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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不光是邱茉莉和我）怎么能够在长时期的单独囚禁中活下来？当然，有人因沉重的、残酷的虐待而导致健康损坏（有时甚至造成精神不正常）。另外一些人能够活下来，我相信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另一方面是给自己规定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经常去做，像吃饭睡觉一样。在体能方面，我打太极拳，这是我在中国早些时候学会的。还有“陆上游泳”，弯腰，做自由式游泳动作，有时还把头“伸出水面”去呼吸，可惜不能蹬腿。在心理方面，我不但回想我的全部经历以应付我的“案件”，还在记忆中“重温”那些影响我的主要书籍，甚至于复习我成绩很差的中学数学（有好几个星期我试图回忆求平方根的方法，但没有成功）。为了娱乐自己，我自己对自己讲笑话（大多是犹太笑话），还哼歌曲，尽量不出声，因为那些警觉性很高的看守一再告诫：笑和唱歌或哭泣一样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企图用一些无聊的举动或自我怜悯来逃避面对自己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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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玩一些“精神游戏”，其中之一是回想我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带Mac（麦克）的名字，按字母次序，从MacAdam（麦克亚当）到MacWhirter（麦克沃特）。另外一个是从事语言学的探索，找出英语词根同法语、德语和俄语词根之间的关系。这种“精神游戏”的范畴是无限宽广的。可惜我在下棋和打桥牌这两方面都非常蹩脚，所以不能在自己脑子里玩这两种游戏。但回想我“下臭棋”和“打臭牌”的情形也是极好的自娱。在打桥牌方面，我记得曾对自己开玩笑：我常把朋友当成敌人，把敌人当成朋友（想到这里我不禁要笑出声来，就赶快转过身去，把背对着牢门上的窥视孔）。在下棋方面，我记得曾把自己吹嘘成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师，证据是：我对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解释了走法之后，我赢了第一盘而他则赢了第二盘！（这是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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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做伴，我在两个小小的活物身上找到了乐趣：一只苍蝇和一只壁虎。我发现这只苍蝇是在星期五，所以就给它取名为“星期五”。我对它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那敏捷的活动能力，恨的是它在飞到马桶边沿上之后又飞到了我喝水的杯子上。在这种时候，我就想用毛巾或报纸把它扑杀，但始终没有成功。也许因为长度或我的恶意不够，也可能是因为多年来几亿中国人拿着蝇拍打苍蝇，已经使这个国家的苍蝇非常擅长于巧妙的躲避。最终使“星期五”覆灭的还是技术，使用这种技术的是一个不知姓名的、无声无息的犯人，他拿着装满杀虫剂的喷雾器。我悲哀而又恭敬地拾起我这个朋友的遗体，放进抽水马桶，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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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虎和我的友谊更为短暂。它常常在天花板上某个它所喜欢的地方猎捕蚊子和小虫，这是既有益又好看的动作，使我对它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有一个做清洁工作的犯人奉命来清扫房顶电灯上的灰尘，在挥动手中的长把扫帚时，把它从天花板打落到地上。它又愤怒又惊慌，急急忙忙从门缝里逃往走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使我十分遗憾。小动物没有了，我转向花草。夏天，我可以在一处四边围起来的小空地上活动身体。在围墙上有往来巡逻的卫兵，我趁他向别处注视的时候，迅速摘一片草叶或一朵小小的野花，藏在上衣里，偷偷拿回囚室，然后偷偷地拿出来欣赏，直到它枯萎，最后像“星期五”那样水葬。这些是我在接触生命上所取得的小小的胜利，尽管这不是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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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苦的是没有事做。除了保持衣服、床铺和囚室的清洁之外，什么也不准我做。我听见门外有人在打扫走廊，便请求让我去做，但得到的回答是：只有普通犯人可以做，“单独监禁的犯人”不行。我又提出让我去给看守和警卫教英语或者俄语或者两者都教，但也遭到了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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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提出的这一类请求，回答总是这样一句话：“别去想这些事情，先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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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焦急地想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但同样碰了钉子。我无时不在想念邱茉莉和孩子们，回味他们在我记忆中的每一件事情。每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梳着辫子的小姑娘的照片，那个小姑娘就会变成同样年纪时的我的女儿“妹妹”。儿子“弟弟”在我心头掠过时，他不是在聚精会神地抓蝈蝈，就是在为一个什么有趣的念头而开心地微笑。有一次，我满含热泪地低声呼唤“英格利”——这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犹太依地语词，意思是“小孩”，我母亲在我幼小时常这样呼唤我，但我已经40年没有听见或想到过它了。我的孩子们现在在哪里？直到在狱中的最后一年，我才较为详细地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过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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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简单谈一谈监狱中除了审讯者以外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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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的看守多数是中年人，在“文革”前受过训练。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多说话，但不作威作福。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不推推搡搡，也不嬉笑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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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的警卫大多是年轻的兵士，每隔数月轮换一次。从他们的口音听起来（有的我听不懂），他们好像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他们的性格也各异，有的安静，有的爱耍威风。我敢肯定，绝大多数（或者是全部）不知道我的姓名、不了解我的任何情况，只知道我是一个敌人，有一个固定的号码，对我必须加以监视和监督。他们除了从囚室上的窥视孔观察我的动静外，不来打扰我。但偶然有一两次，他们会对我大声呼喝，罚我站两个小时。他们这样做除了要我规规矩矩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沮丧地想起一个父亲的故事，他每到星期六就要把他所有的儿子都狠揍一通。有个朋友问他：“他们做了什么错事？”这个父亲一边继续打，一边回答道：“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做了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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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善意的表现。当我从一所楼房转移到另一所楼房去时，一个警卫不声不响地帮我拿行李，很明显是出于对我这个老年人的敬重或是同情。邱茉莉告诉我，她那里有一个警卫曾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她说：你看起来是个好人，有没有要我帮忙的地方？他说的是真话，还是设的圈套？如果他是对一个他认为无辜的人表示同情，那么她就应该感激他。或者，他本身有反革命的倾向，所以同情一个被称为反革命的人？如果是这样，那么她就应该去举报他，因为他是她所信仰的事业的潜藏敌人。这些问题使她困惑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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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参加任何公众的庆祝活动，就自己想办法过节。每逢五一节，我肃立着用英语、俄语和汉语低声唱《国际歌》。我在囚室里像在游行那样走来走去，哼着《华沙进行曲》（又名《危险的旋风》），这是我父亲参加俄国（包括波兰）1905年革命示威游行时唱的歌，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有时我唱美国工人的歌曲《乔·希尔》或者诵念我在纽约参加游行时所呼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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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我们不要再打仗！五六七八，我们不要法西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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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悼念时，我从报纸上看到消息，也自己作悼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70年逝世时，我默立致哀，回想她的音容笑貌和她的斗争经历，也回想起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每到星期二邱茉莉和我就会去帮助她印发《中国通讯》的情形。1972年埃德加·斯诺去世，我也为他默哀，怀念我们之间40年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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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又为龚澎默哀，她长期受迫害，但在临终前，周总理亲自到病榻旁去探视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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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我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从1971年下半年起（即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进步，这可能是秦城监狱进行清查整顿的结果。审讯不那么严厉，要求我们及早交代的压力虽未停止，但减轻了。同过去形成对照的是——我不知道出于何种理由——我被告知，我有进步，也许不会再在狱中关押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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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在隧道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孩子们来探视了。女儿“妹妹”我上次见到时是16岁，现在18岁了，看起来身体不错，更高大丰满了，当然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但儿子“弟弟”要是在马路上见到，我就认不出来了。我离开他时，他是一个结实的、圆脸的12岁男孩，现在他比过去好像长高了一英尺，像一只望远镜一下子拔出来一样，成了一个瘦长、匀称的漂亮小伙子。为了纪念这次欢乐的重逢，带他们来的老同事陈春英（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曾参加审讯我的那位）和蔼地为我们在一起照了相。“妹妹”还在外文局干校（位于北京南面的河北省固安县），是专门到北京来看我的。“弟弟”早些时候已回城，进了一所中学。我同孩子们一直谈得很开心，但当我说（这是监管人员要我这样说的）“为了得到宽大处理，我决心承认和彻底坦白我的错误”时，孩子们的脸上变得毫无表情了。他们不是不相信我，而是认为我既然无罪可言，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样子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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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弟弟”自己又来看望过我一次，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和“妹妹”去看过邱茉莉了，她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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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伙食也忽然好起来了，开饭时给得更多，态度也不那么粗暴了。我已经习惯于少量的配给，也赞成俭朴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太多使肠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多！”看守马上训斥我：“别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来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一天，陈春英又来了，还带来北京最好的西服店“红都”的一位裁缝。在量腰围时，陈悄悄对我说，很难买到适合我的裤腰带了。我开玩笑说，最好把我放进一个拉长机里去把我拉拉长。陈对那位裁缝说：“他还是这样幽默。”我们一齐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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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里的一天，《中国建设》杂志社老同事李伯悌、陈春英和张兆鸿到秦城监狱来把我和邱茉莉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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