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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认为我的家庭教育，在当时党内高级干部中是非常良好的。父母首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以身作则的榜样，把很多好的作风带进了家庭。家里对我们的政治思想要求也很清楚，就是孩子一定要加入组织，沿着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这个路子走下去，没有其他考虑的余地。以至后来这几乎成为我对自己要求的一种本能了。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就是努力学习，就是思想、学习、身体都要好，做“三好学生”，有这么个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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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教很严，比如说不要特殊化、生活要简朴等等。这方面的家教，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近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说，我母亲1953年已经调到周总理办公室了，任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可通常我们不能同桌吃饭，这都有具体要求。不过，我们当时就喜欢在这种严苛的轨道上行走，也没有觉得处处受到拘束和限制。在生活上，我们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更不要说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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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我不具体知道别的高级干部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反正我们兄弟俩当时经常饿得前胸贴后背，平常吃市场供应的、发黑的红薯面。我们榆钱儿也吃，野菜也吃，连院子里的槐花也吃。记得有一天，我们无意中走进厨房，看见家里的阿姨偷偷熬了棒子面粥，自己在那儿大喝特喝。当时我们那个感觉，一是馋啊，二是愤怒啊。事后我们也狠狠告了一状，按现在的话，就是差点儿把阿姨炒鱿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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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那时有什么特殊的话，就是我父亲有个习惯，到一定时候会带着我和弟弟出门。比如那次带着我们去桂林，还有一次，曾跟着邓小平去南方考察的专列去过广东和海南岛。现在回头看，这对一个青少年确实是长见识，会看到学生在学校里看不到和不了解的东西，受益匪浅。所以，我能写出那一本《桂林游记》。我的作文中涉及一些非学生生活的内容，则多数是和这些活动相关的。比如跟着我母亲看了几遍《东方红》，就写了一些与此有关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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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浪子回头”之后，我的父母在学习上从来没有为我操过心。我也认识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爹妈着急呀，发愁啊。孩子就爱玩，不好好学习，不要求进步，没有上进心啊。这都是家长最发愁的事儿，在我们家里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我父母在这方面非常放手，一切都由我们自己来。他们不时地提醒一下，无非是要我们在学校里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千万不能有优越感。我那时候在高干子弟中也有点名气了，我父母在外面引以为豪的就是人家一开口就是：你那个儿子好啊！好学生啊，我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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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的另一个校风是崇尚俭朴，以奢侈为耻，四中不是一个干部子弟飞扬跋扈的地方。在四中，高干子弟们都很低调。穿衣服打补丁，对我们来说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在我的脑子里，从来觉得我们的同学都很好，不管他出身于什么家庭。大家的行为处事，根本看不出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的差别。对于这点，由于父母的教诲，我非常注意，经常提醒自己不能有任何优越感。我进入四中已经好几年了，有个同学问我：我最近听说你父亲是高干？我说，也算吧。我当时就怕人家知道我是高干子弟，认为你没本事，靠着门第跋扈。我的想法就是，只能靠自己的本事在四中拔尖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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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高干子弟中并不完全一样。我高中时，有个八一学校来的学生，他父亲是个少将。我们同学两年都快到高三了，有天他突然跟我说：“我听说，你爸爸的官儿比我爸爸还大！”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是从何说起啊。那时也有些干部子弟的等级观念比较强，可能比较注重这些方面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我们那时对自己的家庭和父母都不会对外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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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四中的传统中是不讲究门第世家的，这种风气没有市场。那时，刘少奇的孩子、林彪的孩子、陈云的孩子、陈毅的孩子、贺龙的孩子、徐向前的孩子、彭真家两兄弟、薄一波家三兄弟，这一时期都先后在这个学校里面上学。我初中和陈小鲁一个班，高中和薄熙永一个班。但没有感到谁因为他父亲的地位高，就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我现在回想，四中一直是这样的，四中没有那种比谁爸爸官大的氛围，这些中央领导的子女都很自觉。即使有谁想靠这个仗势欺人，也不会有人买他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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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中到高中我一直是学生干部，从班级做到校级。我做学生干部后，养成了一种乐于帮助同学的习惯。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要抽出时间帮助同学。包括政治思想上、学习上，甚至包括情绪上。班上还有一些从农村招来的学生，我还经常帮他们补课。我们在学生中提倡互相帮助，互相分享学习经验和体会。我本人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有学习竞赛，一比高低，非常强烈，但不是建立在互相封锁、提防的基础上。刘辉宣口述史中谈到的一些体会，说四中同学个人奋斗竞争，不互相帮助，可能是他们班的一种特殊情况。像我们班这个团支部很团结，我这个支部书记的地位到现在都还保持着影响力。同学们如今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大家对我还是有那么一点把我当成支部书记的心态。在班上，我和非干部子弟同学的交往，比干部子弟还密切，直到现在也是这样。这说明当时的一种理念。大家之间建立起来的是这样的一种平等关系，所以经年历久能一直维持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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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60年代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教育和接班人教育越来越浓烈，这些内容也对我们这代青年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前面讲了我父母的经历，我们这代人和他们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进入共产党这个队伍，方式就不一样。我们不是简单地被卷进来的，分析我们的行为特征，就不能说是一两天内形成的，而和长期接受的政治思想教育相关。我们和他们可能大体上是一个方向，但也有差别，我们有自己的行为特征、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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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还是这样看，在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脑子里，真的没有什么特权阶层的观念和追求，他们真心希望管理好这个国家，给人民带来利益。但是在思想认识上，他们不能不具有那个时代的局限和缺陷。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党内思想和斗争的动荡期。各种运动，除了少数的如“三反五反”，一路下来都是反右倾的党内斗争，主导着中国的发展。比如反右运动，也影响到党内。我的舅舅15岁入党，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他很小的时候曾被鬼子抓住，面对鬼子的刺刀眼睛都不眨。但他喜欢东说西说，提意见。结果叫人家给按住了，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真是很残酷的事，我母亲也没有办法。他后来被下放劳动，我母亲很关心他，也很同情他，但还不能表达出来，只能默默接受组织的处理。这也反映了他们那代人对组织的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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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我父亲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上了庐山。李锐的书里引了一批人的发言材料，我父亲也是发言者之一，当然是跟着毛主席的要求和调子去批判彭德怀的。在“文革”前，我们之间不会直接交流这些事情，到“文革”结束以后，父子之间才开始严肃深入地谈论政治问题了。现在回想起来，随着党内斗争一次次地愈演愈烈，很多人都不敢再说真话。像彭德怀，大家其实都明白是和毛主席意见不合，不是什么反党集团和路线斗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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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当时已经是党员了。罗瑞卿被揪出来批判时，我记得我的父母在家里议论了几句：一个说，罗瑞卿怎么这样对待主席呀？！另一个说，是啊！怎么能这样呢！他们当时确实被灌输被传达的就是罗瑞卿反党，毛主席对他这样信任，他怎么反对毛主席呢？我那时政治上还是模模糊糊的，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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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对党内高层的斗争和矛盾，可以说一无所知。一个是父母的组织纪律观念比较强，他们俩一个搞情报工作，一个在总理身边，因此非常非常的注意。和我们根本不谈这些，没有任何交流。所以我不像一些高干子弟那样，知道很多小道消息。另外，今天看，我觉得毛主席的思想，早期是经济浪漫主义，后期又加上政治浪漫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偏离了他所倡导并践行过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所以中国走了很多弯路。而我父母一代的思想也是在变化发展的，他们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是执行者，到后来是其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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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四六八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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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发生了所谓“四六八学潮”(1) 。那一次的事件，我不是发起人，也不是主力，而是参与者，是在特定情况下比较被动地卷进去了。那次学潮是我在高一的时候开始的，在高二的时候结束的。为首的主导者是当时高二年级、后来成为高三年级的几个学生。他们没有把我们纳入学潮的主体，但我们跟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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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从学生的类型上来说，我们和他们也不太一样。我在学校里，属于比较规范的优秀学生。学生运动，从来不是从我这种类型的学生开始的，而是由一些思想上更前卫、行为上更自由的学生发动的。当时四中领头的同学，大多比我高一年级，思想更加独立，比如邱会作的儿子邱晨光、刘澜波的儿子刘安东、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李井泉的儿子李新桅、宋之光的儿子宋扬之等人。这些人多数现在都成为我的好友。和他们比较，我那时对政治问题的思考能力不像他们那么强，不像他们那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是一个完全被家庭和学校共同塑造的、很习惯于接受规范制式教育的学生，我对学校对老师对校长有那么一种尊崇的感觉。但在那些同学看来，学校在他们眼里并不那么神圣。当时他们听到毛主席的一些说法，听到一些议论，所以就希望能够做些什么。我相信他们了解到了毛主席对教育改革的一些想法，这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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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他们中一些人就给党中央写了信，学潮就闹起来了。他们认为学校领导班子坏了、烂了，推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我认为，校领导最多是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不够紧，在政治思想领域“政治第一”贯彻得不够，还有就是毛主席批评的没有采取更生动的教学方法。我总体认为学校领导是有缺点甚至有错误的，但并不认为整个班子坏掉了，需要换掉他们。“四六八学潮”中，四中写信的几位同学觉得自己受到了压制。我则相反，不仅没觉得受压制，反而觉得很受重视或者说被推崇，是作为学校里好的典型来宣扬的。应该说这差别还是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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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点，我在学校里是有影响力的，而且不仅是在干部子弟里有影响，在四中，高一、高二的学生都知道孔丹是“三好学生”。当然，我这种“三好”在那些高年级同学那里，他们可能也不认可。学生们闹起来后，我跟他们也有过沟通。那些高年级同学对我的表现不大满意，我记得他们当时对我说：“你们对教育制度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吧，不能就这样墨守成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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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学校里还出过一件事。高中有一个叫曹小平的同学，当时很有名。他打乒乓球特棒，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我特佩服他的球技。他当时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两句话我还记得：“忠肝扶危主，侠胆济颠舟。”这诗被人逮住了，说“危主”是指蒋介石，“颠舟”是指台湾，这诗是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因此要把他定成反动学生。不知怎么一下子闹出这么大的事儿，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中学生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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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里，也出了件事。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周孝正，现在是人民大学的教授。大概是高一的下半学期，周孝正以思辨的方式提出了一些问题，共有21条，遭到了批判。由于时间久远，情况已记不太清楚了。前不久我们高三（5）班二十多个同学聚会，我特意提出这件事请大家共同回忆。大家七嘴八舌，大致经过是当时我们去南口劳动，有一位驻军坦克团的康股长给我们作报告，对此周孝正提出了一些问题。于是被康股长通报给我们四中的解校长，遂找了作为团支书的我关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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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周孝正自己回忆一下当时情况，聚会后他发给我的短信如下：“所谓二十一条，就是我上高中以后在政治课上所想的一些问题。比如：毛泽东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当时世界人口30亿，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人有三十亿分之一的个人主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对不对？无名英雄是否比有名英雄更伟大？学习董家耕，‘脚踩污泥，心怀祖国’和古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否有矛盾？当时，班上有人让我把问题写下来，我就把所想的问题写在一张家父记账纸的背面，可能有21个问题。我记不清了。”另一个同学鲁啸威，记得还有一条是：“共产主义者是目光远大的个人主义者。”现在谈起来，也就是些比较独立的思考，也比较肤浅的想法。但是，他把很多疑问提出来了。而在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那种环境下，他敢提出疑问也是有一点挑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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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我组织同学对他的“二十一”条进行了讨论和批判。我们是一条一条地逐条地批。他当时一下子顺嘴跑舌头的劲儿就上来了。我对他说：“你太过分了，怎么敢这么说话呢！”他这个人就这样，思想很活跃、很有个性，什么都敢说。同学们批得也很厉害，言辞激烈，但整体上，方式还是文明的，是辩论式的。不过，我们人多势众，引用党报言论，口气却是压制式的，直接给人家戴帽子，说这就是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家还挖了他的出身根源——小业主，其实小业主实在算不上什么剥削阶级范畴。本来大家都是班上的同学，我是团支部书记，没有必要那么较真儿。不过那次我们就较起真儿来了。那个时代，在政治上较真儿反而是自然的、正常的。大家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班正在开会批周孝正的“二十一”条，几位高年级同学冲进来，对周孝正施压，上纲上线。我作为主持者很快结束了班会，现在看这方式还是妥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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