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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参加任何公众的庆祝活动,就自己想办法过节。每逢五一节,我肃立着用英语、俄语和汉语低声唱《国际歌》。我在囚室里像在游行那样走来走去,哼着《华沙进行曲》(又名《危险的旋风》),这是我父亲参加俄国(包括波兰)1905年革命示威游行时唱的歌,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有时我唱美国工人的歌曲《乔·希尔》或者诵念我在纽约参加游行时所呼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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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我们不要再打仗!五六七八,我们不要法西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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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悼念时,我从报纸上看到消息,也自己作悼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70年逝世时,我默立致哀,回想她的音容笑貌和她的斗争经历,也回想起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每到星期二邱茉莉和我就会去帮助她印发《中国通讯》的情形。1972年埃德加·斯诺去世,我也为他默哀,怀念我们之间40年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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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又为龚澎默哀,她长期受迫害,但在临终前,周总理亲自到病榻旁去探视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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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我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从1971年下半年起(即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进步,这可能是秦城监狱进行清查整顿的结果。审讯不那么严厉,要求我们及早交代的压力虽未停止,但减轻了。同过去形成对照的是——我不知道出于何种理由——我被告知,我有进步,也许不会再在狱中关押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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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在隧道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孩子们来探视了。女儿“妹妹”我上次见到时是16岁,现在18岁了,看起来身体不错,更高大丰满了,当然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但儿子“弟弟”要是在马路上见到,我就认不出来了。我离开他时,他是一个结实的、圆脸的12岁男孩,现在他比过去好像长高了一英尺,像一只望远镜一下子拔出来一样,成了一个瘦长、匀称的漂亮小伙子。为了纪念这次欢乐的重逢,带他们来的老同事陈春英(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曾参加审讯我的那位)和蔼地为我们在一起照了相。“妹妹”还在外文局干校(位于北京南面的河北省固安县),是专门到北京来看我的。“弟弟”早些时候已回城,进了一所中学。我同孩子们一直谈得很开心,但当我说(这是监管人员要我这样说的)“为了得到宽大处理,我决心承认和彻底坦白我的错误”时,孩子们的脸上变得毫无表情了。他们不是不相信我,而是认为我既然无罪可言,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样子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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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弟弟”自己又来看望过我一次,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和“妹妹”去看过邱茉莉了,她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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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伙食也忽然好起来了,开饭时给得更多,态度也不那么粗暴了。我已经习惯于少量的配给,也赞成俭朴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太多使肠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多!”看守马上训斥我:“别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来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一天,陈春英又来了,还带来北京最好的西服店“红都”的一位裁缝。在量腰围时,陈悄悄对我说,很难买到适合我的裤腰带了。我开玩笑说,最好把我放进一个拉长机里去把我拉拉长。陈对那位裁缝说:“他还是这样幽默。”我们一齐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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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里的一天,《中国建设》杂志社老同事李伯悌、陈春英和张兆鸿到秦城监狱来把我和邱茉莉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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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父亲和邱茉莉的妹妹罗丝(11)告诉我,我和邱茉莉在狱中时他们曾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我父亲曾写信给宋庆龄和周恩来总理,但没有回音。他的信是否送达,很难说。但有一封写给我的信(请周总理转交)我是收到了的,不管是谁拆开了信,这信是经总理准许才能交给我们杂志社转给我的。信上说,我母亲日趋衰弱,再见我一面也许是她唯一的希望了。我心里难过极了,放声大哭(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要求监管人员允许我给美国打电话,他们可以监听(如果认为有此必要);或者,准许我去美国探亲,我可以住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住地(中国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每天去医院探视母亲,晚上回到住地,过一段时间我仍回中国的监狱。监管人员听了我的要求,但回答是“不行”。(我能想象让我赴美将引起的外交上的麻烦,但让我打个电话应该是办得到的。)不过,他们准许我写信,此后我就不断地写信给爸爸和妈妈(直到她病故)。另外,还准许我汇钱的请求,由《中国建设》杂志社把我积存的工资换成外汇,寄到美国去。这事很快办成了,第一次寄了1000美元。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只有国家高层领导发话才能办到。这对于我和父亲都是安慰,尽管母亲是否知道已不清楚——她已经快到灯尽油干的地步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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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已知道邱茉莉也被关押在这里。我说,她同我的父母关系很亲密,可否请她在我给父母的信上写几句附言。这个请求也被准许了。我由此证实,她关押的地方一定离我很近。她看到我写的信,也会知道我离她很近,虽然我不能直接给她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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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了解到,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关怀我们的结果。不像另外一些遭遇麻烦的人,我从未请求他过问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他在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我起初并不知道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更晚一些时候,斯诺的遗孀洛易斯对海外的友人说,她同斯诺在1970年访华时曾同周恩来谈到我和邱茉莉的情况,周告诉他们,我们在几个月内就会出狱。我们出狱的时间虽然没有那么快,但这个消息传到了邱茉莉妹妹罗丝那里,使她产生了希望。是不是这个消息又传到了我父亲那里,他才给周总理写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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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1年,也就是这封信发出40年之后,我才看到这封信的副本,是在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德的遗物中发现并由她的长女寄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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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这样写的(稍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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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艾培)的父亲,我想您对他是很熟悉的。在1968年初之前,我妻子和我一直收到我们这个独生子的来信,问候他多病的母亲(她患严重的高血压和风湿病已经多年)。从1968年5月以后,我们就没有收到过他或我们的儿媳的片纸只字。后来我们在报上惊讶地读到这样的消息,说他们已经被捕并禁止收发信件、电报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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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已年过80(我到明年1月就满86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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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如果我代表他和他的妻子请求您的干预,我的儿子是永远不会宽恕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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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代表他的病重的母亲向您提出这一私人请求的,请您仁慈地通知负责对我儿子进行隔离的部门,允许他亲笔给我们写几个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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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心希望这一请求能得到您的仁慈考虑,谨先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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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正是这封信促使有关部门对所提要求给予特许。周总理显然热心地作了回应,时机也有利(信是1971年8月写的,到总理手上必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文革”造成了极大动乱,一封经过邮局寄给周总理的信仍然能够直接得到他的注意,这说明尽管他的信件车载斗量,他始终坚持工作人员必须向他汇报所有收到的信件(发信人和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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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父亲,他在我被捕以后的表现确实是英勇的。最初是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纽约时报》上登载着我被捕的消息。1942年他也是从报上得知我在香港遇难的消息的。这对他来说如同五雷轰顶,这次应该是第二次遭“雷击”了。我父亲立即寸步不离电话,一是便于回答所有打来的电话,二是不让母亲受到震惊——她的血压已非常高,神志不清(初期老年性痴呆症),这个消息可能成为对她致命的打击。他还努力使朋友们在她面前不谈我的事情。至于我不去信的问题,他的办法是拿出我的几封旧信,假装着在读一些平安家报(她自己已不能看信了)。早在1966年,他快到80岁时就退休在家照料母亲。他做家务,客人来时把母亲穿戴整齐,在床上帮她翻身(她已不大灵活),他用爱心和毅力做着这一切,自己却承受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他很瘦小,母亲个子大,身体重)。我亲爱的妈妈是1972年去世的,她始终不知道我出了麻烦,当然也不会知道我一年后的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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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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