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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八学潮”中，我们没有在班里把同学分成左、中、右，也没有以家庭出身来划分敌我友。我当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同学的思想工作，要他们找到自己错误思想的根源，与家庭划清界限。但其实，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班的班长叫黄汉文，地主家庭出身，跟我关系特别好。你说他身上有多少地主阶级的影响？但是还是得挖呀，这是阶级斗争观念啊！我们和高年级学生的另一个区别就是，我们处理这类问题还是注意维护同学间的关系，比较温和，没有把谁推到敌对的一边去。我们虽然批判周孝正的“二十一”条，同时还批判了一些老师的言论。这些批判，也只是说他们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没有认为他是反动的。我还和“四清”工作组组长李晨专门谈了周孝正的事，一致认定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要再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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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六中、八中的学生闹事后，引发了在中学里如何搞“四清”的问题。北京市委给四中派来了“四清”工作组。我印象中，工作组领导是市委文教部部长张文松和市教育局局长李晨，组员有杨滨、孙岩等。后来，杨滨留下来当了校长。工作组进驻后，张文松、李晨、杨滨、孙岩等都跟我谈过多次，跟我谈得比较多的是李晨和杨滨。他们四个人的谈话风格各有特点。李晨花白头发，给我印象非常好，觉得他很诚恳，作风做派也很朴实。他很痛切地告诉我：“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现在这种做法不行，一定要在有组织的前提下进行。”对此，我印象极深。张文松给我的感觉不大一样，他讲得都很原则，口气比较大，也比较重，可能是身份不一样吧。杨滨和孙岩则是以长辈阿姨的身份和我们谈话。孙岩和我谈了几次，说话慢悠悠的，很和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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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四清”工作组的工作方式，与“文革”当中被批判的所谓刘邓他们那种搞运动的做法是一样的。其实“四清”本身已经比较“左”了，但是它还比较遵循着党的工作传统。因为党在历史上，延安整风也好，之前的很多运动也好，都有“左”的错误，已经有些经验了。工作组认为高三的几位同学比较偏激，批评了他们。工作组认为我各方面的背景、在学校里的一贯表现、与校长老师的关系以及在学潮中的基本认识，都能够和他们配合。关键是认为我在学生中有影响力，他们需要学生骨干来贯彻执行工作组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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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高年级那些同学后来就说我是什么策略派，被招安了。后来还有人调侃，说我是投降派。总之，我在那些高年级同学心目中的形象应该是很负面的。他们那时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已经面临生死存亡了，而我任何时候都还在讲努力学习。他们认为四中是一个根子上执行修正主义的班子，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班子；而我的看法是四中有些做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但是整体是革命的。他们对工作组的基本态度是抵触的，认为我们没有顽强的斗争精神；而我认为工作组是党组织派来的，在行动上是必须配合的。不过，我思想上也有点矛盾，心里也有种被“招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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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作组觉得思想工作做得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市委召集我们这几个学校的学生干部和领头闹事的学生开了一次会。张文松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我们的革命热情和阶级斗争观念，也批评了我们，说我们应该按组织形式，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这种运动。我印象最深，而且令我很震撼的是那次万里的讲话。我当时心想万里只是个副市长嘛，没有想到万里讲得姿态很高而且十分严厉。我记得很清楚，他用山东口音说，今天开会，彭真同志委托我，代表中央书记处跟你们谈话。你们闹什么事？他接着把彭真抬了出来，说，彭真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开过会了，中央没人支持你们！你们都是乱来，胡来！我告诉你们，谁闹事都不行。你们别胡来，胡来我照样管你们！中央跟你们所有人的父母都打招呼了。回去和你们的爸爸妈妈讲，要好好学习，不准再闹事了。你们再闹的话，就把你们抓起来。我一听，当时就蒙了，本以为万里会说中央怎么支持我们呢，结果劈头盖脸把我们臭骂一通。真是厉害，把我们吓得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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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里虽说对我们很放手，但有些事情我回家还是要向父母汇报的。特别那次大会后，我不敢怠慢，回家就跟父母汇报了。他们说，你们要听话呀，一定要按组织要求办。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研究了四中、六中、八中的问题，万里讲的话确实是代表书记处的意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啊！他们还告诉我，彭真同志在书记处会上讲了话。他很强势，要求高级干部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乱来。所以，我父母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教育制度是有问题、有错误的，但不能用这种无政府的学潮方式搞。他们从理念上认为，不能自发地、脱离组织地去搞运动，党组织的领导是第一位的。这可以说是当时党内绝大多数干部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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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许多事情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步一步走下来的。从庐山会议，到和苏联搞翻，毛主席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他就推动着一种形式接着一种形式的运动。其中发动学生闹事，我看就是他推动的。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吗？这话说得多厉害呀！干部子弟无非还是得这个风气之先，我们不过要适应这个大势行事。“四六八学潮”就是高干子弟们尝试着把党的阶级斗争观念推向教育界，首当其冲的是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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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感觉，我们这些高干子弟在“文革”前和“文革”初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自己完全独立的、自觉的、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而仅仅是得了风气之先而已。毛主席的一些意向都表露出来了，作为学潮主力的那些同学，负责写信的那些同学，我想他们的一些做法都是对毛主席的言论、指示和其意向的呼应。但是呼应过头了，最起码没有呼应到中央的点上去。现在看，或许毛主席开始不一定知道，就被书记处很果断地压下去了；或许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但是他对此未必不同意。这其实和他在“文革”初期支持的红卫兵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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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场学潮给我留下的教训是反向的，就是运动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按组织上的部署来进行。这件事给我的深刻印象，直接影响到“文革”初期我对待红卫兵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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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六八学潮”指1965年“四清”运动中，以北京西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部分高级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所发起的一次学潮。这些学生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为：一是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二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三是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某种意义上，“四六八学潮”可以被视为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可参阅拙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的有关章节，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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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年轻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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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四六八学潮”中，我被确定为中学生党员的发展对象。四中党支部通知我：你可以作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学生党员，可能会考虑你。我记得，党支部还让我写了一些材料。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这个做法，在反右运动以后就停止了。这时重新恢复这个做法，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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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通过这次学潮，从上面讲开始重视中学生的政治动向了。在此之前，中学生发起政治性的学潮，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因此，北京市委着手于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这次学潮后，市委要求各个学校都要自上而下的、从正面搞“革命化教育”运动，目的是要争取主动权，以减少学生闹事的机会。二是通过发展在学生中有威信的中学生入党，通过这些学生党员来掌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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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代人中，我认为我们还属于比较理性的一批人。为什么说我们理性，人家就不理性？这是因为我们比较讲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两方面，一是依靠组织系统；二是把握政策。我们当时在“四六八学潮”中没有特别激进，只能说我们始终认为，运动要依靠组织，要讲政策。我一直觉得，我是党组织力图培养的这种学生领袖的不二人选。以至于出现了学潮那样的情况以后，发现我的思想更正统，更符合中央培养接班人的要求。也正因为这样，“四清”运动后，北京市1965年在中学里恢复发展党员，我就第一批入党了。我的入党，实际是作为中学“四清”运动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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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1日，我和师大女附中的佘靖两个人在西城区党校开的宣誓大会上发言，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我们是北京市第一批中学生党员，佘靖后来做了卫生部副部长。在我入党后，北京市委在各校的中学生里陆陆续续发展了一批党员。除了任小彬、宋克荒外，四中还有马凯、秦晓、李三友、赵黎明、刘东等，四中“文革”前就发展了这几个学生党员。马凯大我一年，后来留校做了政治老师。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这几个学生党员，主导了其后四中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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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入党时的发言稿里有“做党的驯服工具”一句。我当时想，都经过“四清”了，还简单地做驯服工具吗？于是，在定稿时我把这句话改为了“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我特意加上了“奋发有为的”修饰词，表示个人应当有一定的主动性。但是关键的还是驯服，这是少奇同志讲的。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再有作为，头一条你要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纪律。我觉得基本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是党的传统带来的，是出于我们党多年培养的传统和对是非的判别标准。我因此还得了点儿彩儿，领导表示修改得好，很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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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中央已经在青年学生中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特别是在中苏论战以后有一个系统的推动。我认为从宣传的角度，“九评”讲的培养接班人，是特别针对苏共的教训提出的。中央认为从苏共的演变看，他们背弃了原来斯大林的正确路线，也就是背叛了革命路线，所以要紧的问题就是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各行各业的所有领域。但接班人的问题，又特别侧重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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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毛主席这时已经觉察到他的一些想法在党内没有被认同，然后开始推动阶级斗争理论，推动培养接班人的部署，因为这涉及他的一些思想能不能得到贯彻和实现。从这样一个战略高度说，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接班人是有这么一个视角的，不是一般的广义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是有针对性的。像中央党校从中学毕业生中招收的青干班就说明党的组织部门、党的教育部门已经开始安排职业的干部，我们叫政工干部。在职业干部中，当时全国也选了几个典型，比如说山西的县委书记周明山，当时就很有名，是把他作为培养接班人的典范来宣传的。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党的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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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还应当包含着另一个层面的内容。我觉得那时我们党还没有排斥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包括我们读的一些名作，传统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还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比如脍炙人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等。旧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理念里，不乏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说，读书人要对这个社会承担起责任来，要在国家的大事业中去奉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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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广义、狭义，培养接班人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不是针对干部子弟的？我认为不是。当时培养接班人绝对是有针对性的培养，但不是完全针对高干子弟的。什么出身的人都有好的和差的。但是，我们党希望培养出一代代合格的接班人，这也极大地刺激了我们这代人的社会责任感或阶级责任感，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革命接班人。在培养接班人的氛围中，身为父母的许多高级干部，当然希望子女要传承自己的事业。但那个时候，这并不是做官的概念。有一些高干子弟也希望要接父辈的班，做职业革命家，比如去中央党校青干班。他们要求，应该把我们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培养，因此对现状也有不平的声音。但从另一方面讲，要说那时在学校里压制了干部子弟，我认为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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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中有一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这几乎成为了我当时的信条。我要做的就是要顽强地、努力地、耐心地和周围的人沟通交流。比如说，我们班有个将军的孩子，我们就批评他有“自来红”思想。他还真的很顽强，他说：“我就看不上咱们班的一些知识分子、地主出身的同学，要培养接班人就应该培养我这样的。”我就说他：“你不努力修养，就不符合接班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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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了多年的学生干部，但我当时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做官的概念，一门心思就是想考大学，没想过什么官啊、级别啊这类事情。我认为，高中毕业考大学是正路，选择不是哈军工就是清华。对哈军工，因为是国防建设，我把它看成是一种需要。那时感到要为国家建设出力，干军工，搞导弹、核武器什么的是最吸引人的。我认识的几个比我大几岁的老大哥、老大姐，大学毕业以后就去酒泉基地了。酒泉那时多艰苦啊，他们一待就好多年。当时如果组织需要，我也会当仁不让。比较常规的情况下，“文革”前四中的学生强调的是要有很好的学习成绩，顺着建设祖国的这个路子，要投考的方向就是清华大学。从个人意向上，我们这些人首选的都是清华的理工科，北大都不会放在第一位的。当时清华号称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原来是说工程师的摇篮，“文革”前还加上了一个“红色”。如果没有“文革”，应该说这就会是我大致的人生轨迹。考清华，这里面也有一点点自负吧，那时四中每年就有四十多个考取清华、四十多个考取北大的学生吧。我们引为楷模的一些四中学长，一路考取了清华的，像陈元、乔宗淮等；一路考取了哈军工的，像俞正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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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1965年暑假期间，我和孔栋与一批干部子弟去北京公安总队下连当兵。其中有刘源、董良翮等国家领导人的子弟。其后我还写了一篇作文《两枝枪》，被选登在1965年10月的《中学生》杂志上。下面将《两枝枪》、《油垢》、《苦与甜》、《永远是战士》四篇当年的日记片段抄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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