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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对农业始终一往情深。阳早和寒春当时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工作，邱茉莉给她的亲戚写信，向他们咨询购置新设备的情况。阳早是纽约上州的一个世袭牧场主，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寒春在大学里读的是原子物理专业，成绩优异，但她不愿为美国的军工厂制造武器，宁愿到中国来养牛。邱茉莉的一位妹夫是英国农民，她向他打听现代化的电力和真空搏动挤奶机，还询问每种机器的挤奶管与奶牛场的输奶管道的接头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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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我们到美国和英国旅游时，给阳早和寒春带回了成熟公牛的干冰冷冻精子。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我们遇上了反恐怖分子的紧急戒严行动，险些失去它。手提卡宾枪的士兵驾着摩托车，在机场的室内区域来回巡逻，检查人员连旅客的相机镜头都要打开，查看胶卷盒里是否藏有爆炸装置。幸运得很，当我们说是“精子”时，德国检查人员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居然没有坚持要我们打开冷冻罐。也许他们当中有一位是农家子弟吧——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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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出发旅行（探望我在纽约的老父和邱茉莉在英国的众多亲戚，仅罗莎蒙德妹妹一家就有八个子女和几个孙子孙女）之前，我们还参加了一次体力劳动。当时，机关干部轮流参加劳动的规定还没有取消，我们一向乐于参加这样的活动。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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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培和我即将去参加劳动——为我们外文局新的职工住宅挖地基。基建任务很繁重——住宅楼、办公楼、道路、下水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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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参加过挖地下防空系统的劳动，这一点邱茉莉在信里没有提及。当时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一旦遭到核打击，北京市民便可以从这些四通八达、互相连贯的地道里撤走。我们的儿子艾颂平（小名“弟弟”）正在进行半工半读。邱茉莉在给她英国亲族的信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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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在技术学校里学习冶金机械制造。目前全校师生正在农村向农民学习，期限半年。他情绪很好，每月回来休息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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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这次出国旅行做准备，邱茉莉申请办理中国驾驶执照——一种能为英国等国家承认的国际旅行驾驶执照。虽然她从十几岁起就开车，但那些执照早已老掉了牙，因此申请碰到了困难。她在信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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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他们（中国）不给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颁发驾驶证。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在英国旅行没有车是多么困难……上次访问英国时，我们在那里总共待了四个星期，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浪费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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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她重新把握方向盘的时候，发现她的老经验已经不能适应新情况了。车速、车辆本身、交通规则等如今都已大不一样。她的农夫哥哥为我们买了一辆二手车，供我们暂时使用。我们开着这辆车，有一次险些被后面一辆快速行进的豹牌汽车撞出路面。总算没有被撞上，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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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狱后回到北京家里和工作单位的头几个月里，邱茉莉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关心公共福利。在给我们出版社领导的一封信里，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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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专家居住的）东楼，每星期四、六下午4点30分至5点30分供应热水……只在上班时间供应。这就意味着家住东楼的同志们要么洗不上澡，要么利用办公时间去洗澡。有些同志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锅炉房的工作时间必须跟办公时间一致。这似乎很不合乎情理，就像炊事员要求他们的工作时间跟办公时间一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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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表明，即使是我们这些享受特殊待遇的外国人，当时的生活条件也是何等艰苦。但她并不是要为自己争特殊待遇，而是一如既往为他人争取公平待遇。她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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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东楼每星期供应两次热水，而（中国职工居住的）西楼一次热水都没有。听说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煤炭。如果真是这样，我建议把这些烧热水的燃料平均分配。把东楼的热水供应由每周两次减为一次，而给西楼每周供应一次热水。与此同时，调整供水时间，使之更加方便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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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务琐事方面，我们的大女儿艾颂雅（小名“妹妹”）正在学习编织工艺品。邱茉莉给她的妹妹写信说：“要是你手头有编织之类的书籍，请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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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拉拉杂杂，可以窥见我们正在迅速而全面地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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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雨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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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三十章 我失去了邱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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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是1984年9月24日去世的，离她的79岁生日只差几天。她停止呼吸的时候，没有人在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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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天晚上，在医院里，她显得神志清醒、安宁，甚至于可以说心情愉快。第二天一早5点钟，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她已入弥留状态，等我赶到时，她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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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生活了41年，“形同一体”，心心相印，这样的共同生活现在突然中断了。我们两人已变得如此密不可分，朋友们和同事们在说到“邱茉莉和艾培”时，几乎是当作一个人来称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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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被分隔开了。从我们结合（那时我26岁）到她离我而去（我已69岁），四十多年来她一直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音符，现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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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对我说，在她回光返照的瞬间，她曾呼唤我。使我终身抱憾的是，我没有在她身旁，没有握住她的手、帮她闭上她那双湛蓝的眼睛，并且亲吻它们。见到她的遗容，我控制不住自己，泪如雨下。回家以后，有两天两夜，我不停地阅读她所喜爱的两位作家威廉·布莱克和威廉·莫里斯(1)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最早启发她的心智，去追求社会公正和进步。她给我朗诵这些作品的声音顿时又在我耳边响起。我又找出她过去和最近给我的信札来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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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遗体火化后，我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去做她会要求我做的事情——继续完成我的（或者说，我们的）工作。不到一星期我就乘车去武汉，按原定计划，在纪念我们的友人史沫特莱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史沫特莱为人坦率，有时非常严肃，有时却又非常爱开玩笑。在这次会上，她似乎又活生生地出现在我（和邱茉莉）的面前，我们曾经共同为之奋斗的一切似乎也都活生生地重现了。回来之后，我不再流泪——除非有时突然悲从中来，泪水会在我眼中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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