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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因为林彪垮台了，当时我们当然是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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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注意到报纸的头条标题或消息中林彪的名字不见了，我感到奇怪。在一次“交心”的讯问中，我对此表示了关切。林彪是不是病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毛主席身边少了他指定的接班人和最亲密的战友，是不是担子更重了？接着屋子里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林彪是个坏蛋！”在中国话里，“是”这个词没有“现在时”或“过去时”，所以我无法辨明林彪过去是坏蛋呢，还是现在成了坏蛋。不管过去或是现在，这是一条爆炸性的大新闻。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在毛主席那里失宠后想加害毛主席，事败后乘飞机出逃苏联，摔死在蒙古境内。多年以来，人们天天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任何对林的中伤，如同对毛一样，都是弥天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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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林彪这个人不感兴趣。1969年中共“九大”不但宣布他将继承毛主席（当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把这一点写入党章——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在报上看到一张大会的照片，全场一致举手通过对党章作相应的修改，我当时就感到事情已经越出了常规，甚至于已经不顾体面。但我又转念一想，是不是由于某种迫不得已的原因、为了避免局势恶化而不得不这样做？后来的情况说明，我的第一个反应比我第二个反应更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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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应该想到，“文革”并不仅仅是口号、冲突、危机。它开始的时候提出了很高的期望，尽管事实证明“文革”这种办法是实现不了这些期望的。在“文革”期间有一些值得记住的成就。中国把它自己制造的地球卫星送上了天，从空间轨道上胜利地传出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在南京，在长江下游宽阔的江面上架起了大桥。这条贯通中国南北的桥梁已经规划了很久，起初有美国专家，后来又有俄国专家参与其事，现在完全由中国人用中国的材料建造成功。中国保卫了它同苏联接壤的边境，即使武力较量也无所畏惧。美国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军事力量被迫远离中国大陆的南方一侧。在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热心地提供了起决定作用的票数，中国恢复了它在联合国久被剥夺的席位以及在安全理事会中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由台湾的国民党残余以中国政府自居的闹剧终于收场。最后，美国政府在长达22年的扼杀、破坏和打击均告失败之后，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屹立，并将会长久屹立下去——因此，尼克松到北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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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垮台以后，我阅读的范围又扩大了一点。有一天，他们忽然问我：“你想看什么书？”我说，我想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前者是较为通俗的著作，后者则是相当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我家里有这两本书的英文版，所以我先是请求他们把这两本书从我家里取来，但后来我收到的却是两本新买来的中文版。这使我读起来要比读英文版慢得多，但也因此读得更加仔细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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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习惯于在读的书上作记号和作注解，但在囚室里我怎么能这样做呢？笔和纸只有在写交代材料和自我批评时才给，而且写完了就交还——写错了字的纸或用不完的纸也统统要交还。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来标记一些重要的段落。我把手纸撕成小条，弄湿了贴在这些段落所在的页边上，干后很易取下，以防检查。幸运的是，他们没来检查过，所以这两部书连同这些手纸小条至今我还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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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彻底粉碎了他挑选出来的论敌的论据，而且用正面的说法，为马克思主义作了难得如此清晰的阐述，即使在进入论文主体之前，当我读到序言中的一段话时，我的内心就感到既伤痛又欢欣。恩格斯谈到在负责任的论战中应有的道德，以及对于在辩论中已被击败的论敌应持的态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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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做彻底的修订……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做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做任何修改……在理论方面，我对于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柏林大学曾经以过分不公正的态度对待杜林先生，所以我对他必须更加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自然，这个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这个大学竟然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了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所以，如果人们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强加于这个大学，那么它是无权表示惊讶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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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人所共知的情况”是指大学当局因为杜林批评了他们的某些作为而采用行政手段进行报复。杜林失明的个人不幸，加上这样一件事实，即在他被辞退时，对一个不合格的落选者恩·施韦宁格授予教授职位，就因为这个人是普鲁士政坛领袖俾斯麦的私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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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这段话同中国在“文革”中对付“批判”对象所用的手段和所持的态度是何等强烈的对照！滥施辱骂，把对方从一出生起就说成是个罪犯，满嘴是“砸烂你的狗头”这种语言，剥夺对方申辩的权利，经常迫使人脱离工作单位、家庭和亲人，把他们送去劳改或蹲大狱，尽管像斯大林统治下那种公开的杀害较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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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他在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时又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平和人道方面，作出了典范，从而加强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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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了北京。这样一位一生反共的人物来访，这是历史的讽刺，但也是合理的选择。这一方面是迫于国际形势的现实。尽管二十多年来，美国——特别是尼克松一类的政客——作了相反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坚如磐石。美国曾经试图从外部加以扼杀，结果在朝鲜遭到挫折、在越南彻底失败。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要求。任何一个自由派或“粉红色”的政治人物，如果同新中国达成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都难免会被指责为“对共产主义软化”。所以，只有一个像尼克松这样的老牌右派才可能这样做，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但要我接受这一现实是很艰难的。对于我这样一个长期为工会工作的老记者来说，尼克松就意味着20世纪40年代晚期限制工会权利的“蒙特-尼克松法案”。而且我一度曾成为麦卡锡分子打击的目标。我不能忘记尼克松是认同这一反动狂潮的，包括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国会议员时抹黑进步候选人海伦·加罕干·道格拉斯(7)的卑劣做法（我在美国时见到过海伦，很喜欢她）。但尼克松确实是到中国来了。在美国，在中国，他都因有助于在两国间架设沟通的桥梁而受到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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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埃德加·斯诺重访中国，并被邀请在1970年国庆大典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同毛主席站在一起，这是中美关系可以改善的一个信号。欢迎尼克松以官方或私人身份（由他自行选择）访问北京，这是毛对斯诺说的。看到斯诺在听见尼克松的名字时有点惶惑的样子，毛解释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转圜，只能靠有关国家的当权派。同情者虽然能影响舆论，但只有当权派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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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在中国的重新出现以及稍后（尼克松访华之前）一些美国老朋友（谢伟思、格兰尼奇夫妇等）的访问新中国，都被狱中审讯人员作为对我进行教育的材料。“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再看看你自己又是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坦白交代了你的罪行，你就可以同他们在一起。”但是怎样交代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罪行呢？我实在是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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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斯诺和他的妻子洛易斯在私下里曾对毛主席提起我和邱茉莉都被关在狱中，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毛回答说，他不知道此事，将查问一下。但这一谈话是否对于改善我在狱中的待遇以及后来的释放起了作用，很难说。我们的境遇看来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全面的举措。我们和夏庇若(8)素无瓜葛，但都在1968年3月被捕，到1973年1月释放。柯鲁克(9)同我们更是毫无关系，但比我们稍早一些时候被捕，也在1973年1月13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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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在此之前几个月，确实对各种滥用职权的行为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检查。1972年，前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上书毛主席，申诉她的丈夫无辜入狱并受到虐待。毛主席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同年12月中旬，周恩来在传达毛主席这一批示时命令公安部及其他有关部门：“（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况，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同志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允许犯人控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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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和我在狱中并没有听到这一文件，可能因为我们在1973年1月就获释，距这一文件下发不足一个月。稍后获释的人确实听到了这一文件的传达，也有人提出申诉，但由于心有余悸，申诉的人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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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大约从林彪垮台之后，在提审时大声斥骂的情形少了，重在了解思想：“你看过报纸了。对国内和国际新闻，你有什么感想？”对我写出交代材料的要求也比前几年少了。从1968年到1971年，我写了总共1500多页材料，标题都是“我的××××罪行”。这样的标题几乎是非写不可的。如果我把标题写成“我的海外旅行”或“我和×××相识的经过”，那么换来的很可能是这样的责备：“谁管你上哪儿、同谁认识，你要交代的是你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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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提审我时，我必须念贴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有一次，墙上贴的是号召脱离蒋介石阵营，归向人民一边的一条语录。我说，这条语录对我是不适用的，尽管我为人民服务得不够好，但我从来不是蒋介石的人。他们的回答是：“你仍然不认识你自己的错误或你的本质。”另外一次我表示不承认时，他们对我这样分析道：“你想不出什么你犯下的罪恶？不奇怪，因为在你心里一定还认为是好事。根子就在于你的顽固的反动立场。这正是你必须改变的东西。回去好好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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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次提审都一无所获之后，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同你白费工夫，还不如用这些时间去做点别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回来再听你交代？过一个月？我们了解你，一个月太短，十年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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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审讯是在一间空屋子里进行的，办案的人（少则三人，多则十人）坐在一张长条桌旁，稍稍高出地面。受审的人坐在下面，他的座位是一只上釉的陶瓷圆筒，圆圆的、滑滑的、分量很重，这样可以防止被拎起来当作武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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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被带到一个很闷的小房间里——我心里称之为“恐吓室”。除了惯常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外，还有一些更具威胁性的标语，如“不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这很明显是以死刑来威胁。虽然我从未挨过打，但有一个面容冷酷的年轻军官（审讯组的成员）曾经在离我头部不到一英寸的地方，挥动他那带着黑手套的拳头，对我说：“赶快供认，要不就来不及了。我们见到过的比你更死硬更骄傲的人多的是。可是到拉出去枪毙时，他们的两条腿都动弹不了了，得把他们像拖沙袋似的拖出去。”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高个子军人时，他的眼眶有两个黑圈，是过度疲劳造成的，我对他很同情。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要在我这样的案件中受那么大的辛苦？这样的心理反应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从来没有被自己人抓起来当罪犯的人确实是很难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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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一位获释的难友告诉我，当她看到一个审问她的安全官员穿着一双磨破了洞的鞋子时，她感动极了，因为这显示出他作为革命者的清贫、忠于职责、不计较个人生活。这可以证实我上面所说的那种心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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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最可怕的威胁对我们所造成的精神伤害都不及嘲讽式的排斥那么厉害。当我称审问我的人为“同志”时，他马上回答：“谁是你的同志？！”或者，当我说，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还是因为曾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做过一点工作而感到快乐，他们就大声呵斥：“你还敢把你和革命人民混为一谈、侮辱革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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