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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参加任何公众的庆祝活动，就自己想办法过节。每逢五一节，我肃立着用英语、俄语和汉语低声唱《国际歌》。我在囚室里像在游行那样走来走去，哼着《华沙进行曲》（又名《危险的旋风》），这是我父亲参加俄国（包括波兰）1905年革命示威游行时唱的歌，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有时我唱美国工人的歌曲《乔·希尔》或者诵念我在纽约参加游行时所呼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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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我们不要再打仗！五六七八，我们不要法西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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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悼念时，我从报纸上看到消息，也自己作悼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70年逝世时，我默立致哀，回想她的音容笑貌和她的斗争经历，也回想起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每到星期二邱茉莉和我就会去帮助她印发《中国通讯》的情形。1972年埃德加·斯诺去世，我也为他默哀，怀念我们之间40年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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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又为龚澎默哀，她长期受迫害，但在临终前，周总理亲自到病榻旁去探视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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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我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从1971年下半年起（即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进步，这可能是秦城监狱进行清查整顿的结果。审讯不那么严厉，要求我们及早交代的压力虽未停止，但减轻了。同过去形成对照的是——我不知道出于何种理由——我被告知，我有进步，也许不会再在狱中关押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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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在隧道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孩子们来探视了。女儿“妹妹”我上次见到时是16岁，现在18岁了，看起来身体不错，更高大丰满了，当然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但儿子“弟弟”要是在马路上见到，我就认不出来了。我离开他时，他是一个结实的、圆脸的12岁男孩，现在他比过去好像长高了一英尺，像一只望远镜一下子拔出来一样，成了一个瘦长、匀称的漂亮小伙子。为了纪念这次欢乐的重逢，带他们来的老同事陈春英（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曾参加审讯我的那位）和蔼地为我们在一起照了相。“妹妹”还在外文局干校（位于北京南面的河北省固安县），是专门到北京来看我的。“弟弟”早些时候已回城，进了一所中学。我同孩子们一直谈得很开心，但当我说（这是监管人员要我这样说的）“为了得到宽大处理，我决心承认和彻底坦白我的错误”时，孩子们的脸上变得毫无表情了。他们不是不相信我，而是认为我既然无罪可言，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样子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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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弟弟”自己又来看望过我一次，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和“妹妹”去看过邱茉莉了，她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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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伙食也忽然好起来了，开饭时给得更多，态度也不那么粗暴了。我已经习惯于少量的配给，也赞成俭朴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太多使肠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多！”看守马上训斥我：“别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来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一天，陈春英又来了，还带来北京最好的西服店“红都”的一位裁缝。在量腰围时，陈悄悄对我说，很难买到适合我的裤腰带了。我开玩笑说，最好把我放进一个拉长机里去把我拉拉长。陈对那位裁缝说：“他还是这样幽默。”我们一齐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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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里的一天，《中国建设》杂志社老同事李伯悌、陈春英和张兆鸿到秦城监狱来把我和邱茉莉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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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父亲和邱茉莉的妹妹罗丝(11)告诉我，我和邱茉莉在狱中时他们曾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我父亲曾写信给宋庆龄和周恩来总理，但没有回音。他的信是否送达，很难说。但有一封写给我的信（请周总理转交）我是收到了的，不管是谁拆开了信，这信是经总理准许才能交给我们杂志社转给我的。信上说，我母亲日趋衰弱，再见我一面也许是她唯一的希望了。我心里难过极了，放声大哭（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要求监管人员允许我给美国打电话，他们可以监听（如果认为有此必要）；或者，准许我去美国探亲，我可以住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住地（中国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每天去医院探视母亲，晚上回到住地，过一段时间我仍回中国的监狱。监管人员听了我的要求，但回答是“不行”。（我能想象让我赴美将引起的外交上的麻烦，但让我打个电话应该是办得到的。）不过，他们准许我写信，此后我就不断地写信给爸爸和妈妈（直到她病故）。另外，还准许我汇钱的请求，由《中国建设》杂志社把我积存的工资换成外汇，寄到美国去。这事很快办成了，第一次寄了1000美元。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只有国家高层领导发话才能办到。这对于我和父亲都是安慰，尽管母亲是否知道已不清楚——她已经快到灯尽油干的地步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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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已知道邱茉莉也被关押在这里。我说，她同我的父母关系很亲密，可否请她在我给父母的信上写几句附言。这个请求也被准许了。我由此证实，她关押的地方一定离我很近。她看到我写的信，也会知道我离她很近，虽然我不能直接给她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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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了解到，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关怀我们的结果。不像另外一些遭遇麻烦的人，我从未请求他过问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他在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我起初并不知道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更晚一些时候，斯诺的遗孀洛易斯对海外的友人说，她同斯诺在1970年访华时曾同周恩来谈到我和邱茉莉的情况，周告诉他们，我们在几个月内就会出狱。我们出狱的时间虽然没有那么快，但这个消息传到了邱茉莉妹妹罗丝那里，使她产生了希望。是不是这个消息又传到了我父亲那里，他才给周总理写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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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1年，也就是这封信发出40年之后，我才看到这封信的副本，是在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德的遗物中发现并由她的长女寄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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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这样写的（稍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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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艾培）的父亲，我想您对他是很熟悉的。在1968年初之前，我妻子和我一直收到我们这个独生子的来信，问候他多病的母亲（她患严重的高血压和风湿病已经多年）。从1968年5月以后，我们就没有收到过他或我们的儿媳的片纸只字。后来我们在报上惊讶地读到这样的消息，说他们已经被捕并禁止收发信件、电报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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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已年过80（我到明年1月就满86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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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如果我代表他和他的妻子请求您的干预，我的儿子是永远不会宽恕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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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代表他的病重的母亲向您提出这一私人请求的，请您仁慈地通知负责对我儿子进行隔离的部门，允许他亲笔给我们写几个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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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心希望这一请求能得到您的仁慈考虑，谨先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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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正是这封信促使有关部门对所提要求给予特许。周总理显然热心地作了回应，时机也有利（信是1971年8月写的，到总理手上必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文革”造成了极大动乱，一封经过邮局寄给周总理的信仍然能够直接得到他的注意，这说明尽管他的信件车载斗量，他始终坚持工作人员必须向他汇报所有收到的信件（发信人和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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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父亲，他在我被捕以后的表现确实是英勇的。最初是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纽约时报》上登载着我被捕的消息。1942年他也是从报上得知我在香港遇难的消息的。这对他来说如同五雷轰顶，这次应该是第二次遭“雷击”了。我父亲立即寸步不离电话，一是便于回答所有打来的电话，二是不让母亲受到震惊——她的血压已非常高，神志不清（初期老年性痴呆症），这个消息可能成为对她致命的打击。他还努力使朋友们在她面前不谈我的事情。至于我不去信的问题，他的办法是拿出我的几封旧信，假装着在读一些平安家报（她自己已不能看信了）。早在1966年，他快到80岁时就退休在家照料母亲。他做家务，客人来时把母亲穿戴整齐，在床上帮她翻身（她已不大灵活），他用爱心和毅力做着这一切，自己却承受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他很瘦小，母亲个子大，身体重）。我亲爱的妈妈是1972年去世的，她始终不知道我出了麻烦，当然也不会知道我一年后的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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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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