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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31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他在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时又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平和人道方面,作出了典范,从而加强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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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35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了北京。这样一位一生反共的人物来访,这是历史的讽刺,但也是合理的选择。这一方面是迫于国际形势的现实。尽管二十多年来,美国——特别是尼克松一类的政客——作了相反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坚如磐石。美国曾经试图从外部加以扼杀,结果在朝鲜遭到挫折、在越南彻底失败。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要求。任何一个自由派或“粉红色”的政治人物,如果同新中国达成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都难免会被指责为“对共产主义软化”。所以,只有一个像尼克松这样的老牌右派才可能这样做,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但要我接受这一现实是很艰难的。对于我这样一个长期为工会工作的老记者来说,尼克松就意味着20世纪40年代晚期限制工会权利的“蒙特-尼克松法案”。而且我一度曾成为麦卡锡分子打击的目标。我不能忘记尼克松是认同这一反动狂潮的,包括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国会议员时抹黑进步候选人海伦·加罕干·道格拉斯(7)的卑劣做法(我在美国时见到过海伦,很喜欢她)。但尼克松确实是到中国来了。在美国,在中国,他都因有助于在两国间架设沟通的桥梁而受到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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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37 在此之前,埃德加·斯诺重访中国,并被邀请在1970年国庆大典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同毛主席站在一起,这是中美关系可以改善的一个信号。欢迎尼克松以官方或私人身份(由他自行选择)访问北京,这是毛对斯诺说的。看到斯诺在听见尼克松的名字时有点惶惑的样子,毛解释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转圜,只能靠有关国家的当权派。同情者虽然能影响舆论,但只有当权派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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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39 斯诺在中国的重新出现以及稍后(尼克松访华之前)一些美国老朋友(谢伟思、格兰尼奇夫妇等)的访问新中国,都被狱中审讯人员作为对我进行教育的材料。“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再看看你自己又是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坦白交代了你的罪行,你就可以同他们在一起。”但是怎样交代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罪行呢?我实在是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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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41 实际上,斯诺和他的妻子洛易斯在私下里曾对毛主席提起我和邱茉莉都被关在狱中,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毛回答说,他不知道此事,将查问一下。但这一谈话是否对于改善我在狱中的待遇以及后来的释放起了作用,很难说。我们的境遇看来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全面的举措。我们和夏庇若(8)素无瓜葛,但都在1968年3月被捕,到1973年1月释放。柯鲁克(9)同我们更是毫无关系,但比我们稍早一些时候被捕,也在1973年1月13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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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43 后来我才知道,在此之前几个月,确实对各种滥用职权的行为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检查。1972年,前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上书毛主席,申诉她的丈夫无辜入狱并受到虐待。毛主席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同年12月中旬,周恩来在传达毛主席这一批示时命令公安部及其他有关部门:“(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况,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同志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允许犯人控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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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45 邱茉莉和我在狱中并没有听到这一文件,可能因为我们在1973年1月就获释,距这一文件下发不足一个月。稍后获释的人确实听到了这一文件的传达,也有人提出申诉,但由于心有余悸,申诉的人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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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47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大约从林彪垮台之后,在提审时大声斥骂的情形少了,重在了解思想:“你看过报纸了。对国内和国际新闻,你有什么感想?”对我写出交代材料的要求也比前几年少了。从1968年到1971年,我写了总共1500多页材料,标题都是“我的××××罪行”。这样的标题几乎是非写不可的。如果我把标题写成“我的海外旅行”或“我和×××相识的经过”,那么换来的很可能是这样的责备:“谁管你上哪儿、同谁认识,你要交代的是你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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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49 每次提审我时,我必须念贴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有一次,墙上贴的是号召脱离蒋介石阵营,归向人民一边的一条语录。我说,这条语录对我是不适用的,尽管我为人民服务得不够好,但我从来不是蒋介石的人。他们的回答是:“你仍然不认识你自己的错误或你的本质。”另外一次我表示不承认时,他们对我这样分析道:“你想不出什么你犯下的罪恶?不奇怪,因为在你心里一定还认为是好事。根子就在于你的顽固的反动立场。这正是你必须改变的东西。回去好好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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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51 在几次提审都一无所获之后,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同你白费工夫,还不如用这些时间去做点别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回来再听你交代?过一个月?我们了解你,一个月太短,十年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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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53 一般情况下,审讯是在一间空屋子里进行的,办案的人(少则三人,多则十人)坐在一张长条桌旁,稍稍高出地面。受审的人坐在下面,他的座位是一只上釉的陶瓷圆筒,圆圆的、滑滑的、分量很重,这样可以防止被拎起来当作武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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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55 有时,我被带到一个很闷的小房间里——我心里称之为“恐吓室”。除了惯常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外,还有一些更具威胁性的标语,如“不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这很明显是以死刑来威胁。虽然我从未挨过打,但有一个面容冷酷的年轻军官(审讯组的成员)曾经在离我头部不到一英寸的地方,挥动他那带着黑手套的拳头,对我说:“赶快供认,要不就来不及了。我们见到过的比你更死硬更骄傲的人多的是。可是到拉出去枪毙时,他们的两条腿都动弹不了了,得把他们像拖沙袋似的拖出去。”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高个子军人时,他的眼眶有两个黑圈,是过度疲劳造成的,我对他很同情。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要在我这样的案件中受那么大的辛苦?这样的心理反应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从来没有被自己人抓起来当罪犯的人确实是很难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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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57 (很久以后,一位获释的难友告诉我,当她看到一个审问她的安全官员穿着一双磨破了洞的鞋子时,她感动极了,因为这显示出他作为革命者的清贫、忠于职责、不计较个人生活。这可以证实我上面所说的那种心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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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59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最可怕的威胁对我们所造成的精神伤害都不及嘲讽式的排斥那么厉害。当我称审问我的人为“同志”时,他马上回答:“谁是你的同志?!”或者,当我说,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还是因为曾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做过一点工作而感到快乐,他们就大声呵斥:“你还敢把你和革命人民混为一谈、侮辱革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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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61 我们获释后,邱茉莉对我说,她也受到过死刑的威胁,但她没有细说,因为我们很快就不再去回想狱中那些事情,因为我们重获自由后有那么多的“课”要“补”,有那么多新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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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63 在受审过程中,我很快发现审问者情绪的突变都是事先排练好的,是审问技巧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的口气平和,甚至于像哄你的样子。接着又会无缘无故地把面孔一板,脸红脖子粗地对你吼叫起来。如果我是坐着的,就突然叫我站起来;如果我目视前方,就让我低头。所有这一切都根据经常重复的那两条原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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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65 这里有一段历史的插曲。《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同事陈春英被召去参加对我的审问。他对我大声斥骂道:“你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特务。你别想抵赖。证据都在我们的档案柜里。”几年以后,有一次我问他,他当时说的证据到底是什么,他答道:“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这样说的,我也不敢多问。”我们相对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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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69 愤怒和压抑只是牢狱生活的一部分,多数时间里是单调的重复,周而复始,所以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化都叫人高兴。譬如一个月可以向看守要一次指甲刀,用心修剪手指甲和脚趾甲。同样地,一个月可以刮一次胡子、理一次发,这两件事是用剪子同时进行的,头发和胡子差不多长。一个月冲澡一次或两次,轮流去洗,快洗快回,所以不管是洗澡前后或其间,谁也看不到谁。四年多时间,我甚至于没有看到过自己的脸,直到释放前一天才给我一面镜子,让我自己刮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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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71 许多人(不光是邱茉莉和我)怎么能够在长时期的单独囚禁中活下来?当然,有人因沉重的、残酷的虐待而导致健康损坏(有时甚至造成精神不正常)。另外一些人能够活下来,我相信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另一方面是给自己规定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经常去做,像吃饭睡觉一样。在体能方面,我打太极拳,这是我在中国早些时候学会的。还有“陆上游泳”,弯腰,做自由式游泳动作,有时还把头“伸出水面”去呼吸,可惜不能蹬腿。在心理方面,我不但回想我的全部经历以应付我的“案件”,还在记忆中“重温”那些影响我的主要书籍,甚至于复习我成绩很差的中学数学(有好几个星期我试图回忆求平方根的方法,但没有成功)。为了娱乐自己,我自己对自己讲笑话(大多是犹太笑话),还哼歌曲,尽量不出声,因为那些警觉性很高的看守一再告诫:笑和唱歌或哭泣一样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企图用一些无聊的举动或自我怜悯来逃避面对自己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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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73 我还玩一些“精神游戏”,其中之一是回想我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带Mac(麦克)的名字,按字母次序,从MacAdam(麦克亚当)到MacWhirter(麦克沃特)。另外一个是从事语言学的探索,找出英语词根同法语、德语和俄语词根之间的关系。这种“精神游戏”的范畴是无限宽广的。可惜我在下棋和打桥牌这两方面都非常蹩脚,所以不能在自己脑子里玩这两种游戏。但回想我“下臭棋”和“打臭牌”的情形也是极好的自娱。在打桥牌方面,我记得曾对自己开玩笑:我常把朋友当成敌人,把敌人当成朋友(想到这里我不禁要笑出声来,就赶快转过身去,把背对着牢门上的窥视孔)。在下棋方面,我记得曾把自己吹嘘成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师,证据是:我对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解释了走法之后,我赢了第一盘而他则赢了第二盘!(这是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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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77 没有人做伴,我在两个小小的活物身上找到了乐趣:一只苍蝇和一只壁虎。我发现这只苍蝇是在星期五,所以就给它取名为“星期五”。我对它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那敏捷的活动能力,恨的是它在飞到马桶边沿上之后又飞到了我喝水的杯子上。在这种时候,我就想用毛巾或报纸把它扑杀,但始终没有成功。也许因为长度或我的恶意不够,也可能是因为多年来几亿中国人拿着蝇拍打苍蝇,已经使这个国家的苍蝇非常擅长于巧妙的躲避。最终使“星期五”覆灭的还是技术,使用这种技术的是一个不知姓名的、无声无息的犯人,他拿着装满杀虫剂的喷雾器。我悲哀而又恭敬地拾起我这个朋友的遗体,放进抽水马桶,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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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0879 壁虎和我的友谊更为短暂。它常常在天花板上某个它所喜欢的地方猎捕蚊子和小虫,这是既有益又好看的动作,使我对它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有一个做清洁工作的犯人奉命来清扫房顶电灯上的灰尘,在挥动手中的长把扫帚时,把它从天花板打落到地上。它又愤怒又惊慌,急急忙忙从门缝里逃往走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使我十分遗憾。小动物没有了,我转向花草。夏天,我可以在一处四边围起来的小空地上活动身体。在围墙上有往来巡逻的卫兵,我趁他向别处注视的时候,迅速摘一片草叶或一朵小小的野花,藏在上衣里,偷偷拿回囚室,然后偷偷地拿出来欣赏,直到它枯萎,最后像“星期五”那样水葬。这些是我在接触生命上所取得的小小的胜利,尽管这不是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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