了贴在这些段落所在的页边上，干后很易取下，以防检查。幸运的是，他们没来检查过，所以这两部书连同这些手纸小条至今我还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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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彻底粉碎了他挑选出来的论敌的论据，而且用正面的说法，为马克思主义作了难得如此清晰的阐述，即使在进入论文主体之前，当我读到序言中的一段话时，我的内心就感到既伤痛又欢欣。恩格斯谈到在负责任的论战中应有的道德，以及对于在辩论中已被击败的论敌应持的态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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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做彻底的修订……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做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做任何修改……在理论方面，我对于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柏林大学曾经以过分不公正的态度对待杜林先生，所以我对他必须更加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自然，这个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这个大学竟然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了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所以，如果人们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强加于这个大学，那么它是无权表示惊讶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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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人所共知的情况”是指大学当局因为杜林批评了他们的某些作为而采用行政手段进行报复。杜林失明的个人不幸，加上这样一件事实，即在他被辞退时，对一个不合格的落选者恩·施韦宁格授予教授职位，就因为这个人是普鲁士政坛领袖俾斯麦的私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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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这段话同中国在“文革”中对付“批判”对象所用的手段和所持的态度是何等强烈的对照！滥施辱骂，把对方从一出生起就说成是个罪犯，满嘴是“砸烂你的狗头”这种语言，剥夺对方申辩的权利，经常迫使人脱离工作单位、家庭和亲人，把他们送去劳改或蹲大狱，尽管像斯大林统治下那种公开的杀害较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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