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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次提审都一无所获之后，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同你白费工夫，还不如用这些时间去做点别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回来再听你交代？过一个月？我们了解你，一个月太短，十年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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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审讯是在一间空屋子里进行的，办案的人（少则三人，多则十人）坐在一张长条桌旁，稍稍高出地面。受审的人坐在下面，他的座位是一只上釉的陶瓷圆筒，圆圆的、滑滑的、分量很重，这样可以防止被拎起来当作武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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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被带到一个很闷的小房间里——我心里称之为“恐吓室”。除了惯常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外，还有一些更具威胁性的标语，如“不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这很明显是以死刑来威胁。虽然我从未挨过打，但有一个面容冷酷的年轻军官（审讯组的成员）曾经在离我头部不到一英寸的地方，挥动他那带着黑手套的拳头，对我说：“赶快供认，要不就来不及了。我们见到过的比你更死硬更骄傲的人多的是。可是到拉出去枪毙时，他们的两条腿都动弹不了了，得把他们像拖沙袋似的拖出去。”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高个子军人时，他的眼眶有两个黑圈，是过度疲劳造成的，我对他很同情。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要在我这样的案件中受那么大的辛苦？这样的心理反应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从来没有被自己人抓起来当罪犯的人确实是很难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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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一位获释的难友告诉我，当她看到一个审问她的安全官员穿着一双磨破了洞的鞋子时，她感动极了，因为这显示出他作为革命者的清贫、忠于职责、不计较个人生活。这可以证实我上面所说的那种心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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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最可怕的威胁对我们所造成的精神伤害都不及嘲讽式的排斥那么厉害。当我称审问我的人为“同志”时，他马上回答：“谁是你的同志？！”或者，当我说，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还是因为曾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做过一点工作而感到快乐，他们就大声呵斥：“你还敢把你和革命人民混为一谈、侮辱革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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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获释后，邱茉莉对我说，她也受到过死刑的威胁，但她没有细说，因为我们很快就不再去回想狱中那些事情，因为我们重获自由后有那么多的“课”要“补”，有那么多新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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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审过程中，我很快发现审问者情绪的突变都是事先排练好的，是审问技巧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的口气平和，甚至于像哄你的样子。接着又会无缘无故地把面孔一板，脸红脖子粗地对你吼叫起来。如果我是坐着的，就突然叫我站起来；如果我目视前方，就让我低头。所有这一切都根据经常重复的那两条原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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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段历史的插曲。《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同事陈春英被召去参加对我的审问。他对我大声斥骂道：“你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特务。你别想抵赖。证据都在我们的档案柜里。”几年以后，有一次我问他，他当时说的证据到底是什么，他答道：“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这样说的，我也不敢多问。”我们相对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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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和压抑只是牢狱生活的一部分，多数时间里是单调的重复，周而复始，所以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化都叫人高兴。譬如一个月可以向看守要一次指甲刀，用心修剪手指甲和脚趾甲。同样地，一个月可以刮一次胡子、理一次发，这两件事是用剪子同时进行的，头发和胡子差不多长。一个月冲澡一次或两次，轮流去洗，快洗快回，所以不管是洗澡前后或其间，谁也看不到谁。四年多时间，我甚至于没有看到过自己的脸，直到释放前一天才给我一面镜子，让我自己刮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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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不光是邱茉莉和我）怎么能够在长时期的单独囚禁中活下来？当然，有人因沉重的、残酷的虐待而导致健康损坏（有时甚至造成精神不正常）。另外一些人能够活下来，我相信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另一方面是给自己规定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经常去做，像吃饭睡觉一样。在体能方面，我打太极拳，这是我在中国早些时候学会的。还有“陆上游泳”，弯腰，做自由式游泳动作，有时还把头“伸出水面”去呼吸，可惜不能蹬腿。在心理方面，我不但回想我的全部经历以应付我的“案件”，还在记忆中“重温”那些影响我的主要书籍，甚至于复习我成绩很差的中学数学（有好几个星期我试图回忆求平方根的方法，但没有成功）。为了娱乐自己，我自己对自己讲笑话（大多是犹太笑话），还哼歌曲，尽量不出声，因为那些警觉性很高的看守一再告诫：笑和唱歌或哭泣一样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企图用一些无聊的举动或自我怜悯来逃避面对自己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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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玩一些“精神游戏”，其中之一是回想我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带Mac（麦克）的名字，按字母次序，从MacAdam（麦克亚当）到MacWhirter（麦克沃特）。另外一个是从事语言学的探索，找出英语词根同法语、德语和俄语词根之间的关系。这种“精神游戏”的范畴是无限宽广的。可惜我在下棋和打桥牌这两方面都非常蹩脚，所以不能在自己脑子里玩这两种游戏。但回想我“下臭棋”和“打臭牌”的情形也是极好的自娱。在打桥牌方面，我记得曾对自己开玩笑：我常把朋友当成敌人，把敌人当成朋友（想到这里我不禁要笑出声来，就赶快转过身去，把背对着牢门上的窥视孔）。在下棋方面，我记得曾把自己吹嘘成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师，证据是：我对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解释了走法之后，我赢了第一盘而他则赢了第二盘！（这是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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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做伴，我在两个小小的活物身上找到了乐趣：一只苍蝇和一只壁虎。我发现这只苍蝇是在星期五，所以就给它取名为“星期五”。我对它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那敏捷的活动能力，恨的是它在飞到马桶边沿上之后又飞到了我喝水的杯子上。在这种时候，我就想用毛巾或报纸把它扑杀，但始终没有成功。也许因为长度或我的恶意不够，也可能是因为多年来几亿中国人拿着蝇拍打苍蝇，已经使这个国家的苍蝇非常擅长于巧妙的躲避。最终使“星期五”覆灭的还是技术，使用这种技术的是一个不知姓名的、无声无息的犯人，他拿着装满杀虫剂的喷雾器。我悲哀而又恭敬地拾起我这个朋友的遗体，放进抽水马桶，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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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虎和我的友谊更为短暂。它常常在天花板上某个它所喜欢的地方猎捕蚊子和小虫，这是既有益又好看的动作，使我对它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有一个做清洁工作的犯人奉命来清扫房顶电灯上的灰尘，在挥动手中的长把扫帚时，把它从天花板打落到地上。它又愤怒又惊慌，急急忙忙从门缝里逃往走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使我十分遗憾。小动物没有了，我转向花草。夏天，我可以在一处四边围起来的小空地上活动身体。在围墙上有往来巡逻的卫兵，我趁他向别处注视的时候，迅速摘一片草叶或一朵小小的野花，藏在上衣里，偷偷拿回囚室，然后偷偷地拿出来欣赏，直到它枯萎，最后像“星期五”那样水葬。这些是我在接触生命上所取得的小小的胜利，尽管这不是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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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苦的是没有事做。除了保持衣服、床铺和囚室的清洁之外，什么也不准我做。我听见门外有人在打扫走廊，便请求让我去做，但得到的回答是：只有普通犯人可以做，“单独监禁的犯人”不行。我又提出让我去给看守和警卫教英语或者俄语或者两者都教，但也遭到了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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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提出的这一类请求，回答总是这样一句话：“别去想这些事情，先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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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焦急地想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但同样碰了钉子。我无时不在想念邱茉莉和孩子们，回味他们在我记忆中的每一件事情。每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梳着辫子的小姑娘的照片，那个小姑娘就会变成同样年纪时的我的女儿“妹妹”。儿子“弟弟”在我心头掠过时，他不是在聚精会神地抓蝈蝈，就是在为一个什么有趣的念头而开心地微笑。有一次，我满含热泪地低声呼唤“英格利”——这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犹太依地语词，意思是“小孩”，我母亲在我幼小时常这样呼唤我，但我已经40年没有听见或想到过它了。我的孩子们现在在哪里？直到在狱中的最后一年，我才较为详细地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过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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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简单谈一谈监狱中除了审讯者以外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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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的看守多数是中年人，在“文革”前受过训练。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多说话，但不作威作福。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不推推搡搡，也不嬉笑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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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的警卫大多是年轻的兵士，每隔数月轮换一次。从他们的口音听起来（有的我听不懂），他们好像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他们的性格也各异，有的安静，有的爱耍威风。我敢肯定，绝大多数（或者是全部）不知道我的姓名、不了解我的任何情况，只知道我是一个敌人，有一个固定的号码，对我必须加以监视和监督。他们除了从囚室上的窥视孔观察我的动静外，不来打扰我。但偶然有一两次，他们会对我大声呼喝，罚我站两个小时。他们这样做除了要我规规矩矩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沮丧地想起一个父亲的故事，他每到星期六就要把他所有的儿子都狠揍一通。有个朋友问他：“他们做了什么错事？”这个父亲一边继续打，一边回答道：“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做了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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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善意的表现。当我从一所楼房转移到另一所楼房去时，一个警卫不声不响地帮我拿行李，很明显是出于对我这个老年人的敬重或是同情。邱茉莉告诉我，她那里有一个警卫曾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她说：你看起来是个好人，有没有要我帮忙的地方？他说的是真话，还是设的圈套？如果他是对一个他认为无辜的人表示同情，那么她就应该感激他。或者，他本身有反革命的倾向，所以同情一个被称为反革命的人？如果是这样，那么她就应该去举报他，因为他是她所信仰的事业的潜藏敌人。这些问题使她困惑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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