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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初，当时“文革”已进入尾声，但尚未完全结束，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这是群众自发的活动，延续了好多天。广场逐渐为花圈所覆盖，大多数用的是白色（在中国，丧事用白色）纸花或绢花，工厂工人则用金属制作的花。在广场内和四周，挂满了无数悼念的诗词，有的是专业作家写的，但多数是普通老百姓的创作。由于“四人帮”的煽惑（“四人帮”是这些悼念作品的矛头所向），广场上所有悼念的花圈和诗文突然被清除，群众十分气愤，引发了多起冲突和逮捕事件。官方把群众的情绪反应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场抄录这些悼念诗文的北京市民被强行制止，拍摄现场照片的被勒令交出胶卷——我也未能幸免。人们佩戴的黑纱要拿掉——有人不听。多年以后，这些悼念的诗文结集出版，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受到了人们的赞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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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应邀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1949年，毛泽东就是在政协的会议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在其后的五年中，它是中国最高的人民代表组织。1954年制订宪法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政协”仍然存在，但其性质变为广泛统一战线的“智库”，可向政府提出建议——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组合。为此，它吸纳了各界的专业人才，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在“文革”期间，由于政协委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当时被称作“臭老九”，只配去接受“再教育”——因此连开会都不准。后来政协恢复，它的工作又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几乎全部致力于为委员们进行政治上的平反。之后，它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咨询机构，包含了广泛的智力资源——既有新中国成立前就存在的，也有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大发展中培养出来的。在政治上，它继承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时候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原则，共产党员所占的名额不超过1/3，其他的成员多数来自曾在革命中支持共产党的各民主党派，还有一些人士（其中有人曾在旧政权中居军政高位）经各种途径达到了同样的立场。这可以作为周恩来在1944年对我和邱茉莉所作预言的实现。当时他对我们说，不管有没有他（指蒋介石）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一定会在中国产生。事实上，只要蒋介石愿意接受一个统一的新中国，对他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他的许多部下最后已经这样做了）。蒋却宁肯躲在美国舰队的屏障后面，在台湾苟安。但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管需要多长的时间，历史的逻辑终究不会允许继续把中国一分为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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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全国政协的过程颇为奇特，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早在1966年初，我的老友、30年代“保盟”同事廖梦醒打电话给我，对我即将参加全国政协表示祝贺（她本人是全国政协委员）。但直到5月份“文革”开始时，我也没有接到正式通知。后来，全国政协本身瘫痪了。我再次听说将任全国政协委员已是十年之后。但我真正坐上这个位置是在1984年，起初是全国政协委员（共约2000人），后来是常委（共约200人）。政协有各级组织，从全国委员会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委员会，各级政协委员会的总人数当时共有30万，现在大约已增至50万。它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越来越丰富，成员平均年龄则越来越低——在开会时，人们会看到60岁以上头发花白或秃顶的人越来越少，40岁或小于40岁的黑发人则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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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们对国事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重要的建议和意见。我口头或书面提出过的建议包括以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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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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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假药及有意用来牟取暴利者，应受到法律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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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许多委员会的下述要求：对于因贪污或其他腐败行为而导致的行政渎职罪行，政协应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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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政协会议上，有时同别的委员联名，有时单独提出，我促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个“合作社法”。中国虽然多年来在宪法中把合作社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像绝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这样一部法律。农业合作化曾推行过（匆促地推进到人民公社这一高潮），后来就放弃了。但一些特殊的服务业如运输和销售，合作社仍是很有用处的——许多国家都已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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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曾长期参与中国“工合”运动，还参观过西班牙蒙德拉贡的合作社企业和社区，获得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合作社成功地从小作坊逐步发展成采用现代技术的产业。我始终认为，创立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社对中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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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除不断扩充成员外，也进行一些自我整肃的工作，如清除侵吞公款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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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随着经济生活中市场因素的增加，一方面有力地促使物质上的增长，另一方面却也滋生了许多弊端，腐败现象不幸随之加剧。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相对来说较为贫穷，但极诚实。国民党的腐败和胡作非为，人们对之记忆犹新，清除这些弊政成了广泛的自发的要求，如同人人把手弄脏了就要洗净一样，所以促使大家严格要求做到忠诚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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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旧社会的丑恶现象也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在旧中国，卖淫主要是由于贫穷。经常的饥荒使走投无路的父母不得不把女儿卖掉，以免饿死。现在卖淫重新出现是由于一些人在吃饱穿暖之后还想要更多的钱花，包括极少数大学生，她们想“傍大款”、进入高消费阶层。这同两性关系有更大自由是两码事，后者是随中国妇女在取得平等地位上总体进步而取得的，尽管这方面也有起伏和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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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头来谈全国政协。政协委员中女性约占10％。这个比例当然远远小于毛泽东所说的妇女是“半边天”。而且这些女委员集中在全国妇联、医护界和演艺界。在早些年里，在更高级别的人员中，妇女人数比现在要多一些，这是革命年代遗留下来的情况。全国政协主席一职多年来曾由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担任，她本人也是党的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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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似乎也在出现妇女们头上的“无形的极限”。她们在就业方面——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常遇到困难，原因是常见的赢利要求，因为妇女结婚后会怀孕、照顾生病的孩子等等，会影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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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情况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关键的事实：中国革命的胜利把妇女从半奴隶状态的深渊中解放出来，得到了法律上明确规定的公民权，以及农村土地分配、婚姻自由、享受带薪产假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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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全国妇联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代表大会上，集中注意到了这个“无形的极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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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政协，人们普遍赞赏国家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过去遗留或延续下来的贫困落后的问题。在城市里生长的委员们去视察边远而贫困的农村地区时，一方面为所看到的消极情况所震撼，另一方面也积极地提出改善的建议。现代的中国，同时存在着这样两种事实：一是快速进步，一是需要花大力气和长时间去克服高峰和低谷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快速进步造成并扩大了这种差距），委员们对此有明确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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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有的革命传统中，有一些渐渐褪色，也有一些坚持下来或重新激活。发生自然灾害时，军队总是立即到达现场，帮助人民。比较新的是青年志愿者运动。到西部去的风气也正在形成，虽然刚开始不久，但同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雁南飞”（到更舒适、更富饶的地方去）现象显示出强烈的对比。这种风气也使我个人受到了一点影响。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女编辑在北京一家一流的出版社担任着重要的职位，但她放下了出版我的一本著作的中文版的工作，到西藏支边去了——一去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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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第三世界——特别是在其发展中的部分和欠发达的部分之间，以及所有国家的老一代和年青一代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数字化鸿沟”，有的根本没有计算机，有的虽然有计算机，但已年老不能适应。与此相对照，也有戏剧性地跃过时空的奇迹。大约20年前，我就在西藏看到有人用计算机书写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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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上和社会上进行调整以适应快速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有时会使人迷失方向，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老共产党员，也会迷信或成为“法轮功”这类荒唐却有蛊惑力的邪教的俘虏——“法轮功”的一些痴迷者甚至为了达到“圆满”而自杀或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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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邪教还发展了自己的组织、规定了自己的纪律。我家的一位朋友，是共产党员，她的丈夫去世后，我们邀请她到我家来住，她表示拒绝，因为她“未能获准”。需要谁的准许呢？需要“法轮功”的准许，因为她已成为“法轮功”的一名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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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某些人精神空虚的表现，他们所持的理想已经消失——或者说，从未真正扎根，他们是在思想混乱的状态下寻求某种新的寄托，不论这种寄托是如何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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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89年6月4日解放军平息骚乱为高峰的事件是悲剧性的，也许还是可以避免的。造成这一事件的内部原因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情绪，外部原因是敌意的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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