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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区监狱转移到秦城监狱，路上差不多走了两个小时。我使劲地但又非常小心地（免得挨骂）望着车外，押送我的人大概想到我将很长时间看不到外面这个世界了，所以对于我的这种表现也没多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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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是4月，路旁的树木和麦田刚显出一片嫩绿。我陶醉在这片熟悉的、稚弱的、很快就会消失的色彩中——每年，在冬季光秃秃的褐黄色和夏天潮湿的、浓密的绿色之间，总有这么一段短暂而使人感到温柔的过渡期。它显示出大自然每年给予华北地区的新生——华北，这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所认识的唯一的真正的故乡，它在1949年的解放使我欢欣雀跃，感到这是它在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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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从吉普车车窗里也瞥见了刺眼的新标语：“打倒杨成武！”“打倒傅崇碧！”杨是一位长征英雄，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自从关进了城区监狱之后我就被剥夺了看报（或其他任何东西）的权利，所以这些标语对我来说都成了谜团。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打倒”那么多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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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吉普车转上一条小路，驶向一座岩石嶙峋的小山。在这座小山背后——可能是故意选择了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是高墙围住的一排排兵营式的建筑物，样式和楼层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秦城监狱大院。进了有栅栏的大门（它使我意识到这是监狱），车子开到一处底层门外，我被交给监管人员。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满脸疲惫之色的中年警官，我站在他面前。他命令我脱掉衣服。我的个人物品全部交出——自来水笔、记事本、钥匙、皮带、钱包、现钞，还有一把小小的金属铰刀（我尽力向他们解释并使他们相信，这只是我用来清理烟斗的小工具）。他把这些东西一一登记，封存在一个口袋里。发给我的黑色囚服，我怎么穿都不合身，尺码大的太长，长度合适的尺码又太小。他们要我记住，从这一时刻开始，我不准再用自己的名字而只报号码。号码是五位数，前面两位数是68（表示1968年），后面三位数表示在这一年里我入狱的序号（由此可见，已有几百人在这一年的头三个多月里先我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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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被带着走上三层楼梯，楼梯旁都张着铁丝网。我猜想这是学苏联的监狱，因为我记得鲍里斯·萨文科夫（原俄国革命恐怖分子，后为英国干涉军充当特务）就是在“格伯乌”一座主要的监狱里跳楼自杀的(4)，所以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以免囚犯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手段来消灭证据。到了三层楼上，走进一座铁门便是一排囚室，我被押进了其中的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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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早先住过的城区监狱的那间囚室相比，这里可真说得上是豪华间了，面积和高度都增加了一倍，屋里虽然空空荡荡，但空气流通，也消过毒。在以后的年代里，曾经有一部短纪录片《洋人在中国》（Round Eyes in China）讲到我的生活经历，摄制者根据他的想象，把一处布满蜘蛛网、墙壁发霉的地牢说成是曾关过我的囚室，而那个场景实际上是从美国加州蒙特雷一座从西班牙统治时期以来就已荒废的古老牢房里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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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秦城之家”里，有一张木板床，一个角落里有抽水马桶和洗脸盆（像中国火车上常见的那种），窗户很大，但开得很高，从里边看不到外面。室门上有一个窥视孔，是供看守向内观察囚犯动静的。还有一扇小小的活板门，像人们住所内用的供家养的猫进出的那种，不过这里不是让猫进出而是用来给囚犯送饭。一切都很洁净。我自嘲地想：“即使被抓起来，我也仍然享受特殊待遇。”（在“白求恩—延安造反团”里，我们曾要求同担负同样工作的中国干部享受同样待遇，大多数成员都自动减薪。）囚室墙壁一片洁白，只在一面墙上有一处污迹，显然是一个血手印留下的。是不是有人企图自杀？还是遭到了毒打？多年以后，我在一位曾蹲过秦城监狱的人（同我不在一层楼）所写的回忆录里读到，他的囚室里也有这样一处印迹，那么也许这是故意留下来吓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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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窥视孔里，我常看到的只有值班看守向内注视的眼睛。但有时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挡住的话，我也能从这小小的洞孔里，通过它所正对的外面的大窗户，看到周围田野的一点缩微景色——特别是在秋天，当柿子树的枝头挂满果实，在阳光中闪着金黄色时，那景色真是美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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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就被告知各种规矩。那扇活板门除了送饭以外，还用来把写好的交代材料传递出去；每晚睡觉之前我得把眼镜也从这里递出去，大概是怕我用眼镜片割腕（或者别处的动脉）自杀。（过了几个月，看来他们认为我不像会自杀的样子，所以允许我不用再在睡前交出眼镜。）如果病了或者需要什么得到允准的东西，我得大声喊：“第×××××号报告！”然后就会有人过来。如果服药，我得当着看守的面把药片如数服下，看守注视着我的喉结上下移动，以确认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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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室的房顶灯是日夜不关的，灯泡外面有铁丝网，晚上的灯光起初很亮，后来多少暗下去一点。我是一个睡觉好手，灯亮着对我毫无影响。就寝和午睡时间都是硬性规定的。在中国，农村的生活习惯依然有很大影响，所以午睡无论对自由人还是囚徒来说都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睡觉时必须侧身睡，而且要面向大门上的窥视孔——这可苦了我，因为我习惯于右侧睡而现在必须改为左侧睡。还规定两只手要放在毛毯或床单的上面，以便看守能够看得清楚——大概也是为了防止囚犯用什么巧妙的办法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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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食很简单，仍然像城里监狱一样，窝窝头或棒子面粥，有一小块腐乳（它富含维生素），偶然有一点肉。大概逢年过节时，每人还发一个苹果！这会引起对家庭的温暖的想念，从而保持希望或决心悔过。这样的伙食安排可能还是从“文革”前延续下来的，还考虑到犯人的营养。对我们的味蕾来说，唯一的佳肴就是蔬菜，在当令时非常鲜美，不需要加任何作料。而且这里的蔬菜就是在监狱菜园里自己种植的，从采摘下来到舀进我们的饭碗只经过几个小时，所以甚至于比我们家里从市场上买到的还新鲜，也没有在城区监狱里吃烂菜的情形。我想，也许部分地是由于食用这样新鲜的蔬菜，所以我始终还能保持较好的身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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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上，初到秦城的那几个晚上是最难熬的。我自己没有挨骂或受摆布，当时和以后也从没有挨过打。但从周边的囚室里传来撞击的声音，有人在挨打，有人被推倒在地上，夹杂着粗暴的命令声：“跪下！”从更远处，通过开着的窗户，传来一个年轻妇女不停的尖叫声：“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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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一切归于平静，似乎我刚来时所听到的声响是故意安排来吓唬新到的囚犯的。只是在夏天，当各处的窗户都打开时，我才听到从附近审讯室里传来审问者大发雷霆的问话声和受审者常常带着哭泣的答话声，但他们说了些什么则听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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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就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一听到走廊上看守的脚步声伴随着腰间钥匙串的铿锵声和囚室门闩的开关声，我的耳朵就竖起来。他们是在提审什么人？下一个该轮到我吗？今天会轮到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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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以后，他们都不准我听收音机。只有一次在对我问话时，他们把一个很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拿进来，让我听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那时我对他尚无反感，但听他一个口号接一个口号地喊叫，我对他那像乌鸦叫似的噪音越来越觉得讨厌。这同周恩来那种清楚、热情的声音是多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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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监狱的其他区域，高音喇叭每天都广播新闻。我使劲地听，有时能听到一点儿广播的内容——不能让我们这些单独监禁的囚犯听到的内容。自从发报纸给我们阅读之后，我能知道新闻了，就只注意高音喇叭传来的口号声。有一天，我听到除了那“老三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之外，又添了第四句：“打倒叛徒、工贼刘少奇！”我知道这是一道新的分水岭，不但点了名而且有了具体的罪状，答辩是不可能的，打倒的对象只能遗臭万年。实际上，这是一次中央全会上作的决定，或者说是一次中央全会奉命作出的决定。我不由得想起了一段儿童剧中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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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是法医官，我将是陪审员。”狡诈的“复仇之神”说道，“我将审讯整个案子，并将你判处死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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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五年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关在同一区牢房里的任何一个囚犯，或者听到过他或她的声音。即使是在放风或冲澡时，我们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分隔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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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独监禁的最初四个月里，什么东西也不让读，这是最令人难受的一种匮乏。被剥夺阅读的权利可能是使人在单独监禁中精神失常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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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看到的唯一的印刷品是监狱发给我的牙粉的包装纸。十分幸运，包装纸是五颜六色的，我把它放在墙上有点突出的地方，这是我仅有的艺术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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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开始发给《人民日报》了，起初是一个囚室一个囚室轮流读，每室读半小时；一年以后，每室一份，可以保存。我翻来覆去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这对我提高中文水平大为有益。又过了一年，到1970年，发给我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发书时，给了我这样一个警告：这不是一般的书，你要认真学习，以提高你对自己罪行的认识，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部书。有一次，我把眼镜放在摞起来的这四本“毛选”上，给值班看守从窥视孔里看到了，他当即厉声责骂，接着又请来一位上级，处理我这一“大不敬、充满敌意”的行为。这位上级怒气冲冲地把我训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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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也发给我阅读了，并且允许我可以无限期地保留所有发给我的报刊和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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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所有我积存下来的报纸和《红旗》都被突然收走了，别的囚室无疑也是如此。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又忽然号召大家学习和大唱《国际歌》，特别着重以下这一段：“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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