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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世家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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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的老家在河北沧州。沧州靠海，是个对外交流频繁的地方，在河北算是比较开放的地区吧。她出身于一个与父亲截然不同的官僚家庭。我姥爷叫朱佩兰，字蔼亭，做过清末的四品知府，在民国时期做过税务官。他还是个书法家，字写得很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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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原名朱玉筠，在革命生涯中改名为许明。她与姥爷都被列入河北《沧县志》之中。她自幼就非常聪明，而且又非常勤奋。从小，父母亲就都很喜欢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比较像我母亲，当然不只是长得像，主要在于我继承了母亲的聪明和勤奋。我女儿老说：“爸，我怎么脑子没你好使呢？”我就说：“你没爸爸努力呗。”其实，人光靠天资是不够的，更需加上勤奋。这点，在我母亲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母亲的字也写得非常好，研习书法，应该说是旧时官僚和知识分子家庭的一个传承。后来，她教我写字的时候，先教我隶书，再临魏碑，然后再临欧阳询、柳公权，最后落在柳公权上。不过，由于日久荒疏，我现在的字实在不入流，远远不能与我姥爷和母亲的书法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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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乡里算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我母亲在乡里则是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算是个才女吧。当年河北省的高中统考，她是全省的第一名。她在河北省省立第二中学读书时，共产党就在学生里发展党员。党组织看到哪个学生思想进步、学习好、人品好，就将其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组织上觉得我母亲有活动能力，口才也好。所以，她很早就被发展入党了。我认识的多数长辈女同志，除了几个老大姐，像邓（颖超）妈妈、蔡（畅）妈妈、帅（孟奇）妈妈啦，其他都是“三八式”，即抗日战争期间入党的干部。而我母亲比她们稍早一些，她是在1936年，17岁那年入的党，算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员。她当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也是组织者之一。后来她没有继续上大学，而直接去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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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有个前妻，叫张越霞。因此，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我父亲后来去苏联，他们就分手了，张越霞又嫁给了博古。抗战初期，我母亲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社会部做秘书，正好坐在我父亲对面办公。他们就是这样相识的，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办公室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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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大约是8月的某一天，他们在延安结婚。当时是与邓小平、卓琳两口子的婚事一块儿办的。这个结婚的时间，是应邓榕之请考证的。她还感慨道，连具体日子都搞不清，真是愧为子女呀。当时有张照片保留了下来，据说是在毛主席的窑洞前面，四个人一起拍的。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里也有记述。那天，毛主席和中央很多领导都来了，然后大家就喝酒。邓小平是来者不拒，有敬必喝。我父亲一看，嚯，小平同志都这样，我也得有敬必喝，结果就喝得醉到桌子底下去了。我母亲第二天把他臭骂一顿：“你看你，洞房花烛夜干的什么事！”我父亲说：“我是看小平同志在喝呀，他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呢？”其实，当时有人暗地里保护小平同志，给他喝的都是水。后来聊天聊到这段趣事，我跟他说：“爸，你这个人也太老实了，还是人家小平同志‘官’大呀。”他说：“我也是个副部长啊，我没想到他们会搞这一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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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结婚后，我母亲留在延安，我父亲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后，他们一块儿到了东北。我父亲当时是第一任中共延吉市市委书记。1947年，我就生在东北延吉。第二年，我弟弟孔栋也是在那儿出生的。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叫“龙井”，跟龙井茶的那两个字一样。以后，我还去过那儿，想看看我是在哪个屋子里生的。当时政府的大院，曾经是关东军驻屯军的司令部，现在这个房子还在。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在官衙出生的人命硬。不管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不过我的命是挺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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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是个“丹”字，这和“一片丹心向着党”的红色毫无关系。当时因为我出生后在地下室里住，长痱子挠破了皮肤，二十多天大的时候就感染了丹毒，据说脑袋肿得像个篮球似的。我父亲当时和警卫员一起骑马跑了四十多里地，在一支过路部队的医院拿到几针盘尼西林（青霉素），然后用脸盆把药放在凉水里冰着端了回来。当时也没有像样的大夫，只好找了一个日本的实习医生来处理。这个医生也不会用盘尼西林，分几次注射，未能及时控制住感染。感染面大了，他不得不在我头上开了五刀，包括两只耳朵后面各一刀。到现在，我头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疤。不管怎么说，还是救了我一条命。我这个“丹”字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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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母亲也到了海关总署工作。我父亲是署长，母亲是人事处长。那时，很多干部两口子在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单位工作，这种现象很普遍，是战争环境决定的。丈夫在延安，妻子也就在延安；丈夫在东北，妻子也就去了东北。当然，有时也不得不分开。新中国成立后稳定了，就有一个夫妻工作上的回避问题。因此，1953年，我母亲就被调到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在那里，我母亲一直很勤奋，平日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她在同事中口碑很好，大家都说她待人真诚厚道，普遍认为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干部。她的工作方法有条不紊，报批文件中重要的地方她都先过目，给总理看的文件都加上批条加以注解，很受总理赏识。总理那里的这种公文性、服务性的工作，她一直负责到她自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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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两个人的性格很不一样。我父亲在党内上来下去、下去上来的，地位变化很大，像他这样的人确实比较少。经历了这些，我觉得他就比较圆通了。我用“圆通”这个词儿，一是他没那么多外在的棱角；二是他有韧性。我母亲则更多受到过旧知识分子或者说士大夫气节的熏陶，绝对不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去低头附会什么势力。她为人比较清高，待人比较耿直，性格特点明显得很。在总理那里，她后来是负责文教领域的联系工作。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总理亲自指挥排练的，我母亲几乎是从头跟到尾，在现场安排和帮助演出。接着，江青搞“京剧改革”的样板戏。江青搞文艺并不是外行，她是懂行的人，也懂京戏。当时，有些样板戏改编得不错，把经典唱腔都安排进去了。但是她这个人事儿多，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别人都哈着她。可我母亲不大买账，在有关工作中我行我素，并不逢迎她，有时惹得江青很不高兴。可以说，我母亲在“文革”前就已经得罪了江青，这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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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的耿直，也得罪过陈伯达。有次陈伯达一行去天津调研，由我母亲陪着一起去。到了吃饭的时候，陈伯达说，现在人民生活困苦，我就不吃饭了。这种虚伪做作弄得其他干部和工作人员都不好办了。我母亲就出面说，该吃饭还得吃，工作还得工作嘛。结果，据说陈老夫子挺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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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浪子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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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上的是育才小学。育才小学是个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寄宿制学校，那时很多党政干部的孩子都在育才上学。可我小时候很恋家，不断地哭闹，用被子蒙住头呜呜地哭，也不知道怎么那么伤心。我的同学、姬鹏飞的儿子姬军，后来还提起这事。他说：“哎哟，你说你当年那没出息劲儿吧！”后来，我父母拿我没办法，在育才只住了半年，就把我接回来走读，不住校了。我也难以想象，小时候我怎么是那么一种性格？之后因为我们那时住在原海关总署的旁边，就是现在北京医院一带，就把我转到了距家近的东交民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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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调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后，我们就搬到了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4号。当时，李克农还活着，我们两家一起住在这个大院子里。这次搬家后，我就由东交民巷小学转到西板桥小学。后来，我们又搬家到康生原来住的景山东街1号，不久又搬回到米粮库胡同4号的四合院内，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米粮库胡同4号（后改为5号）这个院子很有名，因为“文革”后期它成为邓小平的住宅。卓琳阿姨去世时，我和孔栋前往吊唁。因为我们在那儿住过，邓朴方还邀我们去看院子里种的牡丹花。那是百年的牡丹花株，已经经历过多少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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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时大炼钢铁，当时号召大家包括小学生都捐献废铜烂铁。我在小学读书，也找不到什么东西，就要把家里的铁锅拿去上交。我母亲说：“儿子，你把锅拿走了，咱家怎么吃饭啊？你怎么能砸锅卖铁呢？”我没辙了，还要表现积极，就把人家交来的、已经在仓库后边堆放着的破铁锅偷出来，然后再去交一次。除“四害”时，我和大家都站在房上轰麻雀，感到很好玩。这也是我们亲身参加的“大跃进”，那就是当时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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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里，我没有干部子弟学校里的那种优越感，和胡同里的孩子们玩成一片。甚至有段时间，我还和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了一起。我们一起跑到街道商铺的冰窖里偷沙果，在外边打架什么的。我记得，我们那个孩子头姓李，一肚子坏水儿。我比较傻，跟着这些不良少年玩，学习也是一塌糊涂。那时期，我可以说是品行恶劣，当时说话都是讲粗口。我和弟弟在一起上学，见到谁欺负弟弟就上去管，还有些小霸气。有一次，在学校和人家用竹竿打着玩。有一根竹竿前面有个铁片。那个孩子抓住了铁片，我去抢，一下子把人家手掌从中间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险些残了。那孩子的家长急了，告到我家里来了。我母亲知道情况后，大动肝火，她虽然没动手打我，但叫我罚站，严词责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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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被训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之后，我就突然改邪归正了。我开始认真学习，算是浪子回头吧。也就是第二年，那个小学校十几年中没有人能考上四中，让我给考上了。我小学的班主任老师姓张，是个很严厉的数学老师。我考上四中之后，他高兴死了，觉得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成果。我那时候的成长氛围很正统，哪有什么走后门呀，都凭自己考。后来，我弟弟就没能考上四中。哎哟，他那伤心呀。不过，他在考高中时终于靠本事又考进了四中，圆了这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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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初中时两门课得了199.5分，作文有个错别字，被扣了0.5分。我起初还以为自己挺棒，沾沾自喜。开学时到四中一看登记的成绩，班上双百分的有六七个。我很受刺激，怎么回事儿啊？他们怎么那么能啊？！所以，我从一进入四中就一路争强好胜下去，非要在学校里成为尖子不可。先是班上的尖子，然后就是年级的尖子，再是全校的尖子。从此，就踏上努力学习的不归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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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三年是个优秀的“三好学生”，直接保送到四中高中，所以我没有经历过中考。当年，这种中考也很残酷。因为我们保送生不用考试了，就给考生们服务。我送水、送绿豆汤时，亲眼看到有人当场就晕过去了，可能是夏天中暑吧。我初中三年得的是“银质优良奖章”，没拿到金质奖章的原因是一次期末化学考试看错题了，考了一个三分。因为奖章不是由学校决定的，而是北京市教育局统一按有关标准发的。那时的要求很严格，我犯的这种错误也是不可原谅的。但是由于四中的地位，人家说四中宁要本校的银质奖章保送生，也不要外校的金质奖章保送生。但实际上，当时也有一些其他学校的金质奖章学生，如育才学校毕业的秦晓、徐晓东、路书奇等，四中还是接受了对他们的保送。我们一块儿保送的几个四中同学，假期过得很惬意。别人还在忐忑不安地等着发榜，我们就痛痛快快地玩儿，因为已经没有心理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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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除了历史悠久，师资力量也很强。所以四中学生学习好是有这个基础条件的。还有四中的校风，就是崇尚勤奋，以懒惰为耻，以勤奋为荣。学习就跟比赛一样，都争强好胜。谁玩儿命学习，大家就跟他较劲儿。我们那时的心态就是，你好，我要更好；你强，我要更强；你勤奋，我要更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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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学习，老师们在四中还专门介绍和推广过我的学习方法，开始在班上，后来到年级，再后来推广到全校。我的自学能力，可以说很强，总的方法是非常强调预习。预习是什么，就是知道自己在上课时该重点听什么，然后再复习。另外，每一学科的方法，每一个环节的作用，也有不同。那时，还有什么循环单词记忆法等等。当时，预习这一环节，不是所有中学都提倡的。但四中就非常重视预习，其实就是自学。四中为什么学习质量比较高，就是在学习方法上有预习、有授课、有复习，成为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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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老师善于启发诱导而不是简单灌输的教育方式也是重要的方面。当年，毛主席提倡启发诱导式的教育改革，一些优秀的老师其实已经在实践这样的教学方法，不是从头到尾地满堂灌，而允许大家在课堂上提问题。比如语文课，老师讲解一个词。学生可能会说，老师，这个词我们查了字典，还有什么什么的意思。老师说，噢，是吗？这在当时我们的课堂里是常有的事情。比如讲数学课，老师就让学生先推演，然后再讲解结论。老师讲一种方法，学生有时说，老师，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老师看了甚至会很高兴地说，你这个好，比我的方法好。如此等等。还比如，我们那时都开始自学高等数学了，解析几何的题如果用微积分就很好解。我还问过老师：“高考时是不是可以用微积分方法做解析几何的题目？”老师说：“那可不行，人家是有要求和标准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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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四中的一些老师水平确实很高，他们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老师给你们的，并不是“鱼”，而是“渔”，是钓鱼竿，是钓鱼的方法；老师给你们的，也不只是知识，更是培养你们获取知识的能力。我最喜欢的老师是顾德希，北京市特级教师，教语文的。他篮球也打得好，跟我们这些同学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怀念中学生活，我是特别怀念这段日子，而且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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